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世界头号市场为筹码，自恃有国际奥委会和西方各国政府双重挡箭牌，近年来侵犯人权有恃无恐，一再违背申奥时的承诺，它以为奥运会已成自己囊中之物，现在无论自己怎么使坏，别人也奈他不何了，却不料演艺圈有两个人，从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破了北京奥运防线，冲软肋狠给了中共两下子，直揍得这个流氓政权蒙头转向、脚步踉跄，在国际上丑态毕露，这两个演艺人引发的效应，使本来若囊中之物的北京奥运，一下子由变得若即若离、朦朦胧胧，北京奥运开始有泡汤的危险。
这两个演艺人分别是好莱坞前影星米娅·法罗和好莱坞当红导演斯皮尔伯格。
中共不怕关于国内人权问题的指责，不等于不怕关于国际人权问题的谴责；中共即使不怕关于国际人权问题的谴责，也不可能不怕将国际人权问题与奥运会挂上钩的施压。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政府漠视中共国的国内人权问题，并不等于不在乎中共国以外的人权问题。因此，中共惧怕别人以北京奥运会为要挟，就国际问题向其施压。由于中共国是苏丹种族屠杀的帮凶，达富尔问题成了中共的国际软肋，中共现在最怕将达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钩。
偏偏这个米娅·法罗，就如中共的煞星一样，她第一个站了出来，将达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上钩，这个口子一开，世界各人权团体，尤其是西方人权团体纷纷跟进，以抵制北京奥运会为要挟，要求中共解决苏丹达富尔人道危机。
米娅·法罗则在在抵制北京奥运的人士和群体当中，发出了最强的女高音：
去年三月二十八日，法罗和她十八岁的儿子、耶鲁大学法律系学生罗南法罗3月28号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种族屠杀的奥运会》，文章直指北京奥运是“种族屠杀的奥运会”，从此“种族屠杀的奥运会”的名称广泛流传，成为全球抵制北京奥运阵营的标志性口号，对北京奥运会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带来越来越强烈的挑战。
去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全球纪念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四周年的集会上，米亚法罗在白宫前对抗议民众发表演讲，公然宣布：“中国要举办奥运不能无视达尔富尔，因为达尔富尔暴行的继续绝对不能让奥运正常进行。”（注1）米娅·法罗又率众聚集于中共国驻美大使馆前，谴责北京奥运会。这些日渐升级的实质性的抵制活动，弄得中共措手不及、灰头土脸。
米娅·法罗现在既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大使，又是声援苏丹达富尔世界人权组织的领袖，其能量当然不可小觑，但中共自恃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权，向来不怕联合国，又自忖有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奥委会保驾，也不太在乎国际民间团体，因此光有米娅·法罗扛旗，中共也不会惧怕。
但中共想不到的是，米娅·法罗竟然会向同道斯皮尔伯格发难。米娅·法罗抗议斯皮尔伯格担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并且公开质问：“斯皮尔伯格先生在1994年建立了大屠杀历史真相基金会，纪念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他是否意识到中国正在资助达尔富尔的大屠杀？”她还警告说：“难道斯皮尔伯格先生真的想让历史记住他是北京奥运会的里芬斯塔尔吗？（注2）”
里芬斯塔尔是德国最著名、最漂亮、最有才华的女演员和女导演之一，其巅峰影作《奥林匹亚》获得了获得了四个世界大奖，但因为她对纳粹的认同和合作态度，在二战后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导演事业生命令人惋惜的过早结束。里芬斯塔尔的命运也成了任何名导演都难以直面的噩运范例。
米娅·法罗以北京奥运会的“里芬斯塔尔”来警告以控诉纳粹之作《辛德勒名单》攀上巅峰的斯皮尔伯格，无疑给其施加了非道中之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压力，置其于无比尴尬的境地。这就是斯皮尔伯格由北京奥运会的艺术总顾问人选，转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主要原因。
作为极权专制者，中共统治者肯定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过气的女戏子能够迫使一位响当当的当红的大导演改变立场，放弃本来到手的不菲既得利益？
这是因为，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牌导演，亿万身家早已不在话下，其活着的乐趣主要已不再是金钱，而是更高的导演事业成就，这样的人往往很难收买，很难为了金钱而玷污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名誉和形象是知名导演事业生命的命根子，因此，这些人很难为了金钱而损害自己的名誉和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斯皮尔伯格一旦意识到北京奥运艺术顾问会搞臭自己后，会断然拒绝与中共合作。名导演视自己名誉如生命，这当然是只认得利益、惯于厚颜无耻 ，以致浑然不觉的中共统治者无法理解的。
不仅仅是苏丹达富尔问题，随着斯皮尔伯格对北京奥运的杯葛，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交通问题、饮用水问题、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自由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宗教问题、法轮功问题等等早就存在、一直存在的问题，突然间急剧膨胀了起来，一齐浮出水面，其中，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更如两座巨大的冰山，横亘在通往北京奥运成功举办的路途上；斯氏的杯葛效应目前持续发烧，已经在赞助北京奥运的商界引发了震动，作为奥运赞助厂商智囊之一的律师卡特勒承认：各大厂商对斯皮尔伯格的影响力感到诧异，在斯皮尔伯格之前，任何人的主张他都未曾闻问，然而现在，“人们都在了解整起事件（中共的人权劣迹及中共国的种种问题）”（注3），在西方人权团体的成热打铁下，此前对诸多抗议装聋作哑、安之若素的赞助商和国际奥委会终于坐不住了，也开始向中共施加压力；先前对中共国问题一贯反应迟钝的西方主流媒体，忽然间也开足了马力报导中共的劣迹及中共国的阴暗面·····中共的北京奥运会，第一次切实面临着泡汤的危险。
斯皮尔伯格杯葛奥运之前，法轮功、民运、维权、自由西藏等中国团体开展了不下半年的全球抵制北京奥运活动，其中，法轮功发起人权圣火全球行动声势浩大、持续时间和视觉冲击力都非比寻常，但所有这些，居然都不如一位好莱坞导演的杯葛行动更能够打动西方主流社会。对西方主流社会来说，斯氏杯葛行动之前，好像见怪不怪、一切正常，杯葛之后，一切惊诧莫名的事情突然间都暴露了。
中国、印度传统文化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两个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中国迄今没有输出价值观的能力，印度目前也缺乏这样的能力，因此西方主流社会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导，一旦打动西方主流社会，就调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了全球效应。
许多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米娅·法罗、斯皮尔伯格等演艺圈人士杯葛北京奥运会的效果，短时间竟然大大超过了其他抵制奥运会各界人士和群体的总和？一两个艺人为何有那样大的感召力？
这种不理解源于对西方社会缺乏了解。不像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儒家传统国家，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官本位的传统，作为世俗权力化身的官僚（包括以前的国王、大臣）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至少不是社会的唯一中心。不像中国“学而优则仕”，西方没有科举制度，一直以来，西方人读书和操习各行各业的人不是为了做官、也不可能做官，西方人读书和操习各行各业是因为兴趣、挣钱，至少是谋生，而没有别的想法，这一方面使得西方的学者和技术工匠更能够潜心和专心致志；另一方面造就了西方社会更崇尚富人和天才的传统，突出的掌权者并能如在中国一样，在西方社会独占鳌头。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没有西方人不知道贝多芬、莫扎特、巴赫，而没几个人能够背得出同时代的德国、奥地利统治者名字，贝多芬、莫扎特、巴赫也是艺人；但在中国，情况却倒过来，人们对唐宗宋祖、康熙大帝、顺治出家、乾隆私访等掌权者故事津津乐道，却没几个人知道关汉卿、梅兰芳、瞎子阿炳等优秀艺人。
随着西方国家普遍完成民主化转型，西方世俗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光环消失了，政客官僚在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位置也就进一步边缘化：有一次美国某民间团体举别出心裁地办说谎大奖赛，事先声明：职业政客谢绝参加。现在的西方人对政治家虽然不至于轻视，但并不是很当回事，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体育和影视明星的位置要普遍优先于政客。现在的西方民众，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所在国的总统、总理、首相，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贝利、马拉多纳、贝克汉姆、施瓦辛格、汤姆·克鲁斯、麦当娜、卡梅隆等体育界演艺界名人 。
可见，在西方国家，演艺界明星的群众影响力往往在政客之上，也因此，出身演员而成为政客的人并不稀罕：三流演员出身的罗纳德·里根不仅选上了美国总统，而且其成就堪称美国一流政治家；2003年十月，好莱坞影星、共和党员施瓦辛格凭藉其炙手可热的人气，轻松地击败了134名竞争对手，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西方国家演艺界明星足以令政治家羡艳的群众影响力，当然令富商巨贾们不敢小觑，因为这些明星一旦抵制某些个商号，其群众效应足以给老板们带来灾难性的损失。西方国家演艺界明星可是商贾们得罪不起的，他们是比国家元首还荣耀的人上人、是备受追捧的新贵族，不像中国的娱乐明星虽然现在有钱 ，但至今未完全摆脱“三教九流”的传统社会歧视阴影。演艺圈抵制奥运第一人米娅·法罗不仅是影星，还同时是世界性人权组织“达尔富梦想”的领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大使；斯皮尔伯格同时是好莱坞梦工厂的3名创始人之一、还身兼美国导演协会的副会长和制片人协会的董事同时也是该制作公司现任的执行董事，他对全球影视界甚至媒体的影响力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斯皮尔伯格一出来杯葛，北京奥运的赞助商就立刻动摇了起来。
富商巨贾们不敢得罪斯皮尔伯格、米娅·法罗，国际奥委会就更不敢得罪这两人，因为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如果没有商贾的赞助，国际奥委会不名一文、甚至生存都成问题，中共虽然为了保奥运，可以向国际奥委会慷中国纳税人之慨，但是，北京奥运会过后怎么办？以前一味为中共抵挡人权责难、脸皮比北京城墙还厚的国际奥委会，面对斯皮尔伯格的杯葛，终于坐不住了。以前国际奥委会纵容中共的原因无非一个“钱”字，如今眼见纵容要危及到自己的钱袋子，对中共自然不会有好脸色了。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终于在二月十四日连署公开表态，呼吁中共国付诸更多行动遏制苏丹人道危机，“中国人民（中共）的老朋友”——奥委会主席罗格，出人意料地名列其中（注4）。可以预见：随着斯皮尔伯格杯葛效应的继续，国际奥委会会转过头来向中共施压，甚至还有可能“倒戈”--取消中共的奥运举办权，如果中共实在太“出格”的话。
演艺名人抵制奥运的效应还不止停留在商界。西方国家政府建立在选票基础上，政治首脑的前途取决于一人一票的大选，因此再权威的西方政要，也不能不重视演艺名人巨大的群众动员力，不能不对演艺名人巴结示好，以获取最佳拉票效果。西方政府领导人再制定政策时，可能轻视中国民运等团体诉求，但决不敢轻视斯皮尔伯格等人的诉求。因此，斯皮尔伯格的杯葛效应，很可能引发美国政府对北京奥运会态度的微妙变化，而在所有的国际反应中，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谴责和压力，向来是中共最为恐惧的。
摇摇欲坠的中共，企图以举办奥运会谋取统治合法性，费尽心机抵挡人权的责难，不想“人算不如天算”，竟被两个艺人搅黄了春梦。随着演艺名人杯葛北京奥运效应的发酵，中共更难过的日子还在后面。
曾节明 写于民国九十七年星期五 2008年2月22日
注1：《美国之音》2007年五月十九日报导，记者：东方，题：《达尔富尔人道危机与北京奥运会》；
注2：BBC 2007年07月27日报导，题：《斯皮尔伯格可能退出北京奥运》；
注3：阿波罗新闻网2008-02-16讯，题：《斯皮尔伯格杯葛效应 震撼北京奥运赞助商》；
注4：英国《独立报》2008年二月十四日刊登，题《国际奥运会主席联署要求中国遏止达尔富危机》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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