作者：金艳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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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春夏之交的那个黑色的凌晨，很多父亲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女。十五年来，他们生活在心灵的暗夜里。儿女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人生的寄托，我不敢想象这些生活在心灵暗夜里的父母，他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每一个凌晨的。

这种暗夜的体验我也有，1992年的5月27日，我的丈夫刘京生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颠覆政府的罪名拘捕，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人生的暗夜，而这段暗夜的人生中，使我心力交瘁的不仅是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儿子。

那一年，我的儿子刘晓光才九岁。父亲被抓，在他的心灵上引起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纯真、活泼的他就是从那一刻起，变得郁郁寡欢，小小的年龄就开始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开始疏远自己的小伙伴，疏远自己曾经熟悉和热爱的生存环境。我一方面为刘京生担忧，一方面为儿子焦虑，刘京生要走自己的路，我不能阻拦，但是，儿子未来的路怎么办，我必须要承担责任。刘晓光的情绪反映在日常的行为中，他开始疏远小伙伴，开始和老师作对，性格逐步向反叛变化。我很担心，在这种心态中成长的我的儿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开始不断地给他转学，让他在现实中和心理上开始逃避那种暗夜，逃避到没人知道我们的家庭，没人知道我们的过去的地方。直至把他送到距离北京几百里之遥的河北省一个县城的学校去读书。坦率地说，那段日子，儿子几乎成为我的心病，成为我人生唯一的目标。

就在那段日子里，我认识了丁子霖教授，开始知道了"天安门母亲”。我当然知道，当年那个黑色的夜里发生的惨烈事件，当然理解那些学生的热血给他们父母心灵留下的创伤，但是，我还是无法想象一个失去儿女的母亲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对儿子的呵护使我备感疲惫，而失去儿女的母亲的心灵怎样承受这样的创痛？

在与丁教授的接触中，我渐渐地理解，天安门母亲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对他们的儿女的怀念和纪念。十几年来，她们不懈地搜寻失踪、死亡的人名单，详细地记录每一个失踪、死亡的生命的经过，她们是在记录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痛，在记录人类历史的罪恶。在她们暗夜的心灵中，燃烧著熊熊的烈火，那火是她们的精神支柱，是她们的人生目标，她们在用自己儿女的血警醒世人，昭告全世界──专制的罪恶不能够重演。

我曾经看到过她们搜集的那个滴血的名单，我当时甚至感到一阵晕眩，我理解那每一个字对这些看去苍老、疲惫、憔悴的母亲意味著什么，对她们来说，那一个个的方块字，就是长安街曳空的流弹、叫嚣的呼喊、淌血的躯体。每一次看到这些方块字对她们的心理承受力都是一种考验。如果没有一个远大的信念，没有一个理想的支撑，这些无助的母亲不可能坚持她们的工作。与那个代表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相比，她们的心灵是坦荡的，她们的行为是磊落的，尤其当我听说她们甚至也详细地记录每一个失踪死亡的军人的名单和经过，我对她们产生由衷的敬仰，她们比那个政权高大的多。那些"共和国卫士”，在为政府充当了炮灰后，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政府永远地封存在他们的"档案库”里，政府希望世人永远地把他们忘记。但是，"天安门母亲”要让人们记住他们，记住那个凌晨，同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在一个嗜血的政权的驱使下进行的自身的残杀。这种残杀是全球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那些所谓的"共和国卫士”和那些所谓的"暴徒”，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是母亲的儿子和女儿。那一个个的名字，不仅使他们的母亲的心头永远滴血，也使一个国家永远为此蒙羞。

从那时起，我的视线从自己的儿子身上开始看得更远，看到了更多的儿子，看得更深刻。儿子的未来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曾经不希望儿子接触政治，因为，在这个专制的国家里，专制政治就是绞肉机，它绞杀的不仅是人的肉体还有人的心灵，我曾经刻意让儿子远离政治，但是，这个国家似乎不想放过我们每一个母亲的子女，他开动国家机器，动用国家一切资源，不惜代价地向我们的子女灌输他们的政治。我承认，我没有政治抱负，我无力去抗衡一个专制的政权，但是，我要努力保护我的孩子不接受他们的宣传，不让我们的孩子再去接受他们的洗脑，成为这个政权继续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炮灰和靶子。

十五年后，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开始慢慢让他知道十五年前的事，让他明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成长是如此的艰难。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一样，要经过多少的暗夜经历，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永远都不能放弃对阳光的追求。我又开始让儿子接触倡导民主反对专制的理念和思想。在我的鼓励下，他写下了对自己童年时暗夜感受的回忆文章。他庆幸自己没有因为那段暗夜的经历，而在心灵上留下太重的创伤，在母亲和叔叔伯伯阿姨的呵护下终于走进人生的阳光。但是，那暗夜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也不会。在追求阳光的历程中，我们决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女流血，也不希望再有别的母亲的儿子去充当专制政权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