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眼有焦点

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大瘟疫的记载，是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在埃及发生过的一场瘟疫。那一次，瘟疫之眼聚焦于所有头生的孩子与牲畜。于是上自法老的长子，下至狱吏的长子，以至那片土地上所有头生的牛，马，羊……都未能幸免。

而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波及世界的疫情，即一百年前的那一场西班牙大流感，瘟疫之眼却盯上了20～40岁的青壮年，这个年龄段的死亡者竟占整个大流感死亡人数的一半，远高于抵抗力弱的老人与儿童。

又如发生在中国明末崇贞年间的大瘟疫，瘟疫之眼锁定了明朝人。从明朝的官员，军队，到百姓，大批的人在死去。而与明朝作战的李自成的军队却并未受太大影响，至于清军则完全没有受到瘟疫的侵扰。

瘟疫之眼聚焦于谁，谁就难逃厄运。

瘟疫之眼亦有盲点

如果说瘟疫会聚焦一部分人，那么瘟疫同时也一定会绕开另一部分人，瘟疫之眼有焦点，亦有盲点。

譬如刚才提到的明末瘟疫，瘟疫之眼盯住明朝人的同时，却对李自成的军队，对清人的军队视而不见。反明力量似乎处于瘟疫之眼的盲点。

类似的例子还有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令雅典就此一蹶不振的那场雅典瘟疫。瘟疫之眼锁定了雅典人，却放过了与雅典人短兵相接的伯罗奔尼撒人。

又如中世纪的黑死病从意大利开始祸乱欧洲，但是，当中欧西欧几乎全境沦陷时，位于重灾区佛罗伦萨以北的米兰却被绕过，在疫区的包围中，在瘟疫之眼的盲点区，米兰安然独存。

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的瘟疫之眼

回顾历史，每一次瘟疫来袭，都像一场事先部署好的行动，有其特定的目标，有其即定的范围，人们对此只能明确感知，却难以作出解释。而当下这场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亦有其特定的指向。

是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将这场疫情称为中共病毒或中共肺炎。所以然者，不只因疫情发源于中共治下的武汉，还因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共病毒疫情严重的地方，不论是国家，组织，或个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与中共有关。而这一共性，或许正是当下这场疫情中，瘟疫之眼的焦点。

被病毒“聚焦”的国家

以国家为例，疫情最初是从中共治下的中国传出，而中共治下的中国在这场疫情中也受害最深。当疫情开始向世界范围传播时，伊郎、意大利、韩国等国家首当其锋，这些国家或者是在意识形态上及政治立场上与中共接近，或者是在国际合作上及经济往来上与中共过从甚密。

被病毒“关注”的组织

以组织为例，前面提到伊朗做为一个与亲共国家，疫情十分严重。而伊朗政府做为一个亲共组织，亦是受害不浅。包括第一副总统埃沙克・贾汉吉里（Eshaq Jahangiri）在内二十多名高层政要染疫，其中至少6人已经去世。

又如梵蒂冈做为一个宗教组织，共有830名常驻人员，却传出包括罗马教区主教，多纳提斯主教在内的7名神职人员感染中共病毒，感染率远远高于意大利全国的平均数字。而梵蒂冈近年一直在向中共示好可谓有目共睹。如2017年2月，梵蒂冈宗座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举办“反对器官贩卖峰会”，竟邀请严重涉嫌活摘器官的黄洁夫和王海波为嘉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洗白。2018年9月，梵蒂冈向中共妥协，对中共治下所谓天主教爱国教会的7名主教予以承认。教廷这一行为被中国地下教会信徒称为是对天主教的背叛。2020年1月，教宗方济各不顾中共隐瞒疫情的罪行，竟公开为其站台，称中共为遏制疫情付出巨大努力，可谓极尽谄媚。

再如华尔街财团，一向与中共交好。美国咨询公司RWR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曾估算，华尔街在20多年中向中共“输血”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而再早的2016年，摩根大通银行曾被联邦政府处以巨额罚款，原因是摩根大通于2003年开启了一个名为“子女”（Sons and Daughters）的项目，聘请中共高官子女，因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此次疫情中，华尔街财团几名资深高管先后染疫，包括：摩根斯坦利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华尔街知名投资银行杰富瑞（Jefferies）的首席财务官佩格‧布罗德本特（Peg Broadbent）、摩根大通前资深高管比尔‧派克（Bill Pike），而后两位已经去世。

被病毒感染的人群

以个人为例，据《明慧网》报导，网上传出的一份中国某单位内部统计的2月份染疫死亡者名单显示，中共党员占88%。另外，网络流传出的另一份某村镇在疫情期间所谓“因公殉职”人员死亡名单显示，截至3月17日，该地区有329人死亡，职业包括警察、医生、护士、公务员、村干部。其中死亡者是中共党员身份的有217人，高达2/3。

至于世界各地的染疫者，虽然不会是中共党员，但从众多个案中，也可看出一些规律。如3月19日确诊的摩纳哥国王阿尔贝二世，是全球首位染疫的国家元首。他在位期间曾10次访华，与中共十分亲近。2018年，摩纳哥与华为签署协议，成为首个5G覆盖全国的国家。此外，摩纳哥也表示有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被北京当局称为中欧合作的“先行者”。

又如，香港知名男高音莫华伦被确诊染疫，还一度进入重症监护室吸氧。莫华伦多年来为中共站台，2015年起任中共北京市政协委员，之前还曾是珠海市政协委员。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期间，莫华伦不顾港警与中共军警对港人犯下的绑架、性侵、杀人等暴行，高调撑警。2020年春晚，莫华伦亦出场参演，为中共粉饰太平。

再如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Lawrence Bacow）夫妇也被确诊染疫。众所周知中共一直在大力渗透美国学术领域，而哈佛大学正是其渗透重点。自2012年以来，中共以礼品及合同的形式向87所美国大学提供了约6亿8027万美元，其中哈佛大学以获得捐款79,272,834美元排在首位。过去20多年里，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为中共培训了上千名中共官员、军队将领，被戏称为中共第二党校。今年1月28日，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纳米领域知名科学家查尔斯・利伯（Charles M.Lieber）教授被FBI逮捕，震惊学术界。利伯被指控向调查员隐瞒其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

如何避开瘟疫之眼

只要找到瘟疫之眼的焦点，它的对面就是盲点，那里将是我们的安全岛。如果说中共病毒锁定了中共，那么，对中共有着清醒认识，拒绝与其为伍、为其站台的人就是站在了安全岛上。

如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大批香港人已用顽强的抗议行动表明不屈从于中共暴政的信念。台湾大选过程中，从台湾政府到民众，对中共已有充分清醒之认识，并早在中共病毒爆发前就与中共处于政治隔离状态。于是疫情爆发后，台湾与香港两地离中共大陆最近，但疫情却最轻。可以说，台湾香港两地的情况已经让我们看到，远离中共，就会被瘟疫远离，就会登上安全岛。

历史上的瘟疫中，也有人开始被瘟疫感染，但后来又得以康复。换句话说，即使被感染，即使无疫苗，即使无特效药，人们还是有康复的可能，只要能够及时转向，避开瘟疫之眼的焦点，进入安全的盲点。

而在当下的疫情中，这类的实例屡见不鲜。前不久发生在西班牙的几例肺炎感染者康复的实例令人振奋，堪比奎宁、瑞德西韦的出现一样令人信心大增。

几位康复者皆是西班牙第三大党VOX（也被译作声音党、呼声党和民声党）要员，分别是党魁阿巴斯卡（Santiago Abascal）、秘书长史密斯（Javier Ortega Smith）、党派发言人奥洛纳（Macarena Olona）。三人不幸感染中共病毒后，VOX党频频针对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发声。4月17日，VOX更在欧洲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对中共病毒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调查病毒起源以及世卫与中共关系，并针对全球大爆发的疫情向中共追责。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出现，三位染疫的要员，肺炎测试都转为了阴性。

疫情中康复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些经历堪称神奇，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再与您分享。说了这许多，也总归一句，希望善良的人们都能避开瘟疫之眼，早日登上安全岛。

最后，心有所感，发言为诗，录之如下，算作结语吧：

大疫来袭，几人还迷？

岁在庚子，天发杀机。

病毒为矢，中共为的。

劫满九九，世事如棋！

（编者按）导致武汉肺炎爆发的病毒是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真相致使疫情在全球扩散。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及全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中共不是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国，因此，中共治下出现的这种病毒应叫“中共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