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就来了，从薄熙来2012年倒台到郭伯雄2015年被宣布调查，中间间隔了三年之久，而且还有徐才厚倒台的前车之鉴，那么郭伯雄为什么不敢调兵造反呢？当时王立军夜奔美领馆后，薄熙来不是还去了他老子薄一波建立的十四军，然后跑到滇池喂鸽子，以示悠闲和平安无事。那么徐才厚和郭伯雄怎么会没有行动呢？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明朝大太监魏忠贤的倒台，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知道明朝很多皇帝身边都有宦官专权，像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勾结，先肃清了宫内，之后整垮了朝中的东林党人。对熹宗登基立下大功的杨涟和左光斗不满魏忠贤祸乱朝廷，上书弹劾，结果被魏忠贤下了大狱。

杨涟受刑最惨，他被捕时，“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许显纯命人用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明史》上说杨涟“自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左光斗的情况也与杨涟类似。皇帝的恩人，在民间也备受尊敬的人仍然奈何不得魏忠贤，反而自己被酷刑致死。

魏忠贤甚至要求皇帝尽毁天下书院，并将东林党人的名字传播天下。当时魏忠贤的特务监视官员和百姓是否有对他的不满，民间私下谈话中如果对魏忠贤不满，一旦被特务听到，就会被逮捕杀害。朝中遍布魏忠贤的爪牙，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从朝堂到地方官竟然成了魏忠贤的天下。

魏忠贤的地位也达到顶点，被封为九千岁，出巡时仪仗队比王者还尊贵，士大夫在道路两边下拜。到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竟然建议为魏忠贤建造生祠。明熹宗批准后，各地都开始兴建生祠，规模宏大，穷极奢侈。开封府建生祠毁掉民房两千多间，有的生祠以沉香木为躯体，以金银珠宝为内脏。路过生祠的人如果不进去磕头甚至下狱处死。还有一个监生叫陆万龄，请求让魏忠贤配祀孔子，说孔子是圣人，魏忠贤也是。孔子写了《春秋》，魏忠贤写了《三朝要典》；孔子诛杀少正卯，魏忠贤诛杀东林党。所以魏忠贤也是圣人。丑态百出，不胜枚举。

那么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怎么倒台呢？速度也快得超乎想像。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大明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崇祯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阉党。崇祯八月即位，十月份就将魏忠贤的干儿子崔呈秀革职。贡生钱嘉征上疏弹劾魏忠贤十项大罪。“忠贤不胜愤，哭诉于上。上命内侍读嘉征疏，使听之。忠贤震恐丧魄。”天启七年十一月，将魏忠贤贬往凤阳。魏忠贤走到半路，听说锦衣卫正从京城赶来捉拿他，于是自缢而死。崔呈秀也自杀身亡。诏磔其（魏忠贤）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

可以说，崇祯清除阉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雷厉风行。相比之下，习近平清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的过程要长的多。这倒不是因为习近平不能一下子把这些人都抓起来，而是更多要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影响。他不像崇祯皇帝，说干就干了，大家不会质疑皇权制度，但如果一下子要抓周、徐、郭，可能对社会的震动太大。所以王岐山当时先从这些人的家人和下属开始，以剪裙边的方式，让老百姓做好心理准备。

这就回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魏忠贤为什么不抵抗？这个道理很简单，大家怕魏忠贤只是一个现象，大家投靠魏忠贤，也是一个现象。根本上，大家怕的是魏忠贤背后支持他的皇上，也就是魏忠贤的权力实际上是皇上给他的，而不是他自己赚来的。当皇帝不给他权力的时候，他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有一段，曹操当日对何进曰：“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

常、郭、徐不抵抗是因为他们是个利益共同体，当利益不再的时候，自然就散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和出事的人切割，切割得越干净越好。所以常万全、郭伯雄等人甚至没有机会找一些人来商量反抗的事，因为谁能举报他们谋反的企图，那就是和他们最好的切割。

那么常万全、郭伯雄能不能利用他们的权力命令手下的军区或者将领叛乱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权力的基础是什么？我觉得权力的基础是服从。你有权那是因为有人听你的。当没有人听你的时候，你的权力也就消失了。

这些追随常万全、郭伯雄的人不是出于道义的考虑，也不是被郭伯雄、常万全的英雄人格所吸引。2016年4月6日，郭伯雄被移送审查起诉之后，中国国内媒体披露，“西北狼”郭伯雄的崛起竟是源于一次站岗，报导大领导到兰州军区视察47军时，47军军长郭伯雄亲自带枪到大领导住所为其站岗，此举很受大领导赏识，从此郭官运亨通。可以想像这样的人品，他们所提拔的也必须是没有骨气、没有是非的马屁精。而你想做事，靠马屁精是做不成的。

常万全和郭伯雄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习近平和整个中共体制面临的问题。也就是，当人们一旦不再服从中共。它的权力也就是迅速消失了。这就是无论是香港事件还是针对中共，我都一直在谈非暴力不合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