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周末》7月29日文学版一句"比如巴金……”，引出了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文革”时期巴金经历过什么？
这一不是问题的问题的提出，着实令人深思："文革”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何以在某些当事人及不少"文革”后长大的一代人中显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至可以"省略”？
《人民日报》今年初曾刊发《邂逅巴金》一文，作者咏慷在文中写道，"巴金的很多话、很多文章，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其中对我最具震撼力的是这样两句，一句是‘讲真话’……再一句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讲真话”、"建立‘文革博物馆’”，杨苡、冯骥才、陈思和等在此讲述的，其实也正是这两句话。"比如巴金……”，原本是个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存一份历史的真实，便是建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并非我揪住"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巴金
偶然从一张报纸上看到这两行文字："比如巴金，他在‘文革’时期也经历过……但现在没有人怪巴金，非常尊重他。”那中间的省略号使我愕然！一连串的回忆陡然涌出心底，三十八年前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的浩劫！我想到那些屈死的无辜者，（但愿他们能复活，责备人们的健忘！）也想到那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几天之内依次毁灭，当然我也联想到由于人性的泯灭而引发的那么多非常残酷荒诞的非人道行为！我又听到我可怜的老朋友低声呼唤我，她用身子挡住了她的巴金，脸上却挨了铜头皮带的一击！而在病得拖不下去时，任她如何哀求让巴金留下来在家里照顾她，却被工宣队冷冷地拒绝，说是留下来没用，也不利于巴金的"改造”！萧珊泪流满面，眼望着她的"巴先生”踽踽而去，心如刀割，那个时候哪怕想再握一下手也不可能！
我扳着手指数一数这三十多年我们同辈的老朋友们如今还幸存几个？我多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巴金在"文革”中的经历，大家不是很清楚的么，1966年夏天，巴金作为在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在大会散会后，回到上海，刚送走一批外国朋友，以为自己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任务，却立即被宣布为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直到1973年下半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才允许他可以和群众一道学习，还说是："敌我矛盾性质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他家里楼上的书房直到1977年4月21日才被打开，书橱才被撕下了封条。巴金在4月25日给我的信上说："现在要对我落实政策了。拿走的东西也将在本星期内退还，其他等等估计下个月可以全都解决。这一次是完全解决了。但倘使‘四人帮’不垮台，我的问题就永无解决的希望。最近听说张春桥曾公开讲过，对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有些人是拼命巴结他的。因此不留情地整别人。但这些也终于过去了。”难道这一切不是事实么？
我又取出1977年3月28日巴金的一封长信，信中说："‘四害’横行时，晚上睡觉都不安稳，写了日记又撕掉，怕给家里人添麻烦。那些可怕的日子，那些可恨的日子！想想当时的气氛，觉得做人做到那样真没有意思！但是我相信‘四人帮’在上海在中国的统治不会长久的，我一定要活下去，看到他们的垮台！他们终于完了！可是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干下了多少坏事！他们毒害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空气，他们散布了道德败坏的种子，总之，他们的流毒既深且广，不是一两年就能肃清的。绝大多数的人民深切地恨他们。”
我庆幸老人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至今已是百岁老人，虽然这几年病魔迫使他沉默了！
但是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等不到今天，他们用他们自己可行的方式向喧嚣的人世间告别——作家、翻译家傅雷夫妇，钢琴家顾圣婴和她的父母，作家以群，著名演员言慧珠，还有我的大学同学，有近三十年党龄的陈琏，即使她如何辩解，她虽被捕释放过，却绝不是叛徒，但作为陈布雷的女儿她只能从十几层高楼一跃而下以洗自己的清白了……多少亡灵历历在目，他们的名字已铭刻在我心中那堵长长的纪念墙上！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遗憾的是的确有很多人早忘记了"文革”，而且有人还生怕别人提起这一段历史，他们口口声声说国泰民安了，要向前看，过去的事不必提了，一再努力淡化"文革”，将"文革”当作一笔糊涂账，不必清算，何必较真，不是么？于是"向前看”索性变成"向钱看”，于是更多更多的年轻一代对于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已经茫然，也并不关心！1966年到1976年对于他们不过是一个长长的传奇，最多他们听了也只会奇怪怎么会发生这样荒诞的事，那岂不是侵犯人权？
我也茫然。我只想说：为什么人们不肯说真话呢？为什么对于这段历史要遮遮掩掩呢？堂堂正正做人，清白一生，坦荡一生，"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这点浅显的道理不是家喻户晓的么？
我打开一只抽屉，开始翻阅一个个散发着霉气的大纸袋。我找出了1980年广州《花城》第六期中上海老作家王西彦写的长文《炼狱中的圣火》复印件，又读了一遍。我感到心痛，仿佛又看到这些老人们在牛棚和劳动营里进进出出，挨批斗或抬粪……我真想对那些茫然无知的天真的人们说：
读一下王西彦这篇长文吧，你可以从中知道当年巴金和他的同行文友们是怎样走过这段苦难历程的！
还是王西彦提醒我们，再读一读巴金写于1979年春天的《创作回忆录·谈谈〈第四病室〉》中的几句话——
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那时巴金才七十五岁，二十五年过去了，如今他默默地躺在病床上；神志清醒，他是否会对探望他的亲友说：现在还有人想在我身上泼一次污水么？！
重拾"文革”记忆吧，我们不能抛弃历史而愧对未来！尽管历史有时也会甩出一点支离破碎的谎言，但那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颠倒了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抛弃的！不是早有人将这些记忆悄悄地扫在一起，埋在一个角落里，日积月累起一个纪念塔么！让我们用泪水祭奠那些被污水淹没的亡灵，让我们作证：
善良的人们绝不会如此健忘！
1972年7月萧珊因患癌症住院，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三年以后，巴金把萧珊的骨灰捧回来，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沉痛地说："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1979年1月，巴金在致本文作者杨苡先生的信中说：
我写了一篇《怀念萧珊》，约九千字，打算先在港报发表，然后在广东刊物上刊载，我替她平反。
徐缉熙（原"文艺组”成员，退休前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时在上海，这么左，又在上海市委写作组，肯定要"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这没什么，人们会谅解。所以我觉得余秋雨不明智，其实是可以坦然面对的。个人也有责任，一种是听从组织不得不做的，另一种是狐假虎威，作威作福。个人还是需要总结教训，但总体来讲不是个人的错误。所以余秋雨完全没有必要否认。
在写作组的经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政治包袱，是一个大的政治错误。刚刚回到学校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所以余秋雨不承认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这是个污点。
余秋雨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却不明智。比如巴金，他在"文革”时期也经历过……但现在没有人怪巴金，非常尊重他。如果现在余秋雨承认"文革” 时期的事情，有人抓他，那才是有毛病。所以完全可以坦然面对，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政治问题。而且他还把人们说他的话都称为诬陷、谣言……太缺乏风度了。（辣椒城）（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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