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那晚声音中和脸色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是恐怖。当我不知深浅地把这样的观看演出比作坐牢时,父亲心中产生的与其说是对我的愤怒,毋宁说是对可能招致的灾祸的恐怖。那时候,我的这种比喻,就足以被视作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据此就完全可以被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数米外就是背着枪的民兵,如果这话被他们听见,他们当场就可以把我带走。当然,我那时还小,那么,主要的罪责就会由父母来承担,一场灾难就会临到全家的头上,父亲怎能不恐怖呢?

如果说这次的遭父亲责骂是因为我的"瞎说”,那在"文革”期间,我因为"瞎写”而招致父亲呵斥也有数次。记得一年元旦,天下起了大雪,很快地上就积起了厚厚一层。我喜欢下雪,站在屋檐下,看着飘飘扬扬的雪花,心情很愉快,有一种想干点什么的冲动。左顾右盼之际,墙角的一把大扫帚映入眼帘。我抄起扫帚,在雪地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我对自己那天发挥出的"书法水平”很满意,写完后,把扫帚十分潇洒地一扔,后退几步,歪头欣赏起来,这时,父亲的喝斥声从背后响起："你瞎写些什么!”我的好心情一扫而光。但内心十分委屈,不知自己错在哪里。公社里各个单位的大门上方不都贴着"庆祝元旦”四个字么,我在雪地上写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还有一次,我拿个粉笔头,在学校厕所的后墙上大大地写上"侧所”二字,恰好父亲路过,又是一声痛斥,我看看父亲的脸,再看看我写下的字,"恍然大悟”父亲为何愤怒,原来我把"厕”写成了"侧”于是连声说"写错了,写错了”,边说边抬手去改,哪知父亲骂得更厉害了："叫你不要瞎写,你还要瞎写!”这下我便彻底糊涂了。不是因为写错了字而骂我,那是因为什么呢?在厕所的墙上用粉笔写了"厕所”二字,就值得发这么大的火么?

也是在许多年后,我又一次回忆起当年的挨骂时,才明白那时父亲发火的原因。这原因仍然是对灾祸的恐怖。那是一个不能随便说话和随便写字的时代,多少人就因为不经意说"错”了一句话和写"错”了几个字,而成为"现行反革命”的。父亲一再对我痛骂,无非是要我从小养成不"瞎说瞎写”的"好习惯”,这也是"从娃娃抓起”的意思。写到这里,我想到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这篇文章里说到的自己在"文革”时期的一次"文祸”。那时,尚是中学生的他,因为在报纸上随手写了三个字,便引来很大的麻烦,成为"小牛鬼蛇神”。写到这里,我也想起我的一位师长。这位师长说话速度很慢。有一次,他终于告诉我,他小时语速极快,但从50年代起,就养成了开口说话前,都要先想好的习惯,从此,语速便变慢了。使得他语速变慢,也是恐怖。而且恕我在此不敬,我觉得这种恐怖,已经像他变慢了的语速一样,成了一种习性,很难说已经从他心中消失。有一次,在他的书房里聊天,她女儿也在。与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女儿语速极快。当他女儿噼里啪啦说了一通什么后,他沉着脸教训道："你这样说话快得像机关枪,总有一天要被人用机关枪扫!”我一下子想起小时父亲对我"瞎说瞎写”的责骂。我当时想,那是在"文革”时期,而现在已是80年代后期了呀,还有必要连语速也"从娃娃抓起”么?

也许有人在回首"文革”时,会说,我们并没有感到那种强烈的恐怖。固然有不少人在"文革”时期遭受了磨难,但更多的人还是生活得平静的；固然有一些人在"文革”中死去,但大多数人还是活下来了,其实,正因为那种恐怖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总是以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了的；正因为恐怖成了那时代人们的一种十分"正常”的情绪,所以我们往往在恐怖着却并不知在恐怖。萨特的散文《占领下的巴黎》,对生活于德军占领下的巴黎市民所表现出的日常性的恐怖,做了精彩传神的描述。在被德军占领的四年间,巴黎人不得不与占领者建立起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他们被同一个人流所裹挟,在同一节地铁里摩肩接踵,在同一处书摊前挑挑拣拣,甚至,刚刚从德军口鼻中吐出的气息,又被巴黎人吸入肮脏肺腑……而且,当德军士兵大白天在街上走着时,并不表现出那种凶神恶煞相。他们并不手执武器横冲直撞,他们甚至在车上给老年妇女让座,对孩子也会"油然”生出柔情,"他们有时甚至显示一种天真的、但是找不到用途的善良愿望”。然而,另一方面,巴黎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德军带走,"巴黎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亲友被逮捕、流放或枪决的。似乎城里有好些看不见的窟窿,城市的生命就从这些窟窿里流失,好像它患了找不出确切部位的内脏出血症似的。”因此,在巴黎人平平静静的生活中,恐怖无处不在。萨特同时强调："在进一步说清楚之前,必须避免一个误会：人们切不要把这一恐怖想象成一种强烈的、惊心动魄的情绪。我已经说过：我们活下来了(按：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工作、吃饭、交谈、睡觉,有时甚至还能发笑——虽然笑的声难得听到。恐怖似乎在外面,附在各种东西上。人们可以暂时不去想它,被一本书,一场谈话,一桩事情吸引过去；但是人们总要回到它那儿去的。于是人们发现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它平静、稳定,几乎很知趣,但是我们的梦想和我们最实际的念头无不染上它的色彩。它既是我们良知的经纬线,又是世界的意义。今天这场恐怖已经消失,我们只看到它曾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因素；但是当我们沉没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对它太熟悉了,有时把它当作我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如果我说它对我们既是不能忍受的,同时我们又与它相处得不错,人们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巴黎市民在德军占领下的生活境遇与广大中国人在"文革”期间的生活境遇虽不尽相同,但萨特所说的那种成为"心情的自然基高调”的恐怖,与我们在"文革”时期的恐怖却很相似。在"文革”时期,恐怖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而这样的一种"好”难道是值得称颂、值得怀念的吗?这种"好”,恰 如病肺者脸上的红润,它显示的不是健康而是疾患。

现在,让我来说说我与一张旧报纸的故事。 页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