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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文革受难者》人物介绍:孙历生
发表日期:2004-07-19
大陆作家王蒙在一九八十年代初发表了一部文革伤痕小说《蝴蝶》,其中有位女主角海云,是位右派份子,后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杀。此角色原形即为前中共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前妻孙历生。孙历生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北京。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王蒙家和孙历生家是邻居。王蒙的妹妹和孙历生从小是同班同学。因为这种关系,王蒙了解孙历生的故事因而写进了小说《蝴蝶》。 十八岁嫁高干于光远一九四九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很快成为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五二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共产党员高级干部于光远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那年十八岁,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一九五六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烦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于光远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里,没能了解鸣放是个引蛇出洞的阳谋。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划成「右派份子」。孙历生不例外,划为「右派份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著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婚后,于光远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是在「劳改」时出生的,那时她已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括没有父亲的最小女儿,都被迭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由她的母亲带大。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被允许回到女三中。一九六一年是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男右派份子聂宝绚,那个人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孙历生第二次婚姻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不远,聂宝绚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工作。 脖子上挂着砖头在玻璃渣上爬文革开始,北京的市民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佳木斯第六中学红卫兵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了孙家的房契,说是「变天帐」。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齐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俱,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接著又掘地三尺。孙母被打得不能走路。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恐怖中,孙历生所在的女三中虽然是女校,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校长被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校长沙坪挨毒打致死过程中,孙历生一直被陪斗。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渣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著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虽然孙历生熬过了红八月恐怖,但最后死於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孙历生再次成为运动对象,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进行「隔离审查」。 一 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校革委会说她自杀,但是不见孙历生留下自杀遗书。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匆匆离开,回到学校。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很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得势,在革委会里面,拼命整她,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公共汽车上死了。 一九六八年吊死在牛棚窗户上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床上,假装睡著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九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个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地做了鸡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面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一九六八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女儿只有十四岁。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前夫于光远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次婚姻的丈夫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分子」,也在被整。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孙历生死亡一个月之后,她的妹妹的丈夫高经国也死了。他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被「审查」的时候坠楼死亡。对孙历生之死,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七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一九五七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一九六六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一九六八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历生的家人道歉过。 (载自开放)
十八岁嫁高干于光远一九四九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很快成为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五二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共产党员高级干部于光远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那年十八岁,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一九五六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烦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于光远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里,没能了解鸣放是个引蛇出洞的阳谋。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划成「右派份子」。孙历生不例外,划为「右派份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著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婚后,于光远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是在「劳改」时出生的,那时她已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括没有父亲的最小女儿,都被迭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由她的母亲带大。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被允许回到女三中。一九六一年是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男右派份子聂宝绚,那个人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孙历生第二次婚姻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不远,聂宝绚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工作。
脖子上挂着砖头在玻璃渣上爬文革开始,北京的市民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佳木斯第六中学红卫兵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了孙家的房契,说是「变天帐」。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齐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俱,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接著又掘地三尺。孙母被打得不能走路。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恐怖中,孙历生所在的女三中虽然是女校,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校长被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校长沙坪挨毒打致死过程中,孙历生一直被陪斗。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渣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著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虽然孙历生熬过了红八月恐怖,但最后死於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孙历生再次成为运动对象,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进行「隔离审查」。
一 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校革委会说她自杀,但是不见孙历生留下自杀遗书。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匆匆离开,回到学校。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很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得势,在革委会里面,拼命整她,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公共汽车上死了。
一九六八年吊死在牛棚窗户上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床上,假装睡著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九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个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地做了鸡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面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一九六八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女儿只有十四岁。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前夫于光远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次婚姻的丈夫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分子」,也在被整。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孙历生死亡一个月之后,她的妹妹的丈夫高经国也死了。他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被「审查」的时候坠楼死亡。对孙历生之死,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七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一九五七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一九六六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一九六八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历生的家人道歉过。
(载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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