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末君桀的残暴与地震

夏朝末朝，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帝癸三十年，瞿山崩。”(均见于《竹书纪年》)

帝癸又名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君王。这时夏朝已是危机四伏，但夏桀穷奢极欲。据《竹书纪年》记载，他"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还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日夜饮酒作乐。据说酒池修造得很大，可以航船，醉而溺死的事情时常发生，干尽荒唐无稽之事。民众的生活则十分困苦，每年的收成难得温饱，更无兼年之食，每遇天灾则妻离子散。臣民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说：你几时灭亡，我情愿与你一起灭亡。

桀性情暴躁嗜杀。大夫关龙逢劝柬桀效法先王，像始祖大禹一样节俭爱民，以长久享国；若是像眼下达样挥霍无度，任意杀人，会亡国的。桀对这样的忠言不仅不听，反而将关龙逢杀害，并警告朝臣们说，今后再象关龙逢这样来进言，一律杀头。于是贤臣绝迹，劝谏消失，桀愈加骄横。

就在这种情形下，夏王朝星陨地震，河水断流。商汤见夏桀已是天谴众离，遂顺天意起兵伐桀。桀死，夏亡。天灾是上天对人不遵循天理的警告与惩罚。夏桀多行不义而天亡之。

商朝末君纣的暴虐与地震

帝辛是商朝最后一位国君，就是纣王。纣王生活荒淫，喜欢酗酒玩乐。他修建离宫别馆，又作"酒池肉林”，日夜和他宠爱的妃子妲己以及一些贵族幸臣在这些娱乐场所饮酒取乐。

帝辛不仅奢侈腐化，而且行为暴虐。他用"炮烙之刑”杀人取乐。又杀比干、醢鬼侯、脯鄂侯。因此，商朝末年，殷纣王已处于众叛亲离的局面之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次地震。《竹书纪年》载："帝辛四十三年春……峣山崩。”地震加速了商王朝的崩溃。史籍在解释地震原因时说："纣王无道，故峣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周灭商，纣王自焚而死。商纣王重蹈了六百多年前夏桀的覆辙。

西周末君幽王的昏聩与地震

周宣王末年的旱灾，一直持续到幽王上台继位时。这时，持续的旱灾已使西周处于危难之际。可是，这位注定要当亡国之君的幽王刚愎自用，听不得逆耳忠言；时常耽于声色，对国事不闻不问。一场更大的天灾——地震发生了。周幽王二年（前780 年），镐京发生大地震，泾水、渭水、洛水三川震动。源塞流竭，歧山崩塌。太史伯阳甫认为这是阴阳二气失序、周朝即将亡国的征兆。但幽王依然如故，不理政事。史书所讲的"烽火戏诸侯” 讲的就是幽王下令点燃烽火，以国家信誉为注，为博褒姒一笑的故事。

此后，西周还出现了一些异常气候和自然现象。《竹书纪年》载："幽王三年冬，大震电。四年夏六月，陨霜。”这里所记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冬暖夏寒的异常气候。冬暖则害虫多，夏寒则伤庄稼。 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西周的政治、经济危机。加上周幽王的昏庸荒淫和倒行逆施，公元前771年，申候联合犬戎，攻下了四周首都镐京，杀死了幽王，宣告了西周的灭亡。

4. 瘟疫

被瘟疫灭亡的罗马帝国

公元165年，罗马帝国流行天花，大约1/4的人口死去。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瘟疫，"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估计死亡率达40%以上。

公元6世纪麻风病传到欧洲，欧洲人对付麻风病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将病人关进麻风院隔离起来。13世纪的时候欧洲共有19000多个麻风院。公元542年鼠疫爆发于地中海地区，并持续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称的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14～17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

被瘟疫灭亡的玛雅帝国

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

适宜于被人类豢养的家畜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美洲的原住民在欧洲人来到新大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马。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的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的麻疹，1546年的斑疹伤寒、1558-1559年的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

被瘟疫灭亡的明朝

每个朝代的末期，往往是昏君当政，天灾人祸频增，兵乱四起，内外交困。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同年，在太原府（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区通州、昌平州等地的疫情也很严重。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一片悲惨凄惶。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