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周锋锁是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六四后是首批被通辑的学生领袖。因六四入狱一年后，在美国压力下，被释放，后来美， 多年在海外致力于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六四14周年前夕，他接受了大纪元记者采访，以下为访谈纪要。
周锋锁表示六四的三大主题是新闻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他说："事实上学生所提出的直接对话、实况转播这些具体要求，从来没有实现过。电视上播放的对话都是经过反复地剪辑。你想，仅仅直播，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讨论国家问题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共产党就感到如此恐惧，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于在黑暗中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知道黑幕一旦被有勇气的中国人民说真话而揭穿，他们就不再有容身之地。”
*六四的动机和三大主题
我(周锋锁，下同)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能够参与89年在北京发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能够有机会为国家的改变尽自己的努力，一直感到非常庆幸。当时所有的学生的想法都是一样的。那会最流行的说法是"这会还不去，你还是个人吗？”
这场始于学生的民主运动之所以后来发展成全民性的运动，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大家都强烈的感到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新闻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这三大主题在当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从运动的一开始就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的声音，所以不管对参与运动的学生，社会各界人士，还是对运动的本身，他们都尽了各种努力，编造了很多谎言来进行丑化污蔑，从而为他们的政权制造合法性。”
从1989年到今天，十四年来他们制造的谎言非常多，关于六四最具欺骗性的两大谎言是：第一：共产党说学生不知道他们要什么。学生只有爱国热情，被人操纵。第二，共产党声称政府一直在忍让，而学生是得寸进尺。”
*我们的要求："不再说假话”
89民运中学生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那时候有《世界经济导报》、《读书》、《新观察》等等杂志，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世界经济导报》开展的关于球籍问题的讨论，使得象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人民可以作的选择，中国公民应该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权利等等这类问题已经广泛地深入人心。所以从运动的一开始，知识界就希望通过与政府对话，协商要求立法保护新闻自由，使其成为渐进地推动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当时的媒体包括《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以及《人民日报》等的记者纷纷加入游行，他们打出的被大家谈论最多的横幅之一是"不再说假话”。就凭这一横幅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些从业于媒体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统治下几十年，一直都在说假话，而他们的良心和公民责任却是那么迫切的需要讲真话。当时北大办的《新闻自由导报》，还有我们在广?斓墓悴サ缣ǎ彩浅鲇谝桓鐾康模褪且杂杀泶镒约旱纳簦蛭馐侵泄街凉刂匾囊换贰?
为此我们要求与政府直接对话并且把对话向大众直播。于是便有了三次所谓的对话。最早是袁木找了几个代表官方的团委、学生会头头，和他们搞了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对话。当清华大学"代表”的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他的铺盖立刻被同学从楼上扔了下去。你想这样的人能代表学生吗？第二次是严明复搞的，第三次就是李鹏。并且这三次"对话”都是经过了反复的剪辑，没有一个是实况直播的。在这么反复造假后，很多人可能误解说共产党已经对话了。其实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让步，而一直在说你们学生不听话，受坏人操纵。
事实上学生所提出的新闻自由，直接对话、实况转播这些具体要求，从来没有，也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替换政府的企图或者所谓的"共产党内部斗争”，跟那些根本就毫无关系。是共产党一开始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付学生，迫使我们不得不一步一步走下去，从在校园里探讨到走出学校游行，从游行到要求对话，最后只能采取绝食。
*"沟通”背后的屠刀
学生自发的对民主自由的要求让共产党中间极端反对民主的这些人感到恐惧。4月22号胡耀邦的追悼会上，北京有近十万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向国家领导递交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很简单，其中最重要的诉求是开放新闻自由，公布高官的财产，清除腐败。当然还有现在看来比较琐碎的要求，比如提高教师待遇等。当时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包括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等都在，他们都看到学生在外面干什么。整个过程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和平、冷静，配合，但几个小时下来，没有一个领导人出来说过一句话，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政府在努力和学生沟通。”
追悼会结束后，军警开始冲击学生，学生保持了很好的克制。当时我在场，我不是学生领袖，只是觉得我应该站在前面。在政府不接请愿书反而动用军警的情形下，我们作出的一致决定是：回校罢课！当时在场有近十万学生，场面乱哄哄的，奇怪的是大家好像对于"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都有一个整体的共识，表现得有理有节。
4月24号下午，学生还在学校罢课的时候，邓小平讲了话，这个讲话后来传达到北京的全体党员。在那次讲话中他说，"学生是中国进步的阻力。不要怕流血，二十万学生怕甚么？我有三百万军队！”那时离5月13号开始绝食还有20天，离戒严还有将一个月的时间。据后来中共官方陆续披露的消息，北京戒严动用了十四个军，五十万兵力。这五十万大军不可能在5月29号当天才到达北京的。很显然，六四的屠杀已经早有预谋，可以想见，从胡耀邦追悼会到北京戒严这段期间不管学生怎么和平，怎么表示拥护共产党，表示支持宪法，其实屠刀已经举起，而且已经决定要砍下了。
4月26日共产党发表四．二六社论，宣布4月22日学生的举动是有反革命背景的动乱。社论播出时，很多北京人除了愤怒之外，感觉脖子凉飕飕的。共产党对学生的杀机、疯狂镇压的恶毒决心在那会就全部表现无遗了。
邓小平的讲话很快就经由各种途径传到了校园。紧接著北京开始腾空监狱，要求医院做好打仗流血的准备。因为一直以来所受的共产党教育都是子弟兵爱人民，我当时真的无法相信有一天这些人民的子弟兵会向日本鬼子那样开进北京。
事实上一直到6月3号镇压的前一刻，我都很难想象几十万军队在首都屠杀学生的事情竟然能够发生。(
「死了那么多 亏他们还能撒这样的谎」
对许多未曾亲历十四年前那场震惊中外大屠杀的人来说，很难想像事情的经过如何的血淋淋。一名多伦多北部的居民、原北京市民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十四年前的今天所经历的事情。提到六四，几秒钟前兴高采烈的他，马上声音哽咽，告诉我每当他想起六四的经历，总忍不住想大哭一场......
六月三日早晨，我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昨天军车把人给撞死了。我向老板请了假，10点多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广播说，西门冲出一千军人清场。我过去一看，军人都穿著白衬衣、绿裤头，其中很多人身上有那种带有长长天线的步话机。
这时广播再响，说在六部口截到军车，里面全是武器。我和朋友赶紧过去看。那是一辆被学生截住的军车，车上全是步枪和棍子。车上的军人跑掉了，学生们就在那里做武器展览。我后来拿著一枝枪站在车顶上向围观的几百人展示。这时从中南海西门打出催泪瓦斯，我们的眼睛、鼻子、嗓子都呛得特别难受。几百个军人拿著警棍冲了出来，见人就打。警棍上有血。我从车顶跳下来，跟著人群跑。鞋子都跑断了。一个德国电视台记者在拍枪的特写，他背著沉重的摄像机跑得不快，后背挨了好几棍。我们跑到向南的胡同的时候，他把上衣脱下，让助手拍他背后的伤。
回到我在政法大学附近的家，父母看到我被催泪瓦斯勋得红肿的眼睛，非常紧张。广播里在一遍遍播放通知，不让出门。
晚上9点，我的一名大学同学到我家找到我，我们就一起出了门。路上，先遇到一队政法大学的学生，接著，又碰上北航的学生。我们一起往天安门方向走。还没到复兴门，就看见两辆平板车往回开，上面有头被打破、身上是血的受伤者。
晚上11点，我们到了复兴门，看见红的、绿的信号弹。军车发疯似地往人群里冲，向天安门方向行驶。这时听到枪响了，我们都以为是橡皮子弹，可是看见有人随著枪声倒下。接著，站在我身边的人也中弹了，打在脚上，我们抬著他往回走，放到板车上。
当时特别害怕，也特别恨，有一种要跟他们拼的感觉。
后来我们来到了长安街。这时木樨地方向开枪了，我们一边唱著歌，一边往复兴门立交桥下撤。
军人上桥了，听到歌声，就打过来一嗖子弹，马上就有人中弹。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把一个中弹受伤的学生模样的男子背在背上就跑。他在我背上痛苦地呻吟。跑了有一百多米吧，过来了一辆板车，别人就把他接过去放在板车上拉走。
我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喘气。心里惦记著不知伤者是死是活。他一定伤得很重，我的白衬衣有一半是红色的血迹，蓝色的裤子也有一只裤腿因浸泡进血而变成黑色。这时一名骑自行车的人路过，起先他还以为是我受伤。他要到人民医院拍照，我就坐著他的车来到了人民医院。
急诊室的过道上挤满了人，能看到几十人。地上有坐著、躺著的伤员，呻吟声不断，陆续有受伤的人被抬进来，来来往往的护士特别紧张。
我们又来到了西单。
在电报大楼西边的胡同里，我看到两个被打死的男子躺在地上。
我们二百人左右聚在路口一直到六月四日凌晨四点。这中间，有些军车、装甲车开著枪从我们身边开过去。这时天安门广场那边枪声很密集。我们这边只要一打枪，就肯定有人倒下。
看到他们这么杀人，我觉得已经没希望了，就往家里走。母亲处理了我那件有一半是血的上衣。
清晨六点，我在我们家附近看到一辆平板车上拉过来一母女，小女孩六岁左右，穿著连衣裙，身上中了三、四枪，已经死了；她妈妈抱著她，整个都傻了。
我很担心那位昨晚和我一起出去的同学的安危，就上他家找他。他还活著，头上缠著白色的绷带。他被军人用石头打的，有点脑震荡。他惊魂未定地告诉我自己刚捡回了一条命。他在宣武医院包扎后，头上的绷带太显眼了，经过西单时，军人看到他了，追著他开枪，有一枚子弹从他骑的自行车后挡板穿进去，打在两腿间的自行车横梁上。若慎微偏一丁点，后果不堪设想。
那天，我在政法大学看到四具尸体。其中之一是子弹从眉毛处打进去，因为用的是开花弹，整个的后面大半个脑袋都不见了；还有一个是被装甲车从身上压过去，半个身子都没了......看到这些，我腿都软了。
后来中国电视、广播里说的那些，北京都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当时是怎样的。死了那么多人，亏他们还能撒这样的谎。
我的一名朋友是从坦克轮子下逃出来的，他在六四期间写了许多文章，印了一本叫<<铁流>>的杂志在清华、北大发给学生，90年他被捕，后来以反革命罪判了十一年。六四过去十多年后他才服满这十一年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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