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周末，中美之间关于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溯源的信息战开始进入短兵相接状态。中共依靠党媒《科技日报》和二货战狼赵立坚率先发动的攻势，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重磅连连 病毒溯源

美国这边碰巧也是重磅连连，尤其是CNN独家报导说美国情报机构正在挖掘一个巨大的基因数据库，其中包含了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研究的病毒样本中提取的基因蓝图。

多位专业人士都表示，如果能够顺利解密所有的信息，将可能有助于解开这次全球疫情的源头之谜。

这个消息很是引人注目，但毕竟事涉机密，报导也没有透露多少重量级的信息，其对中共更多的是心理震慑作用，因为这等于暗示中共，你极力掩盖的东西我们已经拿到了，但拿到多少我不告诉你，反正我们现在正在解密中，你就慢慢享受煎熬的滋味吧。

相比之下，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人公布的病毒起源调查报告，则罗列了大量强有力的证据，因而显得更加有打击力。这份报告其实早在8月2日就公布了，但全中文的版本是周末才发布。既然拿出中文版，其针对大陆民众破解中共信息误导与甩锅嫁祸的用意当然是不言自明。

美病毒起源调查报告 有何关键证据

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梳理一下这份长达94页的报告，看看其最关键的内容都说了些什么，以及都有哪些新的证据能够证明病毒来源究竟是哪里。其中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报告最重要的信息和结论，恰恰与CNN报导提到的那个数据库有关系。

这个报告一共分为8个部分，其最核心最重要的结论其实就是报告《引言》部分的一句话：优势证据显示，SARS-COV-2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家实验室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

这个如此明确的结论、如此具体的日期是怎么来的呢？其最直接的证据也很简单：武汉病毒所的病毒与样本数据库的在线访问于2019年9月12日被突然移除。

我想肯定有不少朋友都会追问：数据库在线访问被移除，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其它原因嘛，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断言这是因为病毒被泄漏了，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实际上没这么简单，这背后还有很多其它的证据显示，这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真正的起源时间，很可能是在2019年的9月份甚至更早。

在这份报告的8个部分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内容是2、3、4三个部分，它们总结罗列了三大类证据，分别是：实验室泄漏证据、基因改造证据和中共掩盖实验室泄漏的证据。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部分都有那些关键证据及新证据。

石正丽的危险实验在P3实验室进行

首先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过无数遍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位于郑店科研园的新园区，这里正式的名称是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这里拥有二十多个较低级别的P2和P3实验室，而我们经常讨论的那个武毒所P4实验室也在这里，这个实验室于2015年建成，但事实上直到2018年才正式投入运行。

而此前所有媒体几乎没有提到过的武毒所另一个部分，是称为武汉病毒所总部的老园区，这个园区处于武昌区，与拥有P4实验室的郑店区有19.3公里的距离。在这个老园区，主要都是P2的低级别实验室，2003年新建了一个P3实验室，而“蝙蝠女”石正丽在疫情大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几乎所有那些听上去都非常危险的冠状病毒功能增益实验，其实都在这个较低安全级别的P3实验室里进行的。

武毒所的研究有多可怕？2个证据

武毒所的病毒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武毒所的研究有多可怕。

一个是中共国家CDC主任高福在2019年6月公开发文提到，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在2013年使得禽流感病毒获得了引发大流行的风险。他特别强调，“合成的类SARS冠状病毒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加强了”，因此改造微生物基因组必须受到高度监管。

这话听上去是没毛病的，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3个月后，武毒所P4实验室主任、石正丽的顶头上司袁志明在《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发表文章，罕见承认几个高生物安全水平的机构没有足够资金用于运营每日最重要的安全维护程序，一些P3实验室以极低成本维持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运营成本”。

这就是我们说可怕的原因：石正丽等人在低级别的实验室里进行最危险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而且实验室最基本的日常安全维护都还得不到保障。

在2019年9月12日，武毒所在线公共样本和病毒序列数据库中的“蝙蝠源和鼠源病毒病原数据库”突然下线，该数据库包含了采集自蝙蝠和小鼠的样本和病原体数据大约二万二千多个条目，而每个样本都包含了收集的动物种类、收集地点、病毒是否成功分离以及与其它病毒的相似性等关键信息。

围绕武毒所的一系列不寻常事件

伴随着这个数据库的突然下线，围绕武毒所和病毒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寻常事件。

第一，就在数据库下线的同一天，武毒所P4实验室发布了高达120万美元的保安服务采购项目，显示武毒所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安保需求。

第二，仅仅6天后的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口岸突然举行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其活动内容就是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这次演练一度被官方媒体普遍报导，当时被视为是为即将到来的武汉军运会作常规演习，但演习明确提到新冠病毒，让人感觉演习组织者似乎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第三，包括哈佛与波士顿大学的专家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各大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武毒所数据库关闭前后，有5家都在9-10月达到了两年半时间内相对日汽车量的最高峰，而这个高峰恰与武汉地区在同一时段使用百度搜索“咳嗽”与“腹泻”出现的搜索量高峰相契合。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5家医院刚好围绕武毒所形成一个大致的椭圆形。

这说明有一种与中共肺炎（新冠肺炎）相似的疾病曾经在9-10月期间在武汉流行。

第四，在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有多达数十名运动员出现了类似中共病毒的症状，而至少有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国等4个国家通过病毒样本追溯性研究发现，他们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

中美质疑对方 中方无法解释3问题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美双方都在强烈质疑军运会运动员被感染了中共病毒，从而引发了大流行。只不过美方认为是运动员从武汉带回了病毒到各自国家，而中共声称是美国运动员输入病毒到了武汉，尽管去年2月中共官方都还曾经公开辟谣，说5名患上传染病被集中收治在金银潭医院的外国运动员，都是患的疟疾，与中共肺炎无关。

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各有道理，难以定论。但中共的说法一直无法解释三个关键的问题：1. 目前被公认与中共病毒具有最近亲缘关系的几个冠状病毒嫌犯，无一例外都是中共独家拥有的毒株；2. 详细的病毒树记载表明，各国发现的最早病例的基因序列，都是武汉最早公布病毒序列的后代；3. 如果病毒是海外输入到武汉的，那么海外疫情的集中爆发理应比武汉要早，但事实恰恰相反，世界各国疫情爆发都比武汉晚很多。

在第二大类基因改造证据中，主要涉及到的是两大部分，分别涉及到石正丽的两大合作对象。一部分是石正丽与达萨克从2005年就开始的长达16年的合作过程中，公开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示他们一起进行了大量有关新冠病毒样本的收集、分离以及功能增益实验，而且武毒所大多数与冠状病毒相关的研究经费，都由达萨克领导的生态健康联盟提供。

而另一部分更为关键也更加引人注目的证据，是石正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提供的，他就是赵立坚公开要求美方进行调查的北卡大学病毒学专家巴里克。

巴里克在与石正丽的合作中先后涉及到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1. 石正丽拥有进行人工合成病毒的能力并曾经获得成功；2. 石正丽还进一步拥有了不留下基因编辑痕迹的修改病毒基因的能力。

以SARS病毒为骨架 制造新杂交病毒

关于石正丽的第一个能力，很多媒体此前不止一次都报导过了，可能不少朋友还有印象，就是石正丽和巴里克曾经在2015年合作，用SARS病毒为骨架，制造了一个新的杂交病毒，而这个病毒成功实现了跨物种感染，并被证实可以成功入侵人体呼吸道细胞。

2016年石正丽和达萨克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武汉病毒所创建了一个反向遗传学系统，并用这个系统对WIV1病毒进行了基因改造，通过增加或删除病毒RNA基因信息，创造出了这个病毒的多个衍生版本。

难以想像的是，如此危险的实验，居然是在P2实验室中进行的，这样级别的生物安全条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需要戴防毒面罩或使用生物安全柜。换句话说，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发生泄漏，是丝毫都不奇怪的事情。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这意味着在2018年武毒所启用P4实验室之前，石正丽等人就已经合成了多个可以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

石正丽学生的论文曝光 “无痕”修改病毒

关于石正丽的第二个能力，也就是可以“无痕”修改病毒，也是来自巴里克的传授。

早在2005年，巴里克就发表论文宣布，他的团队研发了一种全性基因工程系统，可以通过“无痕”的方式构造全长的SARS-CoV基因组。通俗一点说，就是可以把不同部分的基因序列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全长的基因组，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具有传染能力的冠状病毒，而且还查不出人工干预的痕迹。

在巴里克与石正丽合作的过程中，后者显然掌握了这样的能力。

2017年，在武毒所工作的博士生曾磊平曾经发表论文，明确提到说，他利用刚才提到的反向遗传学系统，构建了一个不留痕迹替代S基因的机制，而且一口气构建了12个毒株，并测试了其中4个毒株对人体、果子狸和蝙蝠体内的ACE2受体的作用。

这篇论文正是我们此前节目中提到过的、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但却被专业人士挖出、率先被法国《世界报》曝光的3篇论文之一。而当时担任曾磊平这篇论文的导师不是别人，正是石正丽。

最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第三大类证据，也就是中共掩盖病毒及疫情真相的证据。这类证据数量非常多，像中共利用行政甚至司法手段打压知情者，销毁重要病毒样本，删除关键病毒信息，甚至逼迫有关专家修改与病毒相关的数据或记录等等，在此前的众多媒体报导中，基本都有所曝光。

石正丽在病毒问题上至少8次撒谎

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在中共掩盖病毒真相的过程中，石正丽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角色，因为她既是新冠病毒最顶尖的研究专家，也是最大的病毒泄漏的嫌犯，所以她说了些什么？哪些话是真，哪些话是假，就非常重要。

根据我们对这份报告的梳理，石正丽在病毒的问题上有过至少8次撒谎，而所有这些漏洞百出的信息，都来自她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公开讲话。我们来看看这些谎言究竟是如何练成的。

1. 2020年12月，石正丽接受BBC采访时表示，武毒所的数据库下线关闭是因为武毒所员工的工作和私人邮箱遭到了黑客攻击。但在2021年1月26日她回复关于数据库问题的邮件中，她的说法变成了数据库因为“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受到网络攻击而关闭。这就很奇怪，因为数据库关闭时间是在2019年9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第一个中共肺炎病例是在12月8日才出现，9月份按道理根本不存在病毒大流行。

2. 石正丽对BBC声称，武毒所所有的病毒序列信息都同时保存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的数据库中，所有信息都完全透明，没有任何隐藏。但她在刚才提到的邮件中又承认，数据库只输入了有限的数据，而且访问权限也是有限的。

3. 石正丽多次声称，军方人员从未与武毒所有过任何合作。但仅是官方信息就显示，武毒所病毒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以及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委会中，都有军方人员名列其中。而且石正丽本人于2012年，就在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中与军方微生物专家有过合作。

4. 石正丽在2020年1月发论文声称首次获得了RATG13病毒的全长序列，但10个月后她又发表补充报告，承认实际上早在2018年就获得了该病毒的全长序列，只不过该病毒当时叫另外一个名字。她为什么要撒谎并修改病毒名称？

5. 石正丽在2020年1月20日发表论文首次披露了RATG13病毒的存在，而同一天钟南山正式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这说明石正丽早在写论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真相，这个提前量至少要以周作为时间单位来计算，她为什么要隐瞒？

6. 去年8月，石正丽接受党媒CGYN采访时声称，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专家陈薇绝对没有接管武毒所，但实际上大陆媒体一度报导过陈薇在2020年1月对武毒所的接管，而且美国高层官员向国会提供的证词显示，陈薇实际上早在2019年底就已经接管武毒所。

7. 今年6月，石正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声称，她的实验室从来没有做过或合作过病毒功能增益实验。这非常奇怪，因为这与石正丽此前多篇正式发表的涉及这类实验的论文显然不一致。

8. 在同一次采访中，石正丽声称武毒所没有任何人得过类似COVID-19症状的疾病，但世卫组织调查团的一名荷兰专家玛丽恩‧考普曼斯（Marion Koopmans）证实武毒所员工的确患上了与流感症状相似的疾病。

其实，如果深挖下去，我想石正丽前后矛盾的说辞可能会更多，限于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就不继续延伸了。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共是根据形势需要在改变其说辞，石正丽只是配合党的需要而讲话的政治工具而已。她这些自相矛盾的说辞背后反映出的，恰恰是中共手足无措的恐慌。

好的，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远见快评》制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