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名字原来不叫商鞅，他是卫国庶孽公子。庶孽公子就是卫国国君的妃子的儿子，而不是正妻的儿子。因为他是在卫国，所以说大家就叫他卫鞅。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公孙鞅，公孙是姓。在周朝的时候，诸侯的儿子叫公子，诸侯的孙子叫公孙。所以公孙这个姓，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者说爵位的象征，后来才变成了一个姓，所以卫鞅也叫公孙鞅。

公孙鞅从小就特别喜欢刑名之学，但是他觉得卫国太小，不足以展示他的才华，所以就离开了卫国到了魏国，就是魏文侯所在的魏国。

我对卫鞅的评价相当地负面，就像我对法家的评价非常负面一样。他专横独行、刻薄寡恩、不知进退、作茧自缚，最后不得善终，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不仅是我说他刻薄寡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也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卫鞅出生于公元前395年，就是魏文侯去世的第二年。魏文侯去世之后，太子击即位，就是魏武侯。魏武侯一共在位26年,薨了以后呢，因为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魏国的两个公子魏罃和魏缓争立，都想争国君位置，二人间就发生了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差一点让魏国亡了国。后来魏罃胜出，就是后来的魏惠文王。孟子管他叫梁惠王，因为他在位期间，把魏国的都城从安邑（现在的山西省夏县）迁到了大梁（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他一共在位50年。按照《史记》的说法，他一共在位38年，但是根据别人的考订，他一共是在位50年。他对魏国的影响非常大，魏国的衰弱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魏惠文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做公叔痤，是他的相。卫鞅到了魏国后，首先投奔在公叔痤的门下。公叔痤认命卫鞅为中庶子。所谓中庶子，就是负责卿大夫的庶子教育的。由于卫鞅经常负责他儿子的教育，所以就跟公叔痤有很多的接触。卫鞅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经常很有预见性，公叔痤就认为卫鞅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后来公叔痤病了，非常重。魏惠文王就亲自到他家里去探视，坐在他的床头，流着眼泪问他，说您如果一旦一病不起，我应该把国政托付给谁？公叔痤就说，我有一个中庶子叫卫鞅，人虽然很年轻，但是非常有才华，我希望您可以把整个魏国的国政都委托给他，就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交由他来处理。当时魏惠文王就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紧接着跟了一句说，如果你不能用他，请一定把他杀掉。魏惠文王就说了一个字“诺”。“诺”就是“是”。

魏惠文王离开公叔痤的时候说，哎呀相国已经病得糊涂了，先让我把一个国家托付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而且是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他；然后又告诉我说，如果不能给他就把他杀掉，他实在是逻辑已经非常混乱了。然后他摇头叹气走掉了。

在魏惠文王离开后，公叔痤就把卫鞅叫到他的床前说，我刚才跟国君讲，请他用你，但是如果不用你，就要杀掉你。公叔痤说，因为我做一个大臣，应该是以国家为重，应该是以国君为重，所以我先跟国君讲，但是我觉得国君不会用你，而很可能会杀掉你。所以作为朋友，我劝你赶快离开我。

卫鞅听了之后就说，如果国君不听你的话而使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而杀掉我，因为他还认识不到我的能量。

公叔痤为什么跟魏王那么讲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他当然不希望魏王杀掉卫鞅，他只是想用一个极端性的说法给魏王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公孙鞅如果帮助你，他可以把魏国弄得非常富强；但是如果他要祸害你，他也可以给你祸害得很惨。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让他帮助你，那千万不能够让他祸害你，就要把他杀掉，但是魏惠文王没有听他的。

过一段时间，公叔痤就病死了。之后又有一个魏国的公子叫公子卬，也推荐卫鞅，结果魏王还是不用。

这个时候，卫鞅就觉得在魏国已经混不下去了。也就在这时候呢，他看到了秦孝公的榜文。他知道如果谁到了秦国，帮助秦国实现富国强兵，不但有一场天大的富贵，还会有一块非常大的封地，所以卫鞅就离开了魏国，到达了秦国。

一般来讲，他到秦国之后应该是找那些负责颁布公告的人，说我是看到了告示才来的，我应该怎么样能够见到秦王；或者说去找管外交和接待工作的人。但是卫鞅没有，他去投奔了孝公手下一个受宠信的宦官景监，就到了景监的家里，请求景监推荐他。景监把卫鞅推荐给秦孝公。秦孝公和卫鞅之间的谈话一共有四次，前三次谈话可以说是非常不愉快的。

卫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的时候，就给秦孝公说了一大套东西，秦孝公的反应是什么呢？《史记‧商君列传》中是这样写的，“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意思就是说，卫鞅念念叨叨的，跟孝公说了很长时间，孝公听了就睡着了，等醒来之后发现卫鞅还再说，听了一会儿他又睡着了，等醒来之后发现卫殃还再说，所以就“时时睡”，一会儿就睡过去，一会儿就睡过去。可见卫鞅讲话，非常没有吸引力，让人昏昏欲睡。

但是秦孝公脾气很好，他虽然时时睡，但是等到卫鞅讲完话之后，就让卫鞅走掉了。这如果是朱元璋就得把卫鞅打一顿的。孝公等卫鞅走了以后跟景监说，你推荐的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说一些没有任何用处的空话的人，叫做“妄人”。孝公说你怎么能推荐这样的一个人给我呢？孝公就很不高兴。

景监回到家里就责备卫殃说，你怎么能跟国君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呢？卫鞅说，我害怕他的志向太大，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些如何做帝的道理，所谓“帝”就是伏羲、神农、尧、舜等，在讲这些人是怎么治理国家的，孝公听不进去。

卫鞅说我还有第二套方案，第一套话他没听进去没关系，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景监脾气很好，又去跟秦孝公讲，说我的客人的话还没有说完，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秦孝公又答应了。

第二次把卫鞅叫到宫里，卫鞅开始讲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讲的是大禹王、商汤王和周武王，是怎么样治理国家的，讲的全是王道。结果秦孝公又听不进去，所以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回来又责备商鞅。

商鞅说，哎呀，看来孝公的志向不怎么样嘛！我第一次给他讲做帝，像尧舜一样他不听；第二次我给他讲怎么样做王，像成汤周武一样，他也不听。那么好，我还有第三套方案，我教他怎么去称霸。景监说您先歇会儿吧，我不敢再去跟孝公讲，因为孝公很不高兴了。

后来有一天，秦孝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放下筷子说，人生在世，如飞鸿过隙，就像一只鸟从门缝外飞过去一样，转眼就过去，我已经挂榜招贤很长时间了，怎么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大贤呢？

其实秦孝公不懂一个道理，大圣大贤是旷世难遇的，他才挂了几个月的榜。这个时候，景监趁机又讲，说我的客人商鞅一共有三种不同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帝、王、伯。他第一次跟你讲的是怎么做帝，第二次讲怎么做王，他说他还有一套怎么称霸的办法。

孝公一听就来精神了，说我再见他一次。第三次，卫鞅就和秦孝公讲当年的春秋五霸是怎么称霸的。这一次秦孝公听进去了，但是仍然没有感到那么兴奋，就没有觉得卫鞅有什么话可以一下子就解决秦国问题的。

但是等到卫鞅走了以后，孝公跟景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一次你的客人讲得话让我觉得可以和他再谈一谈。于是景监回来把话转达给卫鞅，卫鞅说，我终于知道国君想听什么话了。

于是卫鞅第四次又去见孝公，这一次就讲的全都是富国强兵的霸道。其实你说卫鞅知道不知道秦孝公不想听帝道和王道呢？他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就是为了在孝公面前，把帝、王二道说得非常恶心，非常令人生厌，非常令人昏昏欲睡，这样好断了秦孝公想去做帝、王的念头。

这个话不是我这样讲，司马迁在作《商君列传》最后的评价商鞅的时候，司马迁也说，当时卫鞅讲的那些帝、王之道啊“非其质也”，就是并不是他的本心。而当这一次，卫鞅在给秦孝公讲起来如何富国强兵的时候，秦孝公的反应是什么呢？“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就是秦孝公不断把他坐的那个席子，往卫鞅的身边凑，一直跟卫鞅连续谈了好几天都没有感到厌倦。这一下子，卫鞅就摸到了秦孝公的脉。

卫鞅跟秦孝公谈了什么东西，《史记》上是没有记载的，但是我想应该就是在《商君书》中的思想。《商君书》是商鞅的一本书，一共是26章，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了商鞅一生对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理解。

在《东周列国志》中对做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卫鞅说“欲富国莫如力田，欲强兵莫如劝战，诱之以重赏而后民知所趋，胁之以重罚而后民知所畏”。第一句话“若富国莫如力田”，就是如果你要想让国家富裕，就一定要奖励农业；第二句话说“若强兵莫如劝战”，如果你要想让国家的兵力强，就必须要鼓励老百姓愿意去作战、敢于去作战、敢于去杀人。那么怎么样去鼓励农业，怎么样去鼓励军功呢？卫鞅说，具体方法就是“诱之以重赏”，用很重的赏赐去引诱他们，“而民知所趋”，老百姓就会朝那个方向去走；然后“胁之以重罚”，用很重的惩罚去恐吓他们，“而民知所畏”，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做你不想让他们做的事情。

商鞅一生学问，就是这几句话，一个是“耕”就是农业，一个是“战”就是打仗。所以有的人把商鞅的这一套东西称为“耕战之术”，就是农业和战争。那么怎么去实现耕和战呢，就是靠“诱之以重赏，胁之以重罚”。（待续）#

（旁白）卫鞅通过一个孝公的近臣宦官得到了四次觐见孝公的机会，先以帝王之道游说孝公，最后以富国强兵之道赢得了孝公的欢心。卫鞅提出耕战之术，通过开垦田地、以军功赐爵、更改户籍制度、制定严刑酷法等，改变秦国的法律。任何对当前制度的变革都将触及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而困难重重。卫鞅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又是怎么做的呢？

秦孝公把卫鞅封为左庶长，在秦国的20级爵位中，这是第10级，相当于一个中级武官。卫鞅要变法，他首先要搞定的就是秦孝公，如果孝公不同意，什么法律都不可能实行、也不可能推出来。所以在卫鞅提出变法之后，在秦孝公前面，他和大夫甘龙、杜挚这两个人搞了一次御前辩论。

卫鞅在这次辩论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他的意思就是，治理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如果对治理国家有利，不一定非得去遵循古道，比如说成汤和周武，他们没有遵循原来的礼仪，但是他们成了王，夏桀和商纣没有改变他们的礼仪，可是他们却亡了国。所以说，想改变礼仪的人无可厚非，追寻古道的人也并不值得那样的赞赏。当时秦孝公听了之后说，有道理，于是就决定按照商鞅讲的去做。

其实我说商鞅在偷换概念。确实我们知道，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的“礼”是不一样的。孔子不是讲过吗，“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然后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的意思是说，夏朝、商朝和周朝的礼节，确实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礼”呢，它只是一种形式，但是它的道德内涵是不变的，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可能“礼”的表面现象有所改变，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里边的道德内涵不能变。夏桀与商纣确实没有改变夏和商的礼，但是由于夏桀跟商纣是道德破产了君王，这才是他们亡国的原因。所以卫鞅抓住了礼的表面，却抛弃了礼的道德实质。他用这样一种偷换概念的方式说服了秦孝公。

在说服了秦孝公之后，卫鞅就开始变法了。虽然得到了国君的同意，但是他还面临着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反对，一个是老百姓，另一个就是秦国的贵族。那么卫鞅怎么去应对老百姓的反应呢？他一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叫做徙木立信；第二件事叫做钳民之口；第三件事叫做诛杀立威。

卫鞅在制定了法律之后，并没有把法律马上公布出来，他首先要搞一个事件自我炒作一下。他就在当时秦国的都城南门外立了一根木竿儿，当时秦国的都城在栎阳，他贴了一个告示说，如果谁能够把这根木竿儿，从南门拿到北门，就给予十金的赏赐。

那个时候的“金”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子。战国时候，银并不是做一种流通的货币，而真正的金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黄金，当时还很难冶炼，当时的金指的是铜。所谓十金就是十斤黄铜。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十金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当时的十金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根据《汉书‧食货志》的一些数据记载，我推算，大概能够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几年的生活费，就这么多的钱。只不过是把一个木竿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城都很小，可能也就是方圆几公里，直接穿城走过去，也就是几百米。

告示贴出去之后，就有很多人看，没有人动。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给这么重的赏赐，大家都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卫鞅听说没有人动，是吧？卫鞅说，好，改。把十金改为五十金。后来就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说秦国从来没有这么重的赏赐，但是总会赏一点儿吧，我来搬一搬试试。他就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当时卫鞅就在北门等着，看见木头搬过来了，卫鞅对这个人说，你是一个良民。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这一下子整个都城都轰动了。

卫鞅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件事情，给老百姓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资讯——法律是我制定的，不管法律听起来有多么地荒谬，但是我可以保证，我说话是算数的。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叫徙木立信，通过搬一块木头，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他的信用。

卫鞅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钳民之口。在法令颁布之后，就有一些人到卫鞅面前说，这个法令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还有一批人，到卫鞅的面前说，法令颁布的太好了，这儿怎么好，那儿怎么好。卫鞅说，不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的人通通抓起来，发配到边疆去。

卫鞅管叫好的那些人叫做“媚令之民”，就是谄媚、讨好我；还有一部分说新法不好的人，叫“梗令之民”，“梗”就是阻止的意思，就是阻止法令的这些人。不管是媚令之民，还是梗令之民，卫鞅说都不是良民。

在卫鞅的眼中什么是良民呢？他通过钳民之口，传递了另外一个资讯——法律是我制订的，对于老百姓来说，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我制定的法令去生活、去纳税、去服兵役，你们想那么多干什么？你管法令好还是不好，你照着做就行了。所以卫鞅呢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赤裸裸的去剥夺老百姓自由思考的能力和他们自由的言论，这是卫鞅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诛杀立威。卫鞅曾经亲自在渭河边处决囚徒，一日处决700余人，整个渭河的水全都红了，哭声遍野。在《资治通鉴》里边是这样写的，“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卫鞅杀的什么人？我们现在搞不太清楚，但是一定是抵触新法的人。那么卫鞅通过徙木立信、钳民之口、诛杀立威，就消除了民间对新法的评论和反抗，

（旁白）通过徙木立信、钳民之口、诛杀立威，卫鞅终于在民间推行了他的法令。但是他的变法遭到了来自秦国贵族，特别是太子的强烈抵制。那些议论新法的百姓，被卫鞅发配到了边疆，那么卫鞅又是怎么对待太子的呢？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

卫鞅说，法令不能推行，是来自上位的人在阻碍我们，但是太子是国之储君，所以不能施加刑法，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做公孙贾。通过这两件事情，连太子的老师都会被卫鞅处罚，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卫鞅。卫鞅也就确立了他的威信。

但是我们看到卫鞅是个狠人啊，而且做事不留余地。你怎么能去得罪太子呢？太子是国之储君，将来是要当国君的。太子如果恨上你，等他当了国君，那卫鞅岂不是死都没地方死了？但是卫鞅不考虑那么多，所以他就硬做了这样一件事。

卫鞅这几个雷霆手段一使，国内立刻就变得鸦雀无声。于是卫鞅开始推行他的新法。卫鞅变法一共两次，他一直到公元前340年跟魏国作战过程中得到了西河，然后才被秦孝公封到了商于之地，那个时候他才可以被称为商君。因为他原来姓卫嘛，他是从卫国来的，那么等他被封到商地之后，就可以指地为姓，叫做商君。那个时候，卫鞅才可以被称为商鞅。但是因为在史书上我们一直讲，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所以我们也不太区分了。我们以后有可能讲卫鞅、有可能讲商鞅，说的就是一个人。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在讲商鞅变法之前，我们需要先讲一讲法家的思想。

我们知道，法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由于商鞅变法，法家思想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最后实现了统一中原。也就是说，法家帮助秦国实现了统一，结束了东周列国长达500年的分裂和战乱。这是法家的第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就是法家废分封、置郡县，把过去东周的那一套封建制度变成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一套政治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法家的第二个影响，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说社会管理的方式。

第二个影响，尽管在汉代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六经，使儒学取得了中国的官学地位，但是法家的影子一直还在。

在战乱年代，军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是要用兵家的东西，而法家只不过是把兵家的东西搬到了社会治理上。但是等到一个国家已经结束了战乱，那就不能够使全民总处于战争动员状态。这个时候应该是用儒家的王道来治理天下。连刘邦都知道，天下可以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到那个时候，你必须要采用儒家的王道政治了。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他一直仍然采用法家的手段，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以彻头彻尾的法家思想来治理的王朝，这也是为什么，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一个王朝，只存在了15年的时间。因为它没有用儒家的那一套王道，或者用仁义的方法来统治国家。（待续）#

法家有一个哲学基础，概括起来只有三个字，就是“性恶论”。人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在战国年间诸子之间是有很多辩论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去治理国家的民众。如果人性是善的，那么当然就有一套相应的治理方法；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也就有另外一套治理方法。

当时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说人一生下来就是全善的。那么荀子认为人之初，性本恶，人一生出来就是全恶的。如果人性全善，那世界上恶从哪来呢？如果人性全恶，那么人还怎么去向善？你连向善的一个道德基础都没有。你至少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你才可以知道选择好的，或是选择坏的。如果人性是全恶的，他连善恶是非的标准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再向善？所以说，其实人性中是善恶同在的。

但是在战国年代，性恶论也很有市场。那么针对人天性是恶的假说，又派生出两种不同的针对方法。一种针对方法是，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我们可以儒家的王道或者说以圣人之道去引导他们去做一个好人。就等于是，如果人性不好，我们就往善的方向去引导，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说，如果人性是恶的，我们就只能够用最严酷的刑罚去惩罚他们，把他们像牲口一样管着，这叫做以恶制恶。很不幸的是，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而且必须以恶制恶。法家它整个的一套政治理论也好，军事理论也好，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人性本恶和以恶制恶上。

所以法家是不承认人的道德的，认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根本就是没有道德的，所有的人凡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善、表现出来的好全是装的。法家根本就不承认国君会对大臣有仁心，大臣会对国君有忠心，他的理论是，国君和大臣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国君出钱，大夫出力，等于是互相一种商品交换。

君臣之间是雇佣关系，那么君民之间是什么呢？是敌对关系。每一个老百姓都是想犯上作乱的，所以对他们一定要严厉，对他们一定要用严刑酷法，这就是法家的理论。所以如果你要看《商君书》，他就讲他要废止一切道德教化。而且说，“所谓一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法家是严刑酷法、经常杀人的。在看到“法家”这两个字的时候，很可笑的是很多人望文生义，说看到“法家”里面有一个法律的“法”，就认为凡是重视法律的都是法家，包括他们认为管仲是法家、子产是法家、诸葛亮是法家、曹操是法家。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法家代表人物就是三个人，商鞅、李斯、韩非子。其中商鞅是始作俑者，韩非子是集大成者。韩非子走得比商鞅更远、更荒谬、更极端，而且韩非子的法家是基于彻头彻尾的无神论的。韩非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一定要赤裸裸地用暴力去压迫和剥削人民，把人民当牛马驱使，不能够让他们有自由的思想，不能够让他们有自由的言论，不能够让他们自由的去行动。韩非子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最高级的禁制令就是禁止人们的思想，叫做“禁其心”；然后“禁其言”，不让说话，然后“禁其事”，不让做。

韩非子是一个反智主义的代表。他要彻底割断跟过去的道德教化和先民文化的联系。他主张焚书，把过去的书全都烧掉。他说“明主治国，无书简之义，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把过去所有的道德教化和先民们积攒的文化全部都烧掉。你们不要学任何的文化，也不要搞任何的道德教化，你们唯一做的就是按照我的法律来行事，如果你们要想学什么东西，去找那些懂法律的官吏去学。这就是法家他的哲学和统治的核心。

(旁白）崇尚人性本恶并以恶制恶的法家成了秦国的统治哲学，商鞅则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从徙木立信之后，商鞅公布了他所要变更的法令，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变革从此拉开了帷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看到商鞅变法，帮助秦国实现统一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想到其结果是道德教化的沦丧和文化的断层，这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大秦帝国可谓“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商鞅变法是分成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50年。在这一阶段，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奖励农业、惩罚商业；奖励军功、抑制贵族。也就是说他通过奖励农业的方式，能够让国家多收税、多打粮食。他奖励军功，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战场上立下军功，砍一颗敌人的人头就赐爵一级。

当时秦国的爵位一共是20级，有爵位的人出去可以坐漂亮的马车，衣服可以穿得很漂亮，就是“任其华美不禁”。如果一个人要是没有军功，不管你有多少钱只能坐牛车，穿布做的衣服。他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秦兵在战场上杀人。最后的结果是，秦军一到战场上，就拚命去砍敌人的人头，所以《商君书》里边说，要让士兵见到敌人就像狼见了肉一样，“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所以，很多人都把秦国称之为虎狼之师，就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

商鞅同时还搞了一套 。把每五家叫做一伍，十家叫做一什。一什的十家要互相监督。如果一家有罪之后，另外九家都要检举。如果不检举就腰斩，就是要杀掉而且死得很惨。那如果检举呢？这叫“告奸”，“与克敌同赏”，就是跟你杀敌得到同样的爵位。

商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鼓励告密。我们知道告密是最被人瞧不起的，通过出卖自己的朋友、邻居，来谋取富贵，一直是被人最瞧不起的。但是商鞅控制老百姓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鼓励告密，“告奸之法”、“连坐之法”。那么商鞅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毫无避讳地说，他要把当时秦国的老百姓都变成“奸民”。为什么呢？

商鞅认为，如果老百姓都是善良的，那么互相之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大家生活就很平和，你信任我、我信任你，结果是民相亲，老百姓互相之间都很亲。而如果是奸民呢，你防备我、我防备你，没有人有安全感，这个时候老百姓就觉得，如果我要享有安全感怎么办，我谁都不能信任，就只能依靠权力的庇护。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会去亲近那些有权力的人。

《商君书》中商鞅是这样讲的，“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如果大家都好，老百姓互相之间很亲近；如果大家谁都很坏，都是奸民，老百姓就会去亲近制度。商鞅就是希望把老百姓变成奸民。

同时为了维护统治，商鞅制定了一整套的办法，比如说禁止老百姓有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言论，而且禁止老百姓自由的迁徙。他要用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变成奸民、弱民、贫民、愚民。

商鞅觉得，老百姓因为他穷啊，所以你拿一点很小的利益就可以去诱惑他；因为他愚呀，所以说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商鞅就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把秦国的老百姓变奸、变弱、变穷、变得卑微、变得愚蠢，这是他整个这一套变法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商鞅变法，其实完全是反天道而动，反王道而动，或者说是反人性而动。

很多人觉得焚书，是像李斯或者是秦始皇干的，其实商鞅在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就明确地主张焚烧《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之言。

商鞅通过变法，把秦国的百姓变成了好勇斗狠之辈。这个时候，商鞅就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国外。他觉得这个时候就可以对外用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