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宣布"结束”后的几年,有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潮流。如今,提到那期间的文学,人们往往不屑之意溢于言表。最近几年,我在大学里教当代文学,有些作品,讲课前要再读一遍。重读"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一些作品,坦率地说,我未敢有过多的不屑。不错,我能指出它们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却并不特别感到它们陈旧、过时,与眼下的许多作品相比,这些二十多年的作品有时更让我感到亲切。


让我对这些作品感到亲切的原因之一,是对"文革”的歌颂最近几年又时有所闻。这种歌颂有时是以佶屈聱牙、绕来绕去的"学术语言”表达的,有时则是直着嗓子、通俗易懂地喊出的。所谓歌颂,当然是极力强调"文革”的"成就”、"好处”。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对"文革”的歌颂,原因应当是很复杂的,歌颂者的心态、动机,也都并不相同。其中的一种因素,恐怕是记忆在作怪。人的记忆有选择性。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不可能记起过去的一切。有些事情被我们记起了,但更多的事情被我们遗忘了,而被遗忘的事情与被记起的事情,往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回忆过去时,我们还会放大和虚构一些"往事”。当有人在那里回忆他昔日的荣耀时,经验告诉我们,这是要打折扣的,甚至是根本当不得真的。例如,当有人向你炫耀他多年前曾赚得过一壶美酒时,你应该想到他或许是用两壶血汗的代价换取的,那酒也很可能只有半壶,而且是他人酒席的上剩物。今天的一些人对"文革”的"成就”、"好处”的回忆,也应该作如是观。那些被认定是"文革”的"成就”和"好处”的方面,有的,从现代文明角度看,仍然是一种灾难和罪恶。有的,如果孤立地看,确乎具有正面价值。然而,这一点枝节性的正面价值,却是以整体的、巨大的灾难和罪恶为代价的。最近一些年,社会治安不好,有人便怀念"文革”时期的社会治安来,他们说,"文革”期间,"至少社会治安”是好的,他们甚至不惜使用"夜不闭户”这种夸张的说法。应该承认,"文革”期间,刑事发案率确实明显比今天低,偷盗抢劫一类事确实比今天少。然而,这却是以整个社会死水一潭、人人都生活在一种日常性的恐怖中为代价的。

在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中,有一篇是已故作家张弦的《记忆》。小说先写了在作为"文革”前奏的"四清”时期,一个普普通通的放映队员的悲剧。放映队的放映员方丽茹,因为被师傅的求爱信弄得心神不宁,"把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纪录片”倒放了几秒钟,这便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年轻的方丽茹采取喝汽油的方式自杀,但未遂,又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这种倒放不会被认为只是偶然的失误,而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师傅的求爱信当然也来会作为事情的原因。人们找到了事情的更"深刻”的根源："现在已经查明,她的父亲在上海教书,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她的一个舅舅是公社会计,四清对象。……有人揭发,她曾说过‘农民生活还很苦’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人揭发,她在不久前对人说她舅舅是个老好人,公然搞抗拒四清运动……”于是,在大会上宣布了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开除团籍、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动。”接着,小说又写了宣传部长秦慕平的故事。在方丽茹事件发生后,秦慕平是把这视作"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表现的,是把这当作"阶级斗争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例证的,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就是他这个宣传部长主持做出的。然而,几年后的"文革”期间,秦慕平却重蹈了方丽茹的覆辙。一次,他用一张废报纸包了一双旧解放鞋。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接见某外国代表团的合影”,他没有注意到,但"群众专政队”却注意到了,于是,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用宝像包破鞋”。成了"现行反革命”后,秦慕平对旧报纸的用途有这样的思考："用旧报纸包东西,本来是极平常、极自然也极合理的举动,为什么竟成了弥天大罪?报纸总是要经常刊登领袖照片的,用来包东西有罪,拿去卖掉或者烧毁岂不更有罪?收藏起来不也会发黄?……”堂堂的前宣传部长,想了半天,也未想出一个妥善处理刊有领袖照片的旧报纸的办法来。

张弦写的故事,对于每一个"文革”期间已经记事的人,都不是天方夜谭。那是一个一不小心把影片倒放了几秒钟就会大祸临头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为如何处置一张旧报纸而绞尽脑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在一种日常的恐怖之中,恐怖弥漫在空气中,渗透在心灵里,成为人们日常心绪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的"治安”能不好吗?不过,应该指出,那个时代社会"治安”的"好”,也只是今天一些人的回忆。那个时代的各级当政者和公安机关一定未曾感到过治安状况的"好”。因为那时偷盗抢劫一类刑事案件虽较今日为少,但各式各样的政治案件却层出不穷。光是查所谓"反标”,就让那时的公安人员耗去了多少心力呵!

我之所以谈到张弦的《记忆》,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与如何处置旧报纸有关的故事。我自己也曾在那个年代为一张旧报纸而胆战心惊过好一阵子。但在讲述这个关于旧报纸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讲几个其他的故事。

1973年,好像是在秋天,上头的一个杂技团下乡来演出。这是极稀有的事,整个"文革”期间,我记忆里也只有这一次。那应该也是我第一次看杂技表演。人们当然都很兴奋。农村的演出照例在晚上进行。场地是公社中学的操场。操场四周挖有宽约一米、深约一米半的沟,取出的土堆在里侧,形成一道土坝,坝上种着一种我们那里叫做芭茅的植物。这种植物叶片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一道口子,人们在房前屋后种它,以作篱笆之用。我之所以对杂技团来表演的年份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那一年我刚进入这个中学读书,也曾参加过操场边上的挖沟劳动。那时,我父母是离中学几里外的一个大队小学的教师,我们几个孩子随父母住在这个小学里。演出的那天,晚饭后,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妹妹来到中学操场。几盏大汽灯把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沿土坝内侧已坐了好多人。入口处,有几个背着枪的民兵守着。并不卖票,他们也并不是查票,但有"可疑”的人进场,则会盘问一番。我们一家五人进场后找一处地方就地坐下,等着开演。但等了半天,仍不见杂技团进场。我那时是坐不住的人,这样长时间的枯坐,心里不免有些烦躁,不知怎么就脱口说道："怎么还不开始,这弄得像坐牢一样。”话音刚落,父亲厉声喝道："你瞎说些什么!”说是厉声,其实声音并不高,但语气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一种让我的心灵为之一寒的东西。我小时候是家中最顽皮捣蛋的孩子,别人不敢上的树我上,别人不敢下的河我下,受父亲责骂也就是家常便饭。但以往父亲的责骂里,没有今晚我感觉到的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能感到他气得声音发抖,但也没有今晚我感觉到的这种东西。我抬头向父亲看去,那脸色也让我感到陌生,脸上不只有我极熟悉的愤怒,还有一种我此前没见过的神情。我小时候挨过父亲那样多的骂,甚至打,独有这一声喝斥和喝斥时的脸色给我留下极强烈的印象,就因为父亲的声音中和脸色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异样的东西。 页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