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来临，央视“春晚”成为中国民众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从各大论坛上网民的心声可以看到，民众对“春晚”的评价越来越差。

有网友说，“不管好看还是不好看，反正主流频道全是歌舞升平、色彩斑斓的央视春晚节目，人们的观感也从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少见多怪式的兴奋渐渐到了后来的年年看年年怨。这是一种非常搞笑的特殊的情结，而且是由央视利用其电视垄断地位一手培养出来的、灌输出来的特有现象。”也有不少网友呼吁：“狂热的春晚情结，可以休矣”；“驱逐春晚，过百姓自己的年”；“摈弃春节晚会，还我热闹除夕”……

大纪元1月31日特此专访了中国作家、前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师卢雪松女士。卢雪松系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1973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92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就读，1996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吉林省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主讲中国电影史与传播学。1999年，就读于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职研究生班，2001年毕业。个人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国上古文献《诗经》及中国近现代史。

2005年5月，卢雪松无故被所在学院剥夺授课权。其申辩文章被网友热烈讨论，中国知识界许多著名人士纷纷声援，成为2005年文化热点之一。同年9月，卢雪松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一年。2006年9月，被学院调至图书馆工作至今。

以下是访谈内容：

有明确政治宣传目的的“视觉刺激”

记者：最近很多论坛上对央视“春晚”的评论很多，不知您怎么看“春晚”？

卢雪松：很高兴有机会谈一下我对央视“春晚”的看法。我在2006年9月被学校正式剥夺教职、另行分配工作，此前，我的专业就是大众传播的研究与教学。虽然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看过“春晚”了，但有时其中的各种节目，电视上有一些回放，我看到过。作为普通观众，央视“春晚”是一场盛大的庆典，是一些人在欢庆他们的胜利。以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我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自己是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群里，欢庆胜利的那些人里没有我。所以我选择不收看它，我宁肯自己静一静。作为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觉得自己应该思考像央视“春晚”这样的文化现象，并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从大陆总体的民声反应来看，对“春晚”的评价越来越差。“春晚”的失败不光是一个艺术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在春晚运作的机制、体制方面，也和大陆整个文化心理的低糜有关，文化的底蕴在流失。

包括一些大牌明星的表演，跟他们早期的作品相比，档次相差得非常悬殊。假如我们暂且同意“春晚”节目组对“春晚”的定位──一种不以高雅取胜，而靠迎合大众欣赏水准来获得收视率的策略的话。即使同意这一点，我们也仍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它的艺术档次在不断的降低，它越来越脱离真实的大众生活，越来越缺少平民关怀，以“涂脂抹粉”为目的的节目比例越来越高。粉饰的东西太多了，歌颂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为歌颂而歌颂”的东西。我非常忧虑：其实这样的“春晚”只能带观众走一个艺术上的、欣赏水平上的下坡路。

早些年的“春晚”，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些亮点。比如对假冒伪劣问题、对官僚作风等问题，多多少少会对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有所涉及，有时候还偶尔有一些讽刺性较强的相声作品。但现在这类作品已经绝迹。相声的比例越来越少，小品的比例在加大，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因为“相声”这种艺术有一个特点，它是以讽刺见长的，不让他讽刺，相声就只好下场了。

总之，我对“春晚”的总体感觉是：一场虚张声势、浮躁轻佻、淡而无味、却有着明确的政治宣传目的的“视觉刺激”。

有些人对真实怀有一种恐惧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卢雪松：体制问题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比如审查制。大陆向来对文化传播的审查就非常严格。“春晚”要受到中宣部的严格审查，这是公开的事实，大陆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仔细想过，政府带着政治眼光来审查艺术，而且是这么严格的审查，对于导演、演员和任何一个作品来说，要想出精品，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禁书事件，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些主政的官员，他们已经达到了一种“过敏”的程度。那些被禁的书，有几本我读过，我完全找不出这些书会被查禁的理由。而且，事实上这些书在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都还在继续出售，有的地方甚至会出现“热卖”的现象。当然，让“春晚”节目组对中宣部有这么大的周旋空间就不太可能了。

从我个人来说，我很看重“自由”，也很珍惜“自由”。无论如何，“自由”都应该是一个艺术品的灵魂。而“真实”又是自由的最重要因素。背弃真实的艺术，就不可能是创作者的自由的表达。那么，这个艺术创作就失去了灵魂，没有了根基，也就很难打动人。现在当局的审查制度如此严密苛刻，说明了有些人对真实怀有一种恐惧。

谈到体制问题，也就涉及到了艺术之外的更重要的、更大的问题。我真心希望，当权者，尤其是高层，能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天下”之下、“百姓”之后，以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态度，秉持社会关怀，扭转腐败沉苛。如果掌握权力的人真能这样去做，那他才真是不愧于他的职位他的权力的贤明之人。大陆的艺术也必然会因此呈现一派新面貌。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前景并不容乐观。但我不放弃希望。

艺术品是有生命的 真实才能打动人心

记者：人们常说，“文如其人”，那么一台晚会、一个作品也应该是反映人的心理状态、反映人心。您觉得，春晚的质量差是否跟参与者的道德素质有关？

卢雪松：肯定是有关系的。前几年“春晚”导演赵安由央视大腕一损成了阶下囚，就暴露出春晚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腐败问题。还有些明星，尤其是以“主旋律”为其招牌的明星，街头巷尾却都在流传着他(她)的绯闻和丑闻。这种种现象必然会使观众对“春晚”的认可大打折扣。

奢迷、腐败和“伪真实”的风气的盛行，不仅是在文艺界，而是整个大陆的精神现实。缺少责任感、缺少良知、缺少真诚、缺少关爱，缺少对公正的寻求，没有程序意识、人权观念淡泊，由此又造成了种种严重的道德和体制问题。很多造假的现象、侵犯人权的现象，以及违反基本道德底线的事情，已经被人们见怪不怪，看成是常态了。这也就形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扭曲，文学艺术的创作也难免受此影响。

记者：您认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卢雪松：肯定少不了技法上的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条件，但它并不是艺术的实质和灵魂。我相信一件艺术品是有生命的。我所说的“生命”就是指它有表面的光鲜以外，更有其实质的内容。艺术品的生命不能用科技手段去印证，却可能被欣赏者的审美眼光所发掘。艺术作品就好比人一样，风格各异，情趣不同，但好的作品必有“真实”这一点才可能打动别人。这就好比人们都喜欢交真诚的朋友，没人喜欢和虚伪者交朋友一样。人们都喜欢小孩，喜欢小孩子写的文字、跳的舞蹈、画的画。虽然在技法上，也许孩子的东西不够成熟，但是我们还是因为能感受到它的纯洁、善良和真实而喜欢它们。所以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才能创造出有内涵的艺术珍品。当然就像我上面谈到的，“真实”这种品德在大陆已经是很缺乏的了。

还有，我想创作者还应该具有很好的人文素质，有良知，有品格，我想这些恐怕是大陆大多数的艺术从业们缺少的。而“春晚”在整体上看，也正是缺乏这些才走的下坡路。

春晚和赵本山互为利用

记者：很多网友对赵本山及其小品颇有诟病，也有人把赵本山和春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小品是春晚的“拳头产品”，甚至提出“离开赵本山，春晚行不行？”这样的命题。不知您对此怎么看？

卢雪松：我认为，春晚剧组和赵本山存在着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这种关系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赵本山这个人的创作心态在变化。他正在和他早些年的草根情结相脱节。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是非常难以摆脱名和利的诱惑。当他觉得他是一张大牌时，当他觉得他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员时，这种互为利用的心态左右了他以及他的艺术创作。他创作中本来就有的比较消极的那一部分：一种比较庸俗的取乐心理，迎合了剧组的目标。那么他就专门夸大这一点，他的作品也就因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趋势走的话，这个艺术之路不会走很长。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赵本山和节目组的关系既是一种互为利用，又是一种互为限制。如果审查不像现在这样畸形的紧张的话，情形也许会有所改变。我想他也是被强迫的丧失艺术水准，弄出那些变得像白开水一样的东西。所以这种利用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看，赵本山和“春晚”就是在互相拆台，在不得已的被权力限制和束缚之下为权力服务而已。

有品格的人与春晚保持距离

记者：据报导，陈配斯、朱时茂拒绝再上春晚，朱时茂更直指该节目独揽，扼杀个性。陈佩斯说：春晚笑声都是“托儿”，他回忆起上春晚的那几年，一到过年就像过关一样，现在都不想提，“一提就发冷，让我浑身紧张”。这是否说明艺人对春晚的态度也有改变呢？

卢雪松：是的，态度有所变化。如果“春晚”的牌子不那么亮了，不那么被观众认可了，那么它的身价自然就会降低。再加上文艺市场的放开，很人艺人已经不再把春晚作为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的尺度。再加之还要把自己的珍爱的艺术作品摆在不懂行的审查者面前任其宰割，有品格的人自然会有意识的与春晚保持距离，失去参与的热情了。

春晚作假心态深入骨髓

记者：很多网友批驳说，春晚里很多假唱。崔健的真唱运动进行了好长时间了，但也未对春晚的假唱现象有所改变。

卢雪松：这就说明，它有一种到骨子里的作假心态。已经习惯了，这是和大陆的整体文化有关。我印象中，像样的港台歌手是从来不假唱的。

因为他没有一种在正常的市场环境、公平环境下的表演。表演在一个自由社会是要论价值的，但大陆不是这样，确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之后，就要把他树立起来，如果他的嗓子不行，那么就要通过其它方式、各种方式让他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春晚冲击下观众的分化

记者：有网友指春晚一直是中共造谣欺骗的有力工具，借娱乐进行精神洗脑。您怎么看呢？

卢雪松：大陆是不这样使用“洗脑”这个词的。我们这边官方的词汇是“教育”。依靠文艺进行“党”的文化的教育，这是1949年以来官方从未间断过的手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这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亢奋阶段。

这种所谓“教育”，对于人的意识，深层的也好，浅层的也好，都有很大的、很密集的冲击力，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你刚才说到“造谣欺骗”，其实我觉得，假如有“造谣欺骗”，那也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这种“教育”本身，哪怕它在一些问题上没“造谣”、没“欺骗”，也很可怕。我很怀疑，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去“教育”老百姓，而且是以控制文艺的手段，它是否有权力控制文艺应当去做什么？这很可怕。这样还能有真正的艺术吗？有也不会是在晚会里、镜头下，而是在民间，在市井当中。

但是现实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因此可能在底层老百姓中也会出现一种分化。有的人可能会越来越麻木，他会在“春晚”节目里找到乐子，哈哈大笑几场，通过这种办法暂时忘掉痛苦。然后感到国家形势很好，一派和谐繁荣景象。这样来安慰自己。显然，这是一种懒惰和脆弱的臣民心理在做怪的结果。这种惰性和自欺欺人的社会心理其实非常值得忧虑。

当然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也必然会有一些人会越来越拒绝、反感“春晚”这样的虚假艺术，会有这样一种分化。

我当然希望人们能够在现实面前，这种比较尖锐、甚至是很尖锐的、很明朗的现实面前，能够承担自己的命运，能够清醒。

中共彻底颠覆中国传统文化

记者：春晚中有的节目可能打着传统文化的招牌。您认为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吗？

卢雪松：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文化在1949年后历经多次运动。所谓“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完全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彻底改造，有强烈的颠覆性。

我最近看一些书，也在思考这方面问题。我觉得，1949年以后的主流思维方式和文化，是在中华文明走到了一个最低谷的时候，“以俄为师”，横移过来的。自己的东西不行了，外来的东西才能够借此机会在这儿站稳。

从明末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走了下坡路，他的负面意义逐渐显露。到了晚清，在西洋文明船坚炮利的威胁下，人们已经不知道怎么从传统文化中去找到解救之路。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斗争精神越来越强，革命情绪肆意弥漫，这其实是很多人没有了传统文化支撑之后的一个被动的选择。

我看章诒和先生的《伶人往事》，才知道民国时的那些戏曲大家，那都是有非常深厚的国学领悟，有非常深邃的精神境界的。唱功也是现在的表演者无法相比的。现在有人论“文革”时的样板戏，试图找到其在艺术上的可取之处。我却觉得，样板戏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唱腔、唱词，充溢着一种革命伦理和近乎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状态，都是真正的艺术所拒斥的那种表现手法。而且也是对传统京剧艺术的一次严重破坏。中国传统艺术经由“文革”，以及其它的各种政治运动，其实也已是神韵不再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内省、内修、内证的精神

记者：您刚才提到“神韵”，那么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韵呢？

卢雪松：人们把不同类型的文明进行区分，我想每一种文明，或说文化，在其创生的源头都是非常好的，有终极的追求，有维系社会的道德规范，从上到下，面面俱到，形成严密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维系中华民族近万年的历史，相当深刻。我对中华文明非常崇敬，里面的很多哲学范畴都非常智慧，包容性极强。中国元典博大精深。我今后愿意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一些较深入的研究，希望能有一点收获。

我现在有点粗浅的理解：每一种文化都追求完美，而中国传统的道路应该是一条更通达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内省、内修、内证的精神，儒家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都是通过自我德行的修养，来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的实现，中国人相信自己能够见识到宇宙和人生的更广阔的真相。因为他们认为，在更深的层面，自我和宇宙是贯通的。

神追广宇长旷远 身共苍松自挺直

以我个人来说，这两年身处逆境，能够坚持一种比较平和的、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能够不以仇恨来面对那些伤害过我(其实是在自我伤害)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和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学习和研究有关的。春节将至，我将自撰的一副对联与你共勉：“神追广宇长旷远；身共苍松自挺直。”对联写的不好，但表达了我的心愿。我真心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够早日回到真实中来，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春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妨把电视关上，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读读好书，或者读读古书，或者干脆安静一下，回忆一下，自己和整个中国这一年的经历，有所反省。在春节的时候，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未来，也可以有一个真诚的祈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