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河南大旱，爆发了一场天灾饥荒。蒋介石专门给铁路部门发了一道命令：不许向河南饥民要火车票钱。 

然而，同样是饥荒，而且规模大得多，而且是中共自己所造成，毛泽东和中共竟然剥夺了农民逃荒要饭的权力。为什么？官方答曰：这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

中共当权后，史无前例地将全国人口分割成“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群体，利用国家暴力严禁农民——中国的主体——自由迁徙。这就等于一旦遭遇灾害，强制性让农民坐以待毙。

特别是，大饥荒之时针对饥饿农民进一步创立恶法——城镇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该制度严禁农民进城逃荒要饭，凶狠打击所谓“盲流”“流窜犯”，即万般无奈、不顾尊严逃荒要饭的饥民。换句话说，饿死可以，逃荒不行。

1959年初，“大跃进”以来农村灾民持续大量涌入城市逃荒要饭，面对这种要饭人有增无减的局面，毛泽东要求制止。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阻止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中共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有的地方更是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强性命令不准逃荒，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譬如信阳地委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广西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

有些地方，不仅不准逃荒，还扣押信件（如信阳），搜山（如安徽），把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的人抓回来接受改造。

尤为令人发指的是，严禁饥民逃荒要饭的恶法引发了更残忍的许多地方恶法，如“不许求救”——安徽亳县。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