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王珍采访报导）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郑义先生最近发表了1万多字的新作《召魂》，以探究他本名“郑光召”的涵义为线索，记述了高僧能海法师、父亲郑璧成在文革中遇难的经历，以及在作者心灵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郑义先生是中国“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他1979年发表的处女作《枫》，当时轰动全国。另一部小说《远村》获1984年度全国优秀小说奖。1987年，由本人原著并亲自改编为电影的《老井》获囊括“金鸡奖”、“百花奖”等全部奖项。
　　
1989年春夏，郑义先生因参与了八九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被中共公安部列为首要分子，受到全国通缉。在后来将近三年的逃亡日子里，他秘密写作了关于六四民主运动的《历史的一部份》，以及记述广西人吃人事件的《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两部重要著作。郑义先生和妻子北明女士于1993年流亡美国。郑义近年重要作品包括《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以下是大纪元专访郑义先生的第一部份：六四逃亡经历。

六四镇压后逃亡经历
　　
记者：请您谈谈六四镇压后，在中国的逃亡经历。
　　
郑义：这个话题说来话长。八九民运时，我和我太太北明在北京天安门和学生、和知识份子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我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接下来会是全国规模的长时间的追捕、判刑。于是我离开了家，准备观察一段时间，后来发现不可扭转了，我就开始了逃亡。
　　
北明原本是要和我一起离开的，但因为两个人一起走目标比较大，所以想等我安排好地方，再来接她。可是没想到，她很快就被抓了。
　　
开始我以为，共产党是抓不到我才抓她，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她参与了北京知识界的一份报纸─《新闻快讯》的很多具体事情。因为当局早就安排人在编辑组，对她的情况非常清楚。六四镇压后，共产党就把她抓起来了，在北京和山西太原前后关押审查了10个多月。
　　
而我已经在逃亡之中。六四镇压后最初一段时间，全国的形势都很紧张，每个城市都在搜捕，十字路口都是军队在把守，到处是警车、军车、巡逻队，气氛非常恐怖。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离开城市去了农村。过去我在农村插队和在煤矿工作的时候当过木匠，于是我就以一个流浪木匠的身份，到处帮人做家具，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朋友们说，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是一个作家，还是要赶紧写作。这样，我又回到城市开始写作。
　　
我的太太北明出狱后，把我要写书的资料带到我隐藏的地方。我们汇合后一起逃亡。因为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经常换地方。在将近三年的逃亡时间里，我写了两本书：《历史的一部份》和《红色纪念碑》，她写了一本书《告别阳光》。
　　
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回忆起来是非常感人。那时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民心，与今天是非常不一样。帮助我们的人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从八十多岁的老人到刚懂事的小孩子，没有一个出卖我们。我们真正看到了人心善良的一面，以及人们反抗暴政和对自由追求的一面，他们冒了很大风险帮助我们。

心中始终保持爱
　　
记者：您在《召魂》中写到父母笃信宗教、倾家礼佛，这对您以后的思想是否有很大影响。
　　
郑义：一个人的童年是很重要的，最基本的品质，如：正直、诚实、同情、怜悯之心在童年就已经赋予他了。
　　
在我一生中虽然遇到很多坎坷，但我心中始终保持爱而不是仇恨。我想与童年的经历分不开。我母亲后来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对他人、对自己家庭仍然保持深厚的爱。

对共产党的认识过程
　　
记者：很多像您这个年龄的人，对共产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您是怎样的呢？
　　
郑义：我不是先知，我对共产党社会的认识和普通人几乎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共产党欺骗教育下长大，开始不可能谈到任何觉悟。
　　
真正觉悟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离开了学校，走进社会，看看工人、农民的感受，了解到了一些共产党宣传和教科书之外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激烈、血腥、对共产党的愤恨以及对毛泽东的崇拜都是很刺激、促使人思索的事情。林彪事件对共产党的神话也是一个讽刺。
　　
文革后期我们被赶到农村插队，看到的和共产党讲的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中国真实的农村生活就是对共产党的控诉。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共产政权的反省和怀疑。但是八十年代又有一些变化。
　　
我对共产党彻底绝望是八九六四对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疯狂的大屠杀之后，那时才认清了，不管它可能有些局部的变化或松动，共产党的那种残忍是一脉相通、不会改变的。（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