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

朋友你好：

得知你对拙文《蒋彦永案没有政治秘密》一文的批评一直很不安。你特别谈到："我不理解不寐为什么不鼓励‘蒋彦永先生是民族圣人与民族良知’、‘蒋彦永先生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这样的赞扬”；你的观点是："当前首先应该对当局反对和迫害的人给予歌颂而不是相反，因为在中国，被迫害者得到的歌颂还是太少了。”由于最近半个月来我在温州地区"大学生夏令营”证道，一直没有时间就这个问题很你交流，希望能在这封信中简单解释一下我的真实立场--我一直以为，书面讨论比口头讨论更符合理性规则。

根据人们以及你对我的了解，没有人会怀疑我支持蒋彦永先生的正义行动的立场。而拙文主要篇幅同样是以"歌颂”蒋先生为基调的，其中"提示”蒋案对江湖之争不同的政治果效，在一定意义上包含了我们"促使权争向有利于释放蒋先生这个方向转变”的共同苦心。我们的分歧可能仅仅在于：在一个堕落的时代，该如何理解对社会担当的道义评价问题。感谢神，你也是是主内弟兄，因此下面的讨论就不会遇到太大的误解和拦阻。

我的基本观点是：沉默有罪，而说话无功。事实上既然我们一致赞同沉默是有罪的，那么在逻辑上就很清楚：说话仅仅是为了免除罪，而免除罪的努力仅仅是在道义尽了本份，而不应被当作值得夸耀的功劳。如果说话有功，那么沉默就没有罪，而是一种"正常现象”了。

关于沉默有罪的问题，世俗政治正义给出的答案是一个黑铁法则："--否则，同样的不幸或灾难也会落到你的头上。”这一答案在蒋先生身上就已经宣告了无效。毫无疑问，蒋先生可以通过政治搭便车逃避这个黑铁法则，因此他可以不说话并保全自己。但他说了，这种社会担当完全出于一种先验的良心自觉，他根据的是一种不以利益盘算为依据的"黄金法则”：说真话是尽本份--否则会有良心上的痛苦。这一选择不指向荣耀，而指向自赎。

圣经真理关于"沉默有罪”的根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积极角度来说，面对他人的苦难和社会不公要主动去帮助，知善不为就是罪（雅4：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第二，从消极角度来说，面对罪恶不责备、不揭露、不制止，不抵抗，也是罪，或者说知恶不语也是罪（结3：16-21）。罪的普遍状态或人的完全败坏使保罗宣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罗3：10）。你我都自以为自己在这背谬的世代有所担当，但事实上我们已经担当的和我们应该担当的相距实在太远了--东离西有多远，这种差距就有多远。我们的懦弱和自私，往往使我们诉诸理性算计，经过盘算和审时度势之后，才敢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在"适当时机”进行抵抗。而一旦压力来了，又不免说谎，重新犯罪。谁能做到在任何事情上，特别是当代一些大事大非上一直"担当”呢？反右的时候你在哪里？大饥荒的时候你在哪里？林昭被枪杀的时候你在哪里？"六四”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天安门自焚的时候你在哪里？胡佳献花的时候你在哪里？即使对于"天安门自焚者”及其信仰团体来说，上述追问同样是有效的--现在你受逼迫，你开始起来谴责对人权的迫害，当初发生那些惨案的时候，你为什么象以东人一样闭口不言甚至幸灾乐祸呢？因此，受难不能代表无罪，担当也不能代表荣耀。连先知都不免软弱和逃遁，我们又何以能为自己"迟到的正义”或"有选择的抵挡”而沾沾自义？

如果我们诚实地看到自己在真理面前绝对的亏欠，一点努力和担当连救赎都不能相抵，又怎么能接受人的歌颂呢？罪人的社会担当仅仅是在尽本份而已，他在挽回人作为上帝之子本应有的圣洁和公义。路加福音讲道："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作的’”（17：7-10）。我们本是真理的仆人，说真话仅仅是我们尽仆人的本份而已--何况我们当说的和已说的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呢？

你可能会说：你的标准太高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太低了。诺贝尔和平奖没有给中国人，有人不平--但是否应该反省一下：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与国际社会道德底线的差距。我们这里的底线已经降低到普世伦理之下，而坚守常识都成为道德英雄了。这种可悲的处境使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矮化现象，而个人的操守（包括我本人）因为缺乏信仰约束也远离"国际标准”。一种老掉牙的辩护是：中国的压迫是最残酷的。想想苏联东欧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就能知道，这一辩护是一个可耻的谎言；而中国压制的残酷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国人及其精英懦弱和狡猾赢得的惩罚。面对这种道德矮化的现象，人民和国际社会愿意向难得一见的任何道德努力致敬或给予政治上的鼓励，这一点既令人感动，也令人羞愧。举例说，中国社会充满了双目失明的人，突然有人用一只眼睛来看世界了，于是舆论誉之为"目光如炬”，开始将之奉为道德圣人或文化巨人；而真正的普世标准是睁开双眼，我们的差距还大着呢！90 年代以来，半吊子自由一度垄断了自由主义的道德至高点，网络自由出现以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过去中国的道德标准实在太低了。现在，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呢？名人是一种恩赐，但它不意味着更大的资本而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换句话说，越是名人，在道德担当上越有本份上的负担，你的担当越是你的本份。

朋友，有一点我和你的看法有不同：被迫害者或担当者得到的歌颂不是太少了，而是过于他们该担当的。由于人的各种局限性，还存在一些"名不副实”的歌颂，而沉陷在黑暗中的真正担当者却听不到掌声。

我完全明白我的"标新立异”意味着什么。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要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的那个"阵营”，仅仅愿意接受歌颂，仅仅要"一致对外”，"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那我们追求的是利益呢，还是真理呢？我们和我们所谴责的力量又有什么不同呢？

蒋先生的壮举是令人尊重的。耶和华对以利亚的催促更令人警醒："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王上19：18-21）

2004年8月5日星期四

(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