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高考,结果被 一所军队的技术院校录取。志愿表上我并没有填这所军校,参军也并非我的理想。至于我,当然也是高兴的。在那时,能有个大学上上,便是天大的好事了,至于前途如何,只好走着瞧了。接到通知书的几天后,父亲送我到省会合肥集中,住在省军区招待所。来带兵(招生)的有三人,一个五十开外的人带队。此人在 军校的职务是副大队长(相当于副系主任),他姓什么,我现在记不起了,好像姓侯。另两 个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参谋,姓刘；一个是干事,姓张。这年,这所军校在安徽共招二十名,文理各十人。人到齐后,有一次集合训话,用军队的术语,叫"点名”。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我们二十人站成两列横队,姓张的干事先讲话。他首先介绍他们自己。当然最先介绍侯大队长。简短地介绍了侯大队长的职务等情况后,姓张的干事微笑着强调："侯大队长是山西交城人,华主席老乡!”此语一出,队伍里就响起一阵惊叹、羡慕之声,目光都集中在"华主席老乡”身上。我也末能免俗。我记得,在我的眼里,这侯大队长的形象也顿时光彩了许多。其时的"伟大领袖”是华国锋先生。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两个多月。一方面是"两个凡是”猖獗,一方面 是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方兴未艾。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正以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样的方式,轰轰烈烈地制造着。交城,这一并不出名的地方,我们当时都知道,因为当时有一首天天能听到的歌唱道："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交城的大森林住满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他领导着人民打天下……”要不是中共很快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止了这种个人崇拜,交城不用多久就会成为与韶山双峰并峙的圣地。

我们被这三人"带”到军校后,便开始了为期两月的军训。一天,我整理从家中带来的东西,打开一个报纸包,里面是一双半旧的解放鞋。一看报纸,上面有一张华国锋接见外宾的照片。照片上的"华主席”正微笑着与外宾握手。我当时心中一凛,忙看看宿舍里的其他几人,还好,他们都忙着看刚收到的信,没人注意到我手中的报纸。马上要去练靶,来不及多想,我把报纸往枕头底下一塞,便跑出去了。但此后一段时间,如何处理这张旧报纸,着实让我伤透了脑筋。总不能一直放在枕头底下。压在褥子底下么,那不等于把"伟大领袖”压在身下吗,一被发现罪过更大。放在床头柜里么,也不妥当。到底怎么办才好呢?而且,对于用"宝像”包旧鞋一事是否已被人知晓,心里也没底。也许他们已知道了,至于为何还不来抓我,是等我去自首吧。这样一想,便不寒而栗。有时躺在床上,设想着他们来抓我的情形。那该是在深夜,大家都睡熟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推门进来,把我铐走。再往下呢,就不敢想了。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确信包鞋一事未被人发觉,而这张报纸留在身边总是祸根,便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天早饭后,我把这张报纸塞进口袋,来到校园内一处偏静的公厕。看看里面没人,快速地掏出报纸,撕成数片,再揉成一团,扔进了粪坑。出门时,正遇一教员模样的人进来,心里又一惊。报纸虽处理掉了,但心情并未轻松,总担心自己的"罪恶行径”被人"侦破”。这事要是被发现,那可比包鞋一事要严重得多。记得此后几天,还特意到厕所去看过几次,有几张碎片还在,便趁无人,朝上面扔了几块石头。碎片还在,说明尚无人察觉,但我的担忧却并未消失。幸而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明确地否定了个人崇拜,我的心才真正放下。对这次会议,我当时不可能有很到位的理解,但有一点我能肯定,那就是从此人们不必再为一张旧报纸而担惊受怕,而大祸临头,也不必为如何处理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无论这报纸上登着谁的照片。不知我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否仍然太天真。

其实那会儿,我才十六岁。现在想来,我在感受恐怖一事上如此早熟,说明父母"从娃娃抓起”的做法大有成效。人们常把是否已懂事视作一个孩子是否成人的标志。而在那个时代,懂得恐怖,是"懂事”的重要内涵。在十六岁那年,为一张旧报纸而恐怖不已,应该就是我"懂事”的开始。

"文革”期间我才开始记事。对"文革”,我当然还知道得很少。但我记住了那个时代作为人们心情的"自然基调”和生活方式的恐怖。只要记住了这一点,对以任何一种腔调唱出的"文革”颂歌,我都嗤之以鼻。
据（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