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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中共在抗战期间，陕西的土特产、特货？这里的，土特产、特货是一个代称，专门指鸦片，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说说在国共合作抗战期间，中共靠大量种植和贩卖鸦片，解决财政问题的黑历史，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中共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说到延安的特货，不得不说到一个人，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任行长南汉宸，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过特务。

是毛泽东最欣赏和信任的人物之一，毛泽东曾说，货币金融的事情汉宸说了算，为什么这么信任他呢？，因为南汉宸曾经为中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货币，解决了中共在延安5万人的吃饭问题，这种特殊货币简称特货就是鸦片，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共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如何靠经营“土特产”救活了自己，文中记述从一九四零年冬开始，国民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军饷，用毛泽东的话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开饭了，”再加上国军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禁运，整个陕甘宁边区穷到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

毛泽东情急之下，将南汉宸委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南汉宸“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团下乡，第二把火是趁日伪军控制山西及苏北的池盐产地之际，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池盐产地的民间产盐，同时组织部队打盐，然后将盐价提高一倍，山西方面的国军部队不同意这一价格，南汉宸便下令不准外运，直到国军部队的库存告罄，边区政府自然发了一笔盐财，第三把火便是由边区政府统一进行所谓“土特产经营”，这个土特产就是大烟，贩卖大烟的行当实在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边区根据地统一将大烟称为“土特产”。

这种“土特产”交给山西、河北的八路军经营时，则一律称之为“特品”或“特种物资”，当时贩卖土特产的收入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三分之二左右，根据中共党史资料，按1942年延安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边币，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军队每人每天一斤八两，”以此标准计算，1000斤特货就可以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一年的口粮问题，所以经营鸦片就成了当时中共的生财之道。

而这个办法是南汉宸建议，毛泽东支持下实行的，根据中共党史文献《南汉宸传》中记载，因为一些老同志对经营土特产提出了反对意见，尤其是西北局包括司令员高岗在内，都是一个意见：“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于是毛泽东让南汉宸说说想法，南汉宸说已经想尽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没有别的生财之道了，只剩最后一条陈仓小道，毛泽东说汉宸，我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必须的物资，第二条是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第二条和第三条都不好走，只能走第一条。

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就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开始种植土特产，并且鼓励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统一向国统区和日伪区输送，南汉宸因为亲自组织卖大烟“功”不可没，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多次当众说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念念不忘南汉宸的“救党之功”，封他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一位陕北老干部，是当年建立陕甘根据地的中共红军将领刘志丹的部下，当年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1941年这个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

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没几天延安方面就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军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这位老干部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军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说共产党当年是靠贩卖大烟养活自己并发展壮大。

一点也不夸张，我们都知道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但这位老干部说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据数据显示，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全年开荒20679亩，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给自足一个半月，根本不足以养活陕甘宁边区几十万中共官兵，被美化的南泥湾其实种的是鸦片，1943年中共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调查中说中共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参与种罂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而且王震的三五九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分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军守备区，部分卖到民间部分直接到卖给国军军队，关于中共在延安种植鸦片并出售赚钱，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

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比如《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还有「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当塔斯社记者彼得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

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国民党中那些吸食鸦片的腐败官员，也是中共利用的对象，比如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他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时，站在中共一边，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

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团长后，利用驻守榆林的机会，多次到延安与毛、朱等人会晤，邓宝珊不仅吸鸦片而且种鸦片，跟延安互开方便之门，并帮助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统区，毛泽东称其「为德之大 更不敢忘」，而蒋介石却没有察觉，中共把鸦片卖给国统区，却严禁内部吸食鸦片，这是1940年王震签发的查禁烟毒布告，现收藏于陕西省档案馆，不过据说林彪的鸦片瘾就是在延安时染上的，当时林彪被「友军」误伤后，枪伤未好 又拉肚子，整日愁眉苦脸，有一天大医官傅连璋派人从王震的南泥湾那里，拿回一些鸦片大烟土让他抽。

说是可以提神、治枪伤、止泻，林彪便弄一些烟膏擦在上面抽，过后便说很管用，从那时起林彪便渐渐成了一个瘾君子，中国大陆长大的人可能都听说过张思德，在毛泽东的那篇《为人民服务》中，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被描述成“为人民利益而死”的，这个中共眼中死的比泰山还重的张思德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人民做了哪些了不起的事情？，官方档案显示，张思德1915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韩家湾，佃农出身 1933年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共青年团，参加了北上逃跑的「长征」，1935年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讯班班长。

1937年张思德加入中共，1942年担任中央警卫团警卫，1943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员，1944年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安塞县烧木炭，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砸在窑洞中身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其召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出面发表讲话，看这份履历，张思德似乎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其警卫员的身份，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资格高调召开追悼会，那到底张思德立下了什么功勋，可以享受如此隆重的待遇呢？，而且此后也并无如此高的规格纪念一个警卫员，尽管毛泽东说。

「今后不管死了谁 不管是厨师 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到底张思德有什么特殊呢？，其实原因就在于张思德的死因，根据大陆学者张耀杰的研究，张思德并非死于烧木炭，而是在制鸦片的过程中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因为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而「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除了张思德 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这就是中共口中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张思德。

一位在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老伯，终身为自己当年的特殊任务保密，直到有一天 他说出了这个秘密，他所执行的特殊任务就是地区烟贩联络人，把延安转来的烟土批发给毒贩，他说 这些毒贩，在中共篡政后 全部被秘密处死，他们到死也没明白，为什么他们帮助中共贩卖了毒品却会被处死，因为中共要掩盖当年种植罂粟，贩卖鸦片的这段黑历史，鸦片虽毒 中共之毒却远胜于鸦片，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薇羽看世间 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