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导，中共政治局6月30日开会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是此次会议唯一对外公开的内容。

会议称，设立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

这是极度异常的做法。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党中央”指中共中央委员会，每年一般开会一次，闭会期间，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代表“党中央”，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通过中央委员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主持中共的日常工作，直到下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为止。

四中全会尚未召开，也没有确定开会日期，那么中共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书记处等机构，应该继续代表“党中央”主持工作、进行决策。中央委员会尚未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通过政治局会议设立，显得极不寻常。

新的决策机构的权力应超越了政治局，否则就没有必要设立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权被新机构取代，还通过政治局会议确认，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书记处都同意把权力转移给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可见这一机构已经掌握了中南海的实际权力。

新决策机构的相关信息是模糊的，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也并未公开，但可以明确的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都要听命于新的决策机构。

政治局会议还称，要“进一步规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对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这番话等于明确，新的“党中央”产生了，原因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决策不够“规范”，因此新的“党中央”将负责今后的重大决策和落实。政治局开会的主要内容，竟然是正式转移权力给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政治局“禅让”权力给新的“党中央”？

政治局成员们应该不是每个人都真心情愿地交权，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一贯做法，恐怕是政治局成员们的身家性命都被新的“党中央”掌握在手里，不得不同意交权。

这样的变动对外是突兀的，于是会议称，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对重大工作实施“更为有效的统领和协调”，但又称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

新的“党中央”明明“统筹”了重大决策，代替了政治局，却称“不代替”，还称“不越位”。这似乎是为了给新的“党中央”讨一个说法，即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名义上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动，但实权被转让给了新的“党中央”。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禅让制，指在位君王让位给更贤能的人。

政治局会议称，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提升决策议事质效，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还称要“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务求实效。”

这似乎在进一步解释新决策机构产生的原因，也等于贬低了以往政治局的决策，有点像权力被夺后，模仿“禅让”模式将权力“禅让”给新的“党中央”、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禅让并非都是在位君王情愿的。最初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被认为是真正的禅让。之后更多所谓的“禅让”，都是皇帝被迫退位、被取而代之，比如周静帝宇文衍“禅让”隋文帝杨坚、隋恭帝杨侑“禅让”唐高祖李渊、周恭帝柴宗训“禅让”宋太祖赵匡胤等，还有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禅让给中华民国。

新华社称，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新的决策机构设立后，应该马上就行使了权力，决定了一些事项，但暂时不能公开。

谁是新决策机构的权力核心？

6月30日下午，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央视画面显示，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23名政治局委员现身参加，仍未见何卫东，苗华自然不能再出现，但军委委员刘振立、张昇民在座；还有各部门官员总计约56人，是政治局委员人数的两倍还多。这比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数又大幅增加，有不少新面孔。

假如这些人就完全代表了新的决策机构，似乎并无必要就此专门设立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更没有必要搞一个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仍然可以按照惯例决策，只是更多听取政治局以外官员的意见而已，但决策权仍在政治局。

新决策机构的设立，意味着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决策核心层，更多官员应该是来参加权力交接仪式，明确今后需要听从谁的命令。

此次会议因人数众多，另外增加了两排座位。新增的两排座位中，第一排坐了9人，第二排仅坐了5人；蹊跷的是，第二排剩余的空座位没人坐，桌上却摆放了文件和茶杯，茶杯的盖子还放在一边，似乎有人坐过，但离开了。

这几个座位的人可能参加了上午关键的政治局会议，但没有参加下午作秀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这几人既不是政治局委员，恐怕也不是普通官员，否则不敢随意缺席，此时应该也不会愿意缺席如此难得的场合。最可能的就是数位中共元老在上午的政治局会议坐镇，下午党媒进场拍摄无关紧要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中共元老暂时不想露面，所以没有参加。他们恐怕就是新决策机构的核心，而且仅是数位。

习近平讲话提到了中央“八项规定”、反腐败等，但未提党中央“核心”，也未提“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

2018年9月，政治局提出了“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今随着新的决策机构设立，习近平的“核心”恐怕彻底不存在了，原来政治局的“党中央”职能也被取代了。

2021年11月，中共正式抛出“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确立“习思想”的指导地位。现在“两个确立”恐怕也失去了意义。

新华社暗示斗争激烈

6月30日，新华社预告了7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文章《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是习近平2016年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论述的节录。新华社节录了其中的几段，暗含的意味够明显。

新华社的报导称，“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实际是对党内的一种公开喊话，希望各派势力在当前大乱局的争夺中还能保持“团结”，否则中共政权可能就此“败亡”。

报导还称，“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

这表明，中共党内的激烈斗争不仅仅是权力争夺，还是根本上的路线斗争，在形势判断和确定“目标”上很难达成一致。

这两段等于是对政治局会议的另外解读，试图解释为何此时要设立一个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以重新统一权力，尽快解决争执不下、无法有效决策的难题。

6月30日，中共军报第六版“八一评论”栏目发文《共产党人“靠什么吃饭”》。文章称，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并举例说，中共刚建政时，有个别干部“滋长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还引用毛的话说，“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

这段话等于在映射政治局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仅靠“资格”行不通。

文章还称，要“靠科学吃饭”。这等于向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靠拢，同时还称“想问题、办事情不能靠主观臆断……坚决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这还是在批评原来的“党中央”决策不靠谱。

文章最后还称，要“靠总结经验吃饭”，并称，应“善于总结……成功了明白胜在何处，失败了知道败因何故，进而反思差距不足、改进工作方法。”

这等于为新决策机构的设立做注脚，原来的“党中央”失败了，“总结”后，“改进”的办法就是设立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共军方无疑支持新的“党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应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令政治局成员们不敢不从。

新的决策机构已经开始正式运作，不想再等四中全会。政治局会议没有宣布四中全会在8月召开，按照惯例难以及时完成8月开会的准备。不过，新的决策机构如果正式掌握了权力，政治局就只能听命行事，尽管四中全会还没开，但权力实际提前完成了转移，也等于为四中全会做足了铺垫，并对外公开，剩下的恐怕就是如何走形式了。

政治局会议公开了中南海的变局，或许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或许是无法再掩盖了，还可能是各派势力斗争太过激烈，不得不提前摊牌。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否真能在大乱局中快刀斩乱麻，谁还可能突然亮相，且拭目以待。

周晓辉：中共设新机构 操盘元老地位合法化？

据大陆官媒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30日召开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没有谈当下民生最为关注的经济问题，反而讨论了一个政治议题，即设立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制定出台《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中南海葫芦里究竟在卖什么药？

首先，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炉就是在弱化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地位，进一步印证了习确实丧失了权力。

根据报导，这个机构的设立，“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

自去年中共7月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后，其丧失军权、党权的消息不断，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中共官媒释放“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频率是相当高的。

去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称落实《决定》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习随后在7月31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上，在8月29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在9月于兰州主持召开的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在12月在纪念乔石诞辰座谈会上，都提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成为党魁后的习，身兼近十个小组的组长，直接参与和主导各个重要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并在中共十九大走上“一尊”之路，尤其在中共二十大三度连任，权力达到顶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突然反复提“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去年12月的官媒时评文章也从由“习近平领航掌舵”变成了中央“领航掌舵”。如此巨大的变化传递的信息也是不小的。

习与中共官媒几个月以来的反常，都是中共高层出了大事的迹象，而坊间也曾传出习罹患重病、大权旁落，以及中共元老控局的传闻。

种种反常迹象以及爆料信息，都在表明最新的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温家宝等人的身份合法化，毕竟他们早已离任，名不正则言不顺。有了这样的机构，他们作为“决策者”才可以参与政治局会议，参与政治局决策，实现他们口中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其次，笔者推测这个机构不会是一个常设机构，而只是一个过渡性机构，作用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顾委类似。

资料显示，中顾委，即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1982年至1992年期间存在于中共党内的一个特殊机构，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使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年纪大的老干部退到中顾委。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它“是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还说过“这是为后事着想”。

根据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报中央委员会批准，其中主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中顾委委员级别相当于中央委员，中顾委的副主任、常委，级别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中顾委的主任，本身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更为关键的是，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有需要时，中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如今，中共在内政外交方面皆面临着转折的关口，习在第三个任期未满身体就出状况，党内接班人如何顺利交接，中共将走向何方，等等，让控局的中共元老们夜不能寐。因此，他们需要走上前台，稳住高层变局后可能引起的动荡。这个机构属于非常时期设立的，成员除了中共元老，大概率还包括某些现任政治局常委或潜在的上位者。

不过，控局的中共元老们也明确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要准确把握职责定位”，“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以及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

此外，制定出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进一步规范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指出其主要功用是“对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

简言之，非常时期的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成员的任务是决定重大事情的方向，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但不会越俎代庖。

在笔者看来，这个机构的推出，正是中共的控局者为即将到来的高层变局做准备，也是再次旁证习权力丧失的迹象。而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是否涉及未来的人事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