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郑义第一次到广西省调查“人吃人事件”，他查阅档案，察勘现场，采访相关官员、在押犯人、当年凶手、被害者遗属、目击证人，搜集了大量档案材料与证人证词。1988春第二次赴广西省调查，补充了第一次调查的遗缺。

1989年春夏，郑义因参与1989年六四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被中共公安部列为首要分子，受到全国通缉。在近三年的逃亡时间里，完成了《红色纪念碑》（Scarlet Memorial）这本重要著作，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红色纪念碑》

《红色纪念碑》由两个部份组成：调查广西省范围内的档案卷宗和采访幸存者、凶犯、受难者遗属。郑义调查并采访了发生过大规模屠杀与人吃人恐怖事件的五个县。仅仅宾阳县，在1968年7、8月的“红色风暴”期间，共有3,681人被枪杀、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

在武宣县境内，滋事者从活人身体内割下心脏和肝脏，然后煮而食之。 “当受难者被推上街头游行批斗时，老太太们会提着菜篮子守候。一当受害者被处死，众人蜂拥而上。那些冲在前面的人将会得到一块好肉。”一个老太太养成了专挖眼睛的习惯，认为吃了它们会增进她自己的视力。另一个年青女干部，一旦可能，要消受的是男性生殖器。在一个中学里，学生吃掉了他们的老师。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说，关于广西吃人事件。郑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 “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像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图：中国著名作家郑义先生近照。

到广西调查人吃人
　　
记者：您到广西调查人吃人事件，直接揭露共产党社会最可怕的一面，当局允许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郑义：很多事情是在一些缝隙之中做到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发展成为全面内斗，和老百姓对共产党压迫的反抗是有关系的。所以，共产党不愿意提文革的历史，直到今天，对文革的题材仍然加以限制。如果共产党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写这么一本书，他们肯定不会同意，一定会加以阻挠。
　　
文革时广西屠杀人和吃人的事情闹得太大了，很多年以来，受害者一直在喊冤；而且一半以上的人都受到过迫害，广西的局势一直稳定不下来。胡耀邦主政后，就开始了对广西文革历史的一次复查。参与杀人和吃人的一方，或者受到刑事处分，或者从权力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我去调查的时候，刚好是“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运动刚刚结束，广西当时很多官员是通过“处遗”运动刚刚恢复了权力，他们对这段历史是非常愤恨的。另外，广西一些正直的官员和群众多年来也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他们给了我很多支持。
　　
当时我没有跟当局说，我要写这段血腥的历史，来证明共产党统治的惨无人道。我对广西当局说，我想研究文革期间，这些残暴现象背后的心理：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别人看起来不是魔鬼的人，在那种群体疯狂中，会堕落到连野兽都不如的地步。这确实也是我要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广西人谈论文革杀人吃人的事情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所以我去调查这个事情，是碰上了比较有利的时机，这是一个大的形势。
　　
但是具体到基层，还是有一些参与屠杀的人在掌权，所以也受到一些刁难和阻挠，包括威胁。比如，广西武宣县，也是吃人最多的县，那个县的县委对我基本上是采取围追堵截，处处刁难我，连一次车都不给我派，把我困在那儿。我完全是靠民间的力量，一些受害者长时间坚持揭发这种罪恶。

调查报告完全是真实的
　　
记者：就是说，您这是调查报告，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
　　
郑义：当然是调查报告，每句话都必须要有出处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为了把情况调查清楚，我到基层时，有几方面的人，我都尽量要见的：
　　
第一，是当地公检法方面的人。在他们的档案里，有犯罪的具体记录，这些档案是有法律效力的；
　　
第二，尽可能采访当年受迫害者和揭露迫害的地方官员。文革不只是普通群众受迫害，共产党内部意见不一样的官员也受到了迫害。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有一定地位，说话也比较慎重，所以提供的材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第三，我还要去见当年杀人和吃人的凶手。他们有些人年纪很大了，也没有判刑，还在自己家里住着，我就跑到农村去见他们。还有一些关在监狱里，我就到监狱去访问他们。
　　
第四，就是去见当年被屠杀或被吃掉的受害者的遗属，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因为他们是苦主。

出版十多年　无人敢说“不”
　　
总之，只要是能够向我提供确凿、可信证据的人，我基本上都见了。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对我撒谎。从不同渠道得到的资料，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这是因为在共产党社会里，揭露共产党的罪恶，这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敢说半点不实之词。
　　
我的关于广西人吃人的著作，如《红色纪念碑》，基本上是以这个调查为基础来写。这些书公开出版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说一个“不”字，包括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在民间，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说：你把这种事情写出来，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我说，这要丢是丢共产党的脸，丢凶手的脸，不是丢中国人的脸。比如，揭发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并不是说德国、日本就没有好人了，不是这个道理。
　　
八九‘六四’大屠杀后，我对共产党彻底绝望，在逃亡途中完成了《红色纪念碑》这部著作。里面有大量翔实的资料和采访，我没有想到，我能写完，共产党还没抓住我。我当时想能写多少算多少，能自由写作一天我就写一天。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敢出来否定，这得益于当初向我提供证据的是真实的，我写的也是真实的，绝对不敢有任何想像和添加。

（大纪元记者王珍采访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