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与习近平的八个月酒友缘分
袁红冰：在胡耀邦先生被整肃之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习近平曾经有过八个多月的交往，这个交往的主要媒介就是酒，所以我把这称为我和习近平的酒友关系。

我这段经历，其实我以前已经讲过几次，有一些所谓评论家认为，一个北大的教授怎么能和一个副市长，当时习近平是厦门市副市长，会产生如此密切的关系。这些评论家，我发现他们往往都是毕业于比较偏远的大学了，一些人对北京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对北京大学尤其不了解。在80年代末期，就是胡耀邦被罢黜之后，我们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青年教师群体，有二十多个人，大家有一项共识，就是要想办法进入中共的最高层掌握权力，然后让胡耀邦的政治意识重新主导中共的权力意志，继续推动思想的自由化。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人后来“8964”以后就分化了。

所以对于我们这批北大的青年教师而言，我们接触的对象，当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决议，有一个共识，就是接触的对象主要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包括国家一级的官员，就像杨尚坤、杨白冰、王震等等，还有中共的组织部长陈野苹，这一类的官员才是我们接触的主要的对象。另外一类，就是即使是司局级干部，也必须是属于关键岗位的，比如像当时中组部青干局的常务副局长等等，这些是我们当时想要重点接触的对象。所以当时像习近平这种一个外地边远地区的副市长，我们跟他接触是我们对他的一种垂青了，不是他对我们的一种恩赐。所以有一些评论家根本不懂这些，说一个副市长怎么会理睬你们？我们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当时就是这样选择的。

那么跟习近平的相识，是因为习近平当时他父亲挨整，我们实事求是地讲，就是习仲勋先生是一个很有良知的人，在胡耀邦被罢黜之后，在中共中央内部只有两个人没有去对胡耀邦落井下石，一个就是王兆国，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由此，习仲勋就受到那个党内顽固派的一系列的思想围剿、政治迫害。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习仲勋据说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能够很正常的工作了。

那么习近平他们这个家族五九年就受到了整肃，“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习近平当时很怕他父亲的这种遭遇影响到他个人的仕途。所以当时他每隔半个月，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星期，就从厦门坐中共的那个军用运输机，因为那是免费的，从厦门飞到北京来进行活动。到北京以后，他经常找的人，一个人就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习近平是一个酒鬼，每次来都要找胡德平喝酒，那胡德平不喝，胡德平本身是不怎么爱喝酒，所以胡德平不胜其扰，就说我也给你找一个酒鬼吧，你再来要喝酒就去找他，于是就把我介绍给了习近平，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八个月以上的这个酒友关系。

每次去北京，就是他带两瓶茅台酒，一般的情况下是他出酒，我出这个饭菜了，大多数是在北大西南校门外的那个长征食堂那里，一块喝酒谈话。这样的话，我就跟他有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交往。

我从内蒙来的嘛，我在年轻的时候自认为自己酒量无敌，但是在习近平面前，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如他了，两瓶茅台酒，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瓶，自斟自饮，几乎是同时喝完。习近平的特点是什么？在喝酒的前半段，他基本不说话，就是很憨厚，很沉默寡言，但是只要这茅台酒喝不过一半以上，他的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打开，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和政治有关的就是两件事。

习近平承继毛原教旨主义 缺乏现代教育

第一件事，当时我们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当然这看法对和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当时都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当时也是抱这种观点，有一次我就讲了，说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现在人口过分的膨胀，经济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那么习近平当时就跟我讲，说袁红冰你错了，他指着我，因为他喝了很多。我说什么错了？他说我们中国的人口不是多了，是少了。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诞的想法？他说，我们中国需要有40亿人才够管理这个世界。这是他给我一个极其印象深刻的记忆，他说共产主义，全球实现共产主义，我们需要有人去管理，所以中国人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我后来回想起来也是可以理解，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受到了毛泽东原教旨主义的诅咒，他的心目中，人们常说他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那实际上，一方面从正常的理性知识的角度，他确实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现代化教育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另一个角度，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原教旨主义对他灵魂的诅咒，那是极其深刻的，所以所谓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一整套的邪恶的情商，实际上就是它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存在者。

习近平与白恩培酒后打架 只因韩战观点分歧

袁红冰：习近平给我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之处，就是当年白恩培，就是后来的那个云南省委书记被判处死缓的白恩培，当年他是延安的地委书记，当时他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我跟他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想通过我去找到刚刚退休的中组部部长陈野苹，对他进行这种活动。然后我去白恩培的党校宿舍，看到他床底下摆满了西凤酒，一箱子一箱子的西凤酒，都是半斤装的，白恩培把这个西凤酒叫做手榴弹，就是用这个手榴弹来炸开一道道关系的铁门。

我有一次就把习近平请到了白恩培的宿舍里，我们在白恩培的宿舍里开始喝酒，喝酒的过程中就谈到了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白恩培有个观点，他认为长津湖战役第九兵团，宋时轮的第九兵团15万大军在没有充分的御寒衣服的情况下，就被派遣到了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天雪地之中，冻死冻伤的减员的数量达到整个第九兵团的2/3以上。白恩培认为这是一种罪恶，毛泽东应该为这个罪恶负责，宋时轮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因为他是第九兵团的司令员。一说到这里，平常比较憨厚稳重的习近平，突然之间勃然大怒，他指责这个白恩培说，你把我们志愿军的这种英雄主义气概都让你侮辱了。习近平认为，我们尽管损失了那么多人，但是我们打败了美国的王牌军，把他们从朝鲜北部赶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胜利，付出牺牲那是必须的。所以他认为宋时轮不仅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成为英雄。这两个人就吵起来，甚至最后还动起了手，都喝高了，打起来。我在旁边起来拉架，但是这两个人，特别是习近平身高是一米八左右，他很难拉住，白恩培受了一些伤。所以我现在判断，就是后来白恩培是被第一个判处死缓的官员，而且是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是不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但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习近平他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在他的心目中牺牲多少人，多少生命，那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实现独裁者所向往的那种政治理想、军事理想和军事追求。这实际上让我又想到了毛泽东，我为什么说习近平是渺小型的毛泽东？我们大家都知道，在1957年，在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领袖会议上，毛泽东有一番惊世骇俗的发言。他说要跟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由苏联出核武器，中共可以出200个师，甚至更多人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即使因此中国的6亿人死亡一半，剩下3亿人，世界的27亿人死亡一半，剩下13亿人，只要迎来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胜利，他认为也是值得的。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公开发表的一个言论，在这个公开场合。那么习近平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这种情商的一个直接的继承者，这就是现在我们判断习近平，他会如何指导他的中共暴政，下一步的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的着眼点，为什么说它是基本的着眼点呢？因为意志是历史的源泉，而独裁者的意志，将决定了独裁政权的未来命运走向。

家族受整肃承受压力 习近平酒后判若两人

袁红冰：习近平在平时的表现和在酒后的表现，可以讲是判若两人。在平时跟人接触的时候，他显得很木讷，很沉默寡言，甚至给人很忠厚老实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给人一些有点愚蠢的感觉。你比如说他愿意吹嘘自己扛200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他不是今天才这样自吹的，当年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当时有一次和我，还有李书磊，我们三个人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又这样吹牛。他说我扛200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他说他当知青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多么强壮，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傻不傻，为什么扛200斤麻袋你不换肩呢？你换肩一下不是更好吗？他很生气，觉得我怎么怎么的。他平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喝酒了之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会极其主观，意志表现得极其凌厉。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后来也在思考，可能是跟他个人的命运遭遇有关系。他五九年开始就因为他父亲和彭德怀的牵连，他整个家族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这可能使他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比较木讷，比较沉默寡言，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深地隐藏起来。那喝完酒之后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喝酒以后酒精所焚毁的是人的理智，常说酒后吐真言，为什么酒后吐真言呢？酒后，烈酒把人的这个理智焚毁之后，人们就不再把自己的真实感情藏在那个理智的虚假外表之下了，他就可表现出他真实的感觉。所以我认为习近平酒后的这种情绪的发泄才是真实的习近平。

习近平评价邓小平政策 毁誉参半

袁红冰：习近平有两次提到邓小平，一次对邓小平是彻底的否定，喝完酒以后是彻底否定。另外一次对邓小平又有一定的肯定。

第一次喝完酒以后，他认为现在整个改革开放都背离了毛泽东的路线，是一种修正主义回潮，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包括官倒，包括整个民营企业的发展，包括人民公社被取消，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就不知道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他到北京以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我带他去见邓朴方，因为邓小平是整治胡耀邦的主要的后台。习近平父亲的挨整也跟邓小平的态度直接有关。那习近平以前跟邓朴方，据他自己讲也是认识，只不过年龄有所差距。那我和邓朴方的认识，当时是因为我出了第一本的哲学小册子，叫做《永恒的魅惑》，那是邓朴方的一个亲密的好朋友担任主编给我出的这本书，那个出版社叫《华夏出版社》，是残联主办的一个出版社。由于出版这本书的关系，主编就领着我去见过邓朴方几次，主要是谈这个书的出版问题，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定的关系，我也是通过主编把习近平引荐给邓朴方。那么他们见面的时候谈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谈完话以后，习近平出来跟我讲，他说不管怎么说，邓小平的这一套从策略上讲还是有用的，看来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但是，他当时同时又讲到，这种修正主义路线，它的经济发展，很可能给中国带来两种后果，一个是经济上的发展，另外一个是政治上陷入危机，他说了这么一番道理，当然他用的那些语言都是很市井化的，我今天只是把它这个语言总结一下。

习近平思想畸形发展 台海战争不可避免

袁红冰：我最新出版的《2025台海大决战》，它是以一种文学叙事的方式来表述未来的一场台海作战将会怎样发生，以及这个战争将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2025台海大决战》尽管是一本文学叙事而且带有预言性的这么一本著作，但是它所写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对于这些人的描述，是我们根据各种不同的渠道得到的信息进行综合的结果，因此它不是一种想像，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基于现实信息的判断。

对中共而言，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还会不会发动台海作战？那么很多人，相当一部分评论家也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专家，像美国的上将米利将军（Mark Milley）也做出了不少判断，比如说什么2027年中共才会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判断，在我看来有一个共同的误区，也就是他们在做进行这种判断的时候，没有从独裁者的心理学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他们往往是从一种正常人的思维，普通人的这个理性逻辑来判断问题。所以他们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那这些结论离独裁者的心理学的这个独特现象，其实是有很大的距离。

独裁者的心理学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它的绝对主观性。它不是一种客观理性的分析，而是一个主观的情商的发泄，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常常是非理性的，有的时候甚至趋向于一种疯狂的非理性。这个例子就太多了，像当年的希特勒、毛泽东都是如此。

希特勒在二战的时候，很多军事家和国际政治专家都判断，两线作战对于希特勒来说是愚蠢的，可是他就发动了两线作战，对苏联的入侵，从而导致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再比如当年韩战时候的毛泽东，当时二战的一个最著名的美国将领、美国战略家麦克阿瑟将军，他判断中共绝对不可能派兵进入朝鲜，原因是中共没有现代化的空军，没有现代化的海军，陆军也是一支装备极其落后的部队，因此根本没有能力和美国进行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决战。所以他判断毛泽东不会派兵进入朝鲜。而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派兵进入了朝鲜，而且派出了百万大军进入朝鲜进行作战。

那么这两个例子实际上都很明确地说明，独裁者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他是非理性的，他是超越正常人理性的。那么说到习近平，他本身是一个，用我的话讲是一个渺小型的毛泽东，他掌握中共最高国家权力以来，他的表现（能）证明的。这个渺小型的毛泽东，用我的话讲，他的情商的畸形发展，使他正常的理性趋于负数，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在他执政这十多年以来，几乎在每一项治国理政的方针上，他都做出了一种自杀性的决策，从三年封城清零一直到彻底的国进民退，等等，在每一项治国理政的方针上，他都做出了最愚蠢的选择，所以他的正常理性是趋于负数。

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却是畸形的发育，就是假借复兴中国文化的名义，来复兴共产主义。而且他复兴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式，就是推动共产集权主义向全球扩张，而台湾正好处于习近平共产集权主义全球扩张的这个咽喉要道之上，因此，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是不可避免。

习近平的这种思想，现在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国家意志的主导者，我们知道意志是人类历史的源泉，所以在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情商指导之下，中共发动台海作战是不可避免。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还判断什么2027年中共才会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他的判断无非是，有多少支军舰了，有多少枚导弹了，有多少登陆作战的这个器具了，等等，他是从军事机械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不懂得中共的这种独裁者的心理学，所以他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精英论坛》制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