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监狱通常都关重刑犯和短期犯人。不是重刑，又非短期的犯人通常被送到荒无人迹的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那里的管理人员更没有法律观念，这类犯人的结局常常比重刑犯人的结局更悲惨。他们远离城市，远离家乡，特别是来自农村的犯人，家属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探望，久而久之连通讯也断了，家里人和犯人都只是被动地等刑满释放的那一天，而家属最终等到的可能仅仅是骨灰，还不知道那骨灰到底是谁的。因为劳改农场通常都劳动强度极大，不给饱饭吃，有病很少能得到及时治疗，死人是经常的事。累死，饿死，折磨死，病死原本是因果相连的，可以一律堂而皇之地被称为病死。

特别是来自农村的犯人，与家庭长期失去联系的犯人，劳改农场对他们的情况一清二楚，因为犯人来往信件都要经过管理人员审查。这些人成了弃儿，人权尤其可以被忽视，稍微对劳改管理人员不满，就会被另外组织起来劳改，成为被有意虐杀的对象。

我毕业后被分到医学院工作，一些年轻人常常对医学院尸体的来源感兴趣。医学院的尸体来源一向都是保密的，但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多数来源于劳改农场。学校里处理尸体的人是一个老头，老头虽然看起来疯疯癫癫，但是嘴很严。由於业务关系，相处久了，也熟了，终於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而他由於长期同运送劳改农场死尸的卡车司机相熟，也了解到不少劳改农场的情况。我们学校的尸体通常是冬天进货，来源于劳改农场，那时一具尸体壹佰元，通常每次是一具到两具或三具，都是深更半夜送货。有一次，我要求看他处理新鲜尸体的过程，得到他的容许。那天来了一具尸体。死者蓬头垢面，头发和胡子都有半尺多长，大概四十多岁，骨瘦如柴。可能因为入冬不久，一身棉衣到还不算太破，却是积满污泥浊溃。这一切实在是超出我的预想。因为那时在我的概念中，犯人都是定期理发成秃头，刮须修面，每天学毛选，劳动改造，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保持精神面貌。我实在不敢想象该犯人在劳改农场过的是怎样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要知道，那个时代，不象今天的许多男文艺工作者，留长发长须，即使刚入狱来不及理发刮须，也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头发和胡须，那完全是远离尘世被长久虐待而死的体貌。看他蓬头垢面，满身灰土污泥的样子，他决不是死在医院病床上，甚至不是死在囚室里的病床上，而是倒毙在荒漠的田野里。

联想到现在活体器官移植，可以统计到的移植病人每年达到数千之多，考虑到捐体与受体免疫匹配的困难，就足以知道捐体后备人群至少得以数万计之，这么大的后备人群岂是每年八千死刑犯人所能充任？除了法轮功学员以外，恐怕劳改农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储备源。从前作为尸体卖给医学院，每具才壹佰元，而如今作为活体器官移植储备人，少则价值数万元，如果卖给外国人，甚至可以卖到上百万人民币，同倒卖妇女和婴儿相比，其利润简直是无限，而风险却小之又小，因为有公检法党政机关参与。涉案人员又怎能不趋之若鹜！？何况作为医务人员，已经没有选择。

关于活体器官移植，一般人不太相信为什么要活体，因为器官可以冷冻储存相当时间，人们认为，既然时间足够，就完全可以在人死以后再摘取器官，没有必要做那么残忍的事情，做活体器官摘取。这是因为一般人不知道，器官移植入受体前，器官是没有血流供氧的，这段没有血液供氧的时间，在医学上分为两个阶段：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所谓热缺血时间，就是从血流停止开始，然后手术器官摘取，直到器官血管灌流冲洗完毕为止，然后进行冷藏运输，后者就是器官的冷缺血时间。影响移植器官成活率的关键是热缺血时间必须尽量地短，而冷缺血的时间相对要宽容的多。皮肤角膜等器官对热缺血敏感较低。而心，肾，肝等内脏器官对热缺血时间非常敏感，这就必然导致在没有人权的地方，出现活体摘取器官的现象，在手术摘取的过程中保持器官的在体血流供应。现在国内器官移植已经商业化，挣钱固然多，一旦出现失败，病人死亡，赔偿也是高额，特别是做外国人的生意。所以成功率非常重要。

最近网上已经有报导，其实我早就听有经历的医生告诉我，为了达到活体摘取器官的目的，事先行刑者与医生都有沟通，开枪要打什么部位才能让病人昏迷休克而不是死亡，也就是要保持呼吸和循环系统继续工作：决不能枪击脑干部位。由此，最近我在网上竟然看到有的犯人仅仅是头皮被子弹划破，连颅骨都没有被击穿，犯人仅仅是被子弹声吓昏，震昏，医生们就开始摘取犯人的器官，可谓是活体摘取器官的登峰造极之例。

善良的人永远不敢相信恶魔会有多么残忍。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张志新临刑前被生割喉管，根据记录，那不是那所监狱的特例，而是第几十例，你就会明白恶魔的残忍暴行不仅确实存在，并且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其实那所监狱恐怕也决不会是特殊监狱，在中国恐怕大有存在：相同的种子在相同的条件下，不会只有一颗发芽。而张志新的案例，如果不是共产党自己暴露出来，谁又敢相信那是真实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