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南方广东省首会广州，摄影记者黄某坐在一家麦当劳餐厅里，心惊胆颤，神情紧张，生怕被人认出来。作为专门从事犯罪调查，揭露腐败行为的新一代中国年轻新闻工作者中的一员，他已经多次为工作付出代价，通常遭到别人殴打。黄撩起一条裤腿，亮出一块长长的，形状骇人的伤疤，一年内他遭到多次殴打，而伤疤则是某次被打之后留下的记忆。那次，他化装调查一个犯罪集团，被对方追踪，遭到一顿毒打。

新闻检查、拘留、法律起诉、逮捕，中国新闻工作者生活在控制严密、没有法律保护的媒体环境中，历来就面临著这种种威胁。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和其它新闻自由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保存追踪这类记录。现在，中国还有42名新闻工作者被关在监狱里，大多数都是因为揭露高级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倡导政治改革、或报导其它禁止报导的话题而遭到迫害的。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一项调查发现，随著中国新闻业朝市场化迈进，新闻工作者对犯罪行为和贪污腐化方面的报导也更加积极，也因此面临新的危险，被曝光的个人和团体常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报复。

在亚洲其它国家，以暴力对付新闻工作者的事是家常便饭，这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和菲律宾。但是在中国，由于自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新闻业一直在严密控制之下，所以攻击记者还是一种新的现象。政府放松对社会的控制以及经济私有化，都有助于形成适合违法行动及暴力罪行滋长的环境。由于中国法制尚处软弱无力的阶段，而且中央政府也未准备主动保护记者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面对攻击，新闻工作者几乎没有甚么自卫能力。

虽然无法找到全国性统计数字，但仅不完全的证据，就能充分说明新闻工作者面临攻击的现象正日益剧增。自2002年以来，保护记者委员会调查了20多起攻击新闻工作者的案件，而更多的案件也已经由中国媒体加以报导。仅《中国青年报》报导，2003年就有19件记者遭殴打的案子。代表新闻工作者的协会称，已经数百次接到新闻工作者报告，称遭到袭击或受到威胁。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有些保险公司现在把新闻业列为中国第三危险的行业，仅次于警察和采矿业。

保护记者委员会2004年5月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进行了一次调查。在接受保护记者委员会采访时，在日报或周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对暴力威胁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对20多名中国新闻工作者进行的调查是撰写本报告的基础。另外，本报告还引用了保护记者委员会工作人员去年所作调研的结果，其中包括采访来美访问或生活在美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这些受访记者多数要求匿名才肯发表意见。

新经济 新风险

中国媒体在过去的二十年内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新闻报导变得更加朝气蓬勃，积极进取，报导题材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虽然政治报导还在严密控制之下，但中国新闻工作者已经自我改革，从国家宣传工作者和政府喉舌变成职业记者，其报导面已涉及20多年前的禁区，例如社会、经济、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

1970年代后期，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起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了媒体改革，政府减少了对媒体的补贴，从而促使出版业和广播业更多地依靠广告和发行量维持生存。

正规说来，今天中国的一切媒体依然归政府所有，但2003年由政府发起的计划，却已经正式允许私人投资。据新闻报导，该计划还规定，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实》杂志之外，其它的一切出版物都不再得到中央政府的财务支持。由于2003年非典（SARS）流行，官员表示大规模的媒体改革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所以这些改革曾一度被搁置，不过现在又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尽管没有正式的改革，但通过间接的和法律上模棱两可的各种渠道，媒体界的私人投资已经越来越多。好几家主要的官方报纸已经推出小报风格的日报或周末版。通常，私人投资或广告收入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经过这种变革，这类出版物的运作相对而言比较独立。

随著媒体商业化的进程，编辑们了解到报纸可以成为颇有价值的赚钱企业。于是，新闻工作者受到鼓励，更努力地去追踪构成全世界小报主体内容的题材，包括犯罪、低层官员腐败、警察施暴、名人小道消息、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等。只要能给省级或市级政府带来收入，对政府的领导地位又无伤大雅，这类报导都能得到地方官员的容忍。

中央政府主要是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来制定媒体政策和新闻检查指导方针，中央宣传部直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新闻出版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国务院机构的控制。各项命令通常至上而下传达到地方，到省或市级宣传部门，由这一级官员把禁止报导或者需要审查的题材通知地方的编辑和新闻工作者。至于以甚么方式执行中央政府通常比较含糊的命令、严格执行到何种程度，地方官员手中有相当大的灵活余地，所以新闻工作者的命运有很大部份可以由省、市或县级的官员来决定。

被调查对像越来越多藉助暴力向媒体传递信息，让他们知道哪些报导绝对不可容忍。新闻工作者在法律方面几乎得不到任何援助，而中央政府也很少介入保护他们。

印刷媒体新闻工作者在暴力冲击前首当其冲，因为媒体改革带来的影响，在印刷新闻要比其它任何形式的都来得快。不过，有些电视记者也遭遇暴力对待，尤其是在调查性电视节目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比如《中国青年报》列举的19起攻击新闻工作者事件中，涉及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就有5起，其中包括到山西省调查工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他们在调查过程中遭到殴打。

问题益发严重

在菲律宾或哥伦比亚等国家，新闻工作者遭到暗杀而凶手不受惩罚是经常发生的事。与这些国家相比，以暴力攻击新闻工作者致死的案件在中国仍然非常少见。保护记者委员会至今只记录到一例中国新闻工作者因公被杀死的案件_冯朝霞是陕西省西安市《各界导报》从事调查性报导的记者，他在报导犯罪集团及其与地方贪官的关系之后，于2001年1月被杀死。

不过，中国新闻工作者却经常受到暴力威胁或人身攻击。曾在1989年民主运动后被关闭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作过记者的张伟国说，「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严重程度主要表现在它的普遍性上，这个问题自九十年代后期几乎是在全国各地都存在......报导出来的只是一部份。」

近年来，由于发生了一些争议极大的案件，使公众注意到新闻工作者遭遇暴力的问题，也鼓励中国新闻工作者发出心声，要求保护他们从事新闻报导的基本权利。2001年7月，广西省地方官员极力掩盖南丹县发生，至少夺走81条生命的矿难事故一事，引起了中国甚至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试图报导事故的新闻工作者遭到殴打、接到死亡威胁、或遭到骚扰的情况被披露之后更是如此。中央政府最终插手干预之后，涉及该事故并图谋与地方官员掩盖矿难事故的业主和其它90多人才被逮捕。

新闻工作者指出，暴力攻击增多包括一系列原因。媒体迅速商业化形成了一个危险的环境。为新的小报式出版物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更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因为这些报纸的重点，使得记者要接触腐败的地方官僚，刑事犯罪份子或者其他不希望自己行为曝光的人。正如广州一位编辑对CPJ所说，「在市场化显著的媒体工作的记者更容易成为受害者，因为他们报导犯罪与腐败。随著媒体日益市场化，对新闻工作者的攻击将更普遍。」

例如，在北京广泛认为新闻工作者受到攻击最多的是小报式的《京华时报》。据北京另外一家报纸的编辑说，《京华时报》在报导地方突发性新闻方面是「北京最活跃，是第一家出现在新闻现场的报纸」，因而与众不同。《京华时报》是中央控制的《人民日报》于2001年创办的报纸，是该报较为活跃，市场化的盈利子报纸。

与农村地区的同事相比，在诸如北京，广州等大都会地区的新闻工作者更频繁的成为攻击对象。在主要城市，媒体商业化发展非常迅速，总体经济中的市场改革通常首先在这些地方得以执行，然后再扩大到其他省份。广州一位编辑对CPJ说，「在边远地区，新闻工作者更像官员，因此他们较少受到攻击。由于没有市场压力，他们可以选择报导甚么，不报导甚么。」中国新闻工作者认为，北京和广州是新闻工作者受到攻击最多的城市，其次是媒体活跃的另外两个大都市成都与西安。

谁之过？

虽然与政府官员有关系的团体应对许多新闻工作者受到的攻击负责，但民间个人或组织也是攻击日益增多的原因之一。随著中国私营企业增多，针对腐败，金融犯罪或者其他商业活动的调查性报导已经成了新闻工作者获利颇丰与令人激动的报导焦点。南方日报集团旗下一家报纸的前编辑对CPJ说，新闻工作者受攻击增多的原因是，「新闻工作者良心的发现。他们现在倾向更加努力报导丑闻，揭露违法交易，假冒商品，不诚实的企业家，以及商人与地方官员之间任人唯亲的关系，而这通常会冒犯商家与官员，导致遭受殴打与暴力攻击。」

新闻工作者说，许多攻击都是受雇的歹徒进行的。广州摄影记者黄某说，「只要花50元，（约6美元），就可以雇许多人做打手。警察能抓谁？因为他们行凶之后就逃之夭夭。」

黄的经历可以说明为揭露犯罪与丑恶的社会阴暗面前景而激动的年轻记者面临的危险。他是广州众多小报风格某日报摄影记者。广州拥有中国最自由的经济，同时也是犯罪率最高与拥有最积极进取与独立媒体的城市之一。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这一系列原因使之成为既令人激动但同时又危险的地方。

黄在过去的4年中受到了多次攻击：在发现他是记者之后，一家地下脱衣舞夜总会的保安人员将他打成脑震荡；在报导一位殴打妻子的丈夫之际，他与另外一位同事遭到这位丈夫的朋友殴打；在报导发生在一家娱乐大厅的非法活动时，他又受到解放军士兵的殴打。

好几次他在被打之后住进了医院，他知道其他记者也有类似挨打的经历。他说，「至少每一个月，我都听到记者被打的消息。」

在CPJ记录在案的例子中，攻击新闻工作者的大多数人为民间私家与公职官员雇用的保安人员。在2003年被广为公开报导的一件案子中，保安人员欧打了南京多家报纸8位试图参加江苏省教育厅会议的新闻工作者。《南京晨报》的摄影记者高爱平被打昏后住进了医院。他后来对其他记者说，这是一年之内他第三次因公被打。另一位新闻工作者对《南方周末》说，「我从事新闻工作34年了，这么多记者被打，而且是在省级办公机构，这种事从未碰到过。」

去年中国媒体报导了许多类似专门追踪名人新闻的记者被私家保安殴打的消息。今年2月中国最大入门网站之一的新浪网显著发表了三位新闻工作者在报导云南省一处电影拍摄外景时被打的照片。当时，拍摄场地10多位工作人员围攻这些新闻工作者之后，将他们扔到河里。这些攻击是在这些记者开始报导附近村民投诉该电影公司待遇之后发生的。

犹如其他世界各地一样，新闻工作者报导的对象势力越大，其危险也越大。王克勤是一位调查性报导记者，他被誉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因为他的报导，有人出高价换他的头。2002年，他对西北部甘肃省省会兰州证券业的腐败发起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他的报导导致政府关闭了26个省的400多家非法公司。这些报导发表之后，王收到了好几封死亡恐吓信，他报导中提到的一位商人悬赏500万元（约60万美元）要他的头。甘肃当地官员禁止发表其报导，认为他煽动「不安」，因此他到了北京，在《中国经济时报》继续从事调查性报导。

能做甚么？

对攻击新闻工作者的行为不予惩罚使得类似潜在的攻击增多。因为新闻工作者许久以来一直扮演政府宣传角色，因此社会上并不习惯新闻界不断发展的监督作用。北京一家周刊的编辑对CPJ说，「政府领导说，他们希望记者报导并监督社会，但却缺乏对记者的保护。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记者的角色。民众有反感，而没有任何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权利是甚么。」

前《世界经济导报》新闻工作者张伟国认为，对新闻工作者攻击增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法律与秩序的退化，以及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的变化所致。他说，「记者过去是『国家干部』，是统治机器的一部份，除了言论方面的限制，事实上享有某种特别的行动权利，这种情况随著市场化的转变有所改变，一方面原有的记者失去了过去的特权。」

抗议对新闻工作者的攻击最有力的方式就是公开报导这些攻击。新闻工作者说，编辑们大都对此表示支持，并认识到公开这些攻击事件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新闻工作者说，除非涉及高层官员，不然对报导类似攻击的限制不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是唯一一家以保护新闻工作者权益为宗旨的全国性组织。但这却是政府机构，因为中国规定不准成立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所以新闻工作者不能在官方之外再成立自己的机构。中国新闻工作者通常嘲笑该协会是一个弱势，以政府利益，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利益为中心的官方组织。不过，在新闻工作者遭到攻击之后，编辑们有时会向该组织提出正式的投诉备案。

中国记协2003年11月宣布，自从1998年以来，新闻工作者向他们提出350多次报告要求保护。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导，该组织保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委员会主席说，虽然「该委员会支持，发表声明并积极努力的工作，但类似的问题获得满意解决的不多，保护新闻工作者权益的努力在许多方面仍然不足。」

虽然有时记者或编辑们对有关攻击提起诉讼，但只有很少的案例获胜。2003年6月，两位殴打《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杨威的歹徒被判监禁一年。杨是2002年3月在报导北京一家管理不善的房地产公司情况时受到攻击的。人民日报网站说，这是北京首次逮捕并对攻击新闻工作者的歹徒判刑。

中国新闻工作者几乎一致认为，军人的攻击仍然是不能被起诉或者报导的。虽然接受CPJ采访的一些新闻工作者提到解放军士兵殴打他们或同事的事件，但这样的事件几乎从来没有被报导或者报告给地方有关当局。军队事务为中国媒体控制最严的题材之一，编辑们知道，报导类似的攻击将会涉及太多的风险。一位新闻工作者对CPJ说，「但军队对许多攻击记者的事件负有责任。」

在80年代中期，新闻工作者发起了一场通过新闻法的运动，要求制定以明确保护新闻自由的具体法律。但在军队镇压1989年的民主运动之后，这样的立法就很少被提起了。尽管对此类法律到底有多大的效力或者使用该法律的目的仍然存在分歧，但担心对该行业施暴的新闻工作者一直在呼吁保护其」采访权」的法律。

支持此法律的人们说，由于该问题太敏感，因此他们不能在这方面的立法程序方面取得多大的进展。一位新闻工作者说，「不同的立法人多次提出了新闻法议案，但是由于其敏感性，因为可能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因此从来就没有被认真的讨论过。」其他一些新闻工作者担心，这样的法律可能被误解，反而进一步限制他们的权利。广州一位编辑对CPJ表示，在中国，法律被用来保护政治权力，而不是反映民权。因此存在（新闻法）可能变成限制新闻工作者报导的法律。

一些地方的立法人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新闻工作者。新疆伊犁地区政府从去年开始实施不得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说，「任何部门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藉口拒绝新闻采访，更不得出现辱骂、推搡记者及没收、损坏采访器材等不文明的过激行为。」

虽然暴力是许多记者非常担心的问题，但有些记者表示，由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他们并不特别担心受到攻击威胁。中国并不允许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因此新闻工作者随时都可以被关进监狱，出版物被关闭。广州一家最积极进取而且最受欢迎的报纸编辑对CPJ说，「主要问题仍然是我们不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而这也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北京一家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喻国明最近对中国新闻界表示，对新闻工作者攻击增多说明，「媒体干预社会的频率、力度、广度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是媒体发展尽其职责的一种进步。」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中国政府的建议：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新闻工作者已经开始重新界定自己为独立的专业记者。因此政府现有责任制定实际措施，帮助社会尊重并理解新闻工作者的新角色。具体来说，CPJ呼吁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下列步骤，保证新闻工作者在报导工作中的安全:

*改革媒体结构，以便让新闻工作者能自由、独立地对大众关注的问题进行报导。
*无论牵涉到谁，都允许各级媒体对攻击新闻工作者的事件进行报导。
*允许包括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内的组织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独立报导并公开抗议对新闻工作者的攻击事件。
*凡出现新闻工作者遭到骚扰或攻击的报导，都要进行独立调查，并迅速依法惩治攻击者。

如果政府和新闻业主鼓励新闻工作者去调查腐败或犯罪行为，那他们应该得到保证，在执行任务时不会遭遇生命威胁。

(Sophie Beach于2004年8月前任CPJ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