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危险是可怕的。但其实看不到危险才是最可怕的。

在江泽民当政的十几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潜藏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经济的表面繁荣之下，又有多少人看到了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险呢？

一家网站在介绍库恩写的伪传《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时，强调江泽民的“功绩”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并最终使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几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只不过是方向恰恰相反。

江泽民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不计成本、以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摧毁生态环境、耗竭中国未来生存资源为代价的片面发展，这个泡沫化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使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已经没有可能，后代子孙的生存则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

江泽民时代的“稳定”，是当权者不惜一切代价用来保证权力和利益独占的稳定，是以压制民众声音而维持的火山口上的“稳定”，导致的是更具毁灭性后果的社会危机的积蓄。

更可怕的是，江泽民出于维护个人权力的自私本性，以腐败治国，对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收买，使他们成为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中共的改良动力全部消失。整个权力系统因而彻底堕落蜕变为少数精英掠夺国家资源的工具，权力腐败、黑帮政治空前严重，社会道德一泻千里。从政府到民间，人们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朽烂的蔓延，体会到一种无可疗治的可怕的质变。这种根本性的病变，将使任何既有的社会成果都形同虚设，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因为正如流沙之上的大厦，瞬间就可能化为乌有。但这种危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

下面，本文将着重从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道德等方面阐述江泽民当政期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危机和灾难。

1．生态危机：国在山河破

江泽民的经济发展策略，实质上就是一切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心。江以单纯的GDP高速增长标榜自己的“政绩”，同时也用GDP增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指标。

然而绝大多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本身对于废弃物的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因为现在不合理的发展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掠夺和破坏，从而毁灭了未来的民族生存资源，那么这样的发展其实是对整个民族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泽民时代以GDP为中心的片面“经济增长”就是一种犯罪——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根本性破坏。

据2004年3月3日新华社报导，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份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4％，对原煤、钢材、水泥等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左右。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指出，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8%；据中国科学院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

把以上数字与江泽民不计成本的GDP年增长率7%—8%相比较，江泽民时代所谓的“高速发展”其实是很大的负增长，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功，反而有害。但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却由于可能直接动摇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中国没有媒体敢于说出这个当代“皇帝新衣”的实质，这也是中共与江泽民同生共死的一种表现。

国土接近承载极限 1.5亿人将沦为生态难民

尽管中国人从小学就了解到中国地大物博，但就人均占有量来说，中国并不是资源大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2。但在江泽民治下，中国的生态资源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虽然地大，但其中大片是永冻高寒地带、戈壁、荒漠等不毛之地，可耕地面积在1980年仅相当于人均2亩。由于生态恶化造成的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到2003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只剩下1.4亩。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仅由于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全国就损失了耕地约1亿亩。根据林业部的数据，1997年中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7.6%，到2004年这一数据已增长到1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8.1%。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超饱和。中国还有超过90%的天然草场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万公顷。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5年《财富论坛》上曾指出：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主要水系的2/5已经成为劣五类水（注：劣五类已丧失水功能，甚至不适于灌溉和观赏），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

除此之外，2003年全国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超出大气环境容量80%以上，酸雨区约占全国面积的30%，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21.5%，简单存放的占全部危险废物产生量的33.2%，历年堆存的危险废物成为空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重要污染源。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GDP中心”的发展观中，江泽民只管捞取GDP年增长率8%的“功绩”，而绝不承担酸雨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以及建筑、文物造成的损失，江也更不会从“经济成果”中扣除城乡居民因为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疾病的医疗费用。

据统计，由于耕地被占用，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2005年2月潘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专家估计：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瑞士达弗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世界各国环境质量可持续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名列倒数14，居第123位。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可问题是，经过江泽民时代的疯狂掠夺与破坏所留下的生态资源还能够支撑起中华民族这条东方的巨龙吗？

即将枯竭的水资源

这里着重谈谈水资源。这不仅是因为水资源本身和国民经济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更因为水资源不像其他生存资源，如矿产乃至木材都可以进口，水资源基本上必须自给自足。在历史上，水资源的耗尽就意味着文明的消失。

中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仅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1/5。但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到2000年受污河流比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1倍以上；2003年，全国主要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超出水环境容量60%以上，90%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

此外，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中下游早就开始出现断流，2004年甚至出现黄河源头的鄂陵湖出水口断流！这条曾经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滔滔文明之河，如今已快变成奄奄一息的季节性内陆河了。据考察，在黄河源头，由于过度放牧破坏了植被，草场退化沙化、鼠害猖獗、湿地萎缩、湖泊干涸……生态恶化触目惊心。不仅如此，“母亲河”还要负责接纳排放总量为44亿立方米的污水（2003年），河道1/3水生生物因污染绝迹。

黄河如此，那么长江呢？专家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长江生态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长江源头正逐渐干枯，近10年来，沱沱河每年流量下降约20%。沱沱河和通天河流域干化、沙化、荒漠化问题日益严重。近20年来，江源地区荒漠面积增加20%以上。长江的泥沙问题上正在向黄河看齐，同时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水道，每年承接全国污水排放量的40%，2003年达到164亿吨左右。

由于生态恶化，在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的玛多、治多和曲麻菜等县，如今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生态难民”。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地区曾经是全国首富。至于生态恶化的原因，几乎每个牧民都能随口道出：草原过度超载，“吃了子孙的饭”。说到底祸根就是江泽民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这一地区的生态持续恶化不仅遗祸当地，还直接对长江、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在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的第5年，1994年7月中旬，淮河发生了一次特大污染事故：总量2亿吨的污染团顺流而下，摧毁了中下游全部淡水养殖业，安徽北部的工业停摆，近百万人无水可喝……污染团所到之处，河面满布泡沫和死鱼，水体呈黑褐色，奇腥恶臭，俨然一条臭河、死河。

从前民谣有云“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而如今，沿淮居民甚至不敢接触被污染的河水。这里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但就七大江河水污染排名而言，淮河仅仅是第三，前有更为严重的辽河与海河，后有与之不相上下的黄河。中国水污染的状况，从淮河可以略见一斑。

2004年，江泽民即将全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此时的淮河经过十年治理污染，投资达数百亿人民币，污染治理得如何呢？

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然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总量超过5亿吨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一时满河黑暗，伏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理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污染愈演愈烈。

有记者前去考察发现，沿淮大量的工厂或明或暗地排污依旧。即使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并通过检验合格的厂家，也仅仅是应付检查时才不得不启用污水处理设备——因为处理污水要增加成本。自江泽民以下，大小官员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政绩”：产值和利税。

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接受了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心里话：“很多事，就是不听你招呼，你怎么办？‘莲花味精’是世界最大的味精厂，也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污染源，你能封了它吗？你要它按照国家标准治污，它的利润就跑了，就这么回事。”

也就是说，工厂的生态环境成本，由沿淮居民、渔民买单了。其实这正是江泽民的“高速”经济发展政策的真实体现。

不但如此，2003年有75%湖泊的水环境退化，出现富营养化，尤以巢湖、滇池、太湖为重。水污染也不仅仅限于江河湖泊，2003年近岸海域超四类海水水质占21.5%。据《工人日报》2004年6月4日报导，由于渤海沿岸的化学工业及生活废水严重污染，以及多条汇入渤海的河流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渤海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海洋检测专家警告说，渤海的环境污染已到了临界点。除非及时整治遏止污染，渤海将在10年后变成“死海”。那时，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恢复清洁至少也需要200年时间。至于积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将存在更长时间。

经国家海洋局检测，渤海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COD、石油、锌等全部超标；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2000倍。素有“渔仓”美誉的渤海已经几乎无可捕捞。另外，上世纪80年代美丽富饶的珠江口海域如今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因污染造成海水严重富营养化，致使赤潮现象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余个城市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在32个百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受长期缺水的困扰，情况还在继续恶化。甚至连上海都已被联合国评为未来全球六大缺水城市之一。上海守着长江、黄浦江，却没有干净水可喝，属于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黄浦江的水来自太湖，而太湖2004年检测结果是“湖体各湖区水质均劣于五类标准”。

尽管如此，由于江泽民时代不计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工业用水仍然大幅超出发达国家的10～20倍多，中国每万元GDP用水量为103立方米，而美国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

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得土地表面严重下沉，许多城市的下面逐渐形成巨大的漏斗区。目前华北平原出现世界罕见的漏斗区，总面积至少在5万平方公里以上，河北有的城市中心已下沉1.6米之多。概括地讲，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在北京等地甚至已经在使用千米以下不可动用的地下水了。表面上看这里都市繁华，高楼林立，殊不知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但是地方当局全然不顾迫在眉睫的危机，仍然追求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

超量采取地下水的可怕后果是：首先，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其次，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将造成一个永远的悲剧。事实上目前秦皇岛等城市已经在面临这一可怕境地了。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

水资源仅仅是中国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实际上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江泽民的“GDP中心”的经济发展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就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一场本不必如此惨烈的灾难

自从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以来，国际上80年代就正式提出注重人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国学者在90年代初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一批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决策咨询的专家已开始这方面的建言。然而采用可持续发展策略对江泽民来说就意味着放弃“高增长”所带来的光环，对中共而言就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成为泡影。10年之后，在中国的生态已经面临绝境的时候，官方才不得不采用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建言。2005年在《财富论坛》上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承认，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整个社会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扭曲发展观。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

晚了10年时间，意味着中国已错过了调整发展结构改善环境的最好时期。如今，中国许多生态灾难的后果已几乎不可逆转。

一个曾历经创造数千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正面临一场因人祸而引起的空前劫难。而此时举国上下依旧莺歌燕舞，“盛世大联欢”，“好日子”、“越来越好”……不绝于耳。

情何以堪？

2．经济灾难：透视GDP神话

在库恩的《江泽民传》里，大吹特吹了江泽民的经济功劳，很多人也以为中国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在这一片“繁华”下面，到底掩藏着多少见不得阳光的阴暗，看到经济表面繁荣的实质是什么，以及中间存在怎样的陷阱和危机呢？

中国经济平均发展速度落后其他国家

中国上海在30年代的时候非常繁荣，民营资本非常发达。但中共掌权之后，经济资源完全被收归国有，中国民间经济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压抑和摧残。中国的经济资源更因为计划经济的原因而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种状况在80年代初的时候才稍为改变，但那只不过是把中共原来剥夺的百姓财富还回民间，百姓的经济创造力少受压抑而已，所以这算不得政府的什么功劳，更无法算到江泽民头上去。

过去几十年来，各国经济都在增长。中国人勤劳刻苦，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快。但事实上，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是递减的。在经历了二战、内战、韩战的连续破坏之后，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总额4.7%；至江泽民从政治舞台全面退出之前的2003年，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跌至不足4%。中国同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中国人均财富居世界后列。

充满水份的经济增长数据

江泽民自己喜欢说大话空话，也喜欢别人唱赞歌，采用“数字出官”政策，片面强调GDP数字。因此各地争相造假，GDP数字严重不实。

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关于中国统计做假问题的采访时说，“(中国)有很多问题单靠统计局是无法解决的，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问题。 ”经审查，全国85个城市隶属于四大商业银行的670多家分支行，有高达98%的银行做假账、虚账，并持有二至七、八本各种形式的帐册，应付检查。连朱镕基本人都说，他拿到GDP数字，都得打个八折。

有几位研究中国经济多年的专家发现，1997到2000年间，官方数据显示经济增长24.7%，可是同期能源消耗却下降了12.8%，而中国经济效率并没有怎么提高。这说明经济增长数字不可能有那么高。香港CLSA经纪公司年度报告里说：“有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全球最快的‘数据’，其价值不抵用来写它们的纸。”“我们无法预测中国2002和2003年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缺乏最基本的统计信息来构造哪怕最粗糙的预测模型。”

经济的畸形发展

江泽民倡导的经济发展走的是非常畸形、也不可能持久的道路。

在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是以国有资产的变相拍卖为基础的。很多国有工厂把厂房一卖，或者找个外商，把厂房一折价，就产生了巨额“利润”。但这种利润，不过就是国有资产的出卖、而且往往是贱卖，原来没有进行计算的财富价值进入市场而已。那些财富本来就存在，本来也属于老百姓，不过是被中共非法掠夺，成为没有价值的黄金，现在又重新释放出来罢了，而不明就里的人却很容易被欺骗。有研究表明中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金额高达五万亿元，而2003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含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才只有11.7万亿元。

由于官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一直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效益并没有得到提高，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亏损状况一直没变。2000年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日本的9.7倍。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无法持久的，也是世界和后代子孙都无法承受的。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投资占GDP比率高达40至45%，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经济学人》还说，如果投资者是用自己的资金投资，中国那些过剩的水泥厂、钢铁厂及汽车工厂等，可能不会被兴建。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如果算上生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将为负值。

隐患和危机

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非常高。2004年中国GDP为1.65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1.1547万亿美元，外贸依存度约为70%。这种依存度隐藏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外界因素的问题就可以引起中国经济的震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很大一部份都是靠外资支撑起来的。偌大的中国，利润竟然有一半是外资创造的。国有企业则大部份都处于亏损状态，缺乏国际竞争力，是银行的无底洞。这深刻说明了中共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一旦外资撤离，中国经济不堪设想。而现在吸引外资，不过是靠廉价出卖的国有资产，廉价出卖中国工人的劳动，靠中国工人的勤劳付出。这都是牺牲国人利益换来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转型和提高效益，生产越多中国人就被剥削得越厉害。

中国的经济相当不均衡。中国几乎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不足以形容贫富的对比。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占人口75%的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里的占有比例不超过4%。也就是说，农民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均的1/72，即1.3%。八亿农民真正是一贫如洗。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豪宅名车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却靠卖血、卖肾维生。因为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内陆很多省份仍属于“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因为收入分配不均，全国有二亿多贫困人口还挣扎在国际公认的最低生存线（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因为普通百姓的收入并不高，老百姓买不起产品，中国经济长期内需不足，经济不得不高度依赖出口，风险增加。其实大陆近年来持续的高增长依赖着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带动不景气的国内需求，掩盖实际上增长非常缓慢的经济，维持着表面上的虚假繁荣，但长期下去问题必然浮现。

人们所看到的经济繁荣，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财富向少数地区和人手里积聚。但这却不能掩盖多数人的贫穷状况。一旦社会不公引发民众不满情绪发作，整个社会马上就会陷入危机。

中国的金融业更是危机四伏。标准普尔估算中国银行的坏帐比例在45%，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有一半都打了水漂，而江泽民仍然在利用国债、股市和楼市圈老百姓的钱。据国内财经网站的股民调查显示，2001-2005年4年以来，在沪深股市开户的7000万股民中，有超过94%的人亏损一半以上。2005年6月6日上海股市在4年漫漫熊市之后终于跌破千点大关，创下自1997年2月27日以来，近9年的收盘新低。中国股市市值从4年前的1.7万亿元缩成7000亿元，1万亿元的市值人间蒸发。有股民在网上贴出卖肾的帖子，以求还借来炒股的钱。美国著名的布鲁金斯研究所首席分析师拉迪警告，中国大陆的公共债务和银行坏帐的增加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庞大的不良贷款与政府借款，将拖累大陆金融体系，中国大陆随时可能发生金融灾难。

因为官员的腐败，中国财政状况坏得透顶。里昂信贷证券曾对中国县级政府负债情况做了全面估计，认为中国的县级财政债务为3万亿元，占到当年全国GDP的30%左右。2003年底，温家宝下令对村级财政进行清理，发现村级财政不仅欠下了银行、信用社高达四千个亿的呆帐、死帐，而且欠下了农民个人高达三千个亿的借贷资金。江泽民时代养育的官员们早已吃肥了，长“壮”后开溜，而村级组织的财政却债台高筑。但这还是保守数字。巨额债务象是悬挂在地方政府头顶上的烈性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失业率居高不下是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中国失业率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是世界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城市失业者三千多万，农村有一亿多余劳动力。大量的无业人口形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表面的经济繁荣之下隐藏着可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被肆意挥霍的人民血汗钱

尽管江泽民把中国的银行弄到破产，但是这不妨碍他随意耗费人民的血汗钱，使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最终买单的是全国民众。这样的肆意挥霍，中国经济再怎么发展也是白搭。

1997年后，中共通过发行国库券等方法进行扩张性财政支出，大举上马各类“面子工程”。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2002年的三千多亿。江泽民在1999年庆典，一共花掉了1800亿人民币。一个“国家大剧院”花费30多亿，一架“空军一号”专机花费9亿。2001年，江泽民做东，在上海开APEC会议，一次《今宵如此美丽》的“焰火秀”，又烧掉了300万美元。江泽民还连声说这钱花得“值得”。但他却不会去了解，中国九亿农民人均年收入2620元人民币，低于联合国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不超过三百六十五美元，即三千多元人民币。2003年“神五”上天，犹如一个大礼花，鼓舞人心，但实效不多，却耗资20亿美元，等于中国希望工程16年收到的捐款总数，可以救助250万失学儿童。

江泽民还把巨额资金用于迫害中国民众。仅仅是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就投入了国民经济1/4的资源。江花费60亿人民币打造“金盾工程”，对互联网实行监控和封锁；2001年2月27日，江泽民曾一次性拨发40亿元人民币安装大量的监视仪器监控各地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部的内部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搜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高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每年达6亿2千万至9亿1千万元；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大量中国特工被送往海外，用来监控、干扰、诋毁海外法轮功学员，收集黑名单等……2005年夏在澳洲投诚的前610官员郝凤军认为打压法轮功花费国民经济的1/4的资源是非常可信的数据。

为收买其他国家对其人权迫害保持沉默，江泽民也不惜花费大钱。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江泽民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对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随着中国的发展逐步扩大援助；在未来两年内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2002年7月，江泽民以1亿3000万美元援助瑙鲁，换取建交；1999年，江给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无偿援助1.38亿元人民币；1998年底，江泽民向蒙古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002年5月，江泽民向阿富汗提供3000万美元无偿援助；2000年7月，江泽民继向塔吉克斯坦出卖了7万平方公里领土后又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001年11月12日，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时，江泽民向卢旺达政府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此外还有白俄罗斯、摩尔多维亚、乌克兰、尼泊尔、巴哈马、乌干达、格鲁格亚等国，江泽民也都挥洒无数百姓的血汗钱。对于国内多少百姓在穷困中苦苦挣扎，江毫不关心，但江自己装阔收买人心却从不心痛。

在江泽民的腐败政治下，有研究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生产净额总量的3.2至6.8%。这样的结果“仍为保守估计，实际经济损失要大得多”。另一数字估算，中国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赋税与关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仅2004年损失就达800亿美元！

江在位的后些年，涉及违法、违规贷款的金融腐败案直线上升，从成克杰到王雪冰，从赖昌星到张恩照，这些腐败大案皆与金融犯罪高度相关。但真正的大案很多最后不了了之。上海土地开发资金4200亿元，其中高达3000亿元下落不明，事态严重。为此当局曾进行调查，并下令上海市级干部出境出国必须先报中央政治局审批。但是所有金融大案最后都查不下去，因为后台都是江泽民或者江家帮。

江泽民有句“名言”，叫做“闷声大发财”，一个行政命令，可以把中国电信北方十省的数千亿资产划归江绵恒管理，一个宏力晶圆厂可以从银行空手套白狼，提出数百亿元。既然江泽民可以这么干，下面的人当然有样学样。银行的坏帐很多就是这么来的。

资本外逃是江泽民治下的另一大特色。贪官们对于中共了无信心，贪污了钱首先都想要存到国外的银行去。资本外逃率是出逃资金占引进资金的百分比，中国的资本外逃率1993年以前是52.3％，以后逐年增加，近年来某些年份的资本外逃率甚至高于100％。朱镕基承认外逃资金累计二千多亿美元，仅2000年一年外逃资金就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中国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后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资金外流国家。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颁布一项让海内外大跌眼镜的新规定《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允许大陆居民在移居海外时携带个人财产出境，并且对转移出境的财产不设上限。另有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6月30日，中共干部失踪6528人，外逃836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905人。

由上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充满水分，存在严重隐患和危机。在江泽民的肆意挥霍国家资财的情况下，危机更可能随时爆发。

3．政治危机：政府堕落、法制倒退、人权灾难

政府的全面堕落与黑帮化

江泽民当政十三年来，中国的政治出现了大倒退。

在邓小平时期，其实政治改革已经开始启动，赵紫阳执政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改革方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公务员制度都已经开始着手。但在江泽民时期，因为江泽民任人唯亲，利用政治腐败作为自己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上海帮、江家帮盘根错节，中国政治权力走向了全面腐败的黑暗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僚贪污腐败集团。

这一政治腐败，让中国上层建筑全面崩溃。官商勾结，官匪一家，政府黑帮化。官场买官、卖官成风，提拔重用的不是贪官就是庸官，官僚体系空前膨胀。据中国经济时报报导：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9个广州市的年税收收入，相当于13亿中国人平均每人为“三公”支付538元还多，而这个数字是我国中等以下城镇大多数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民间有一种流行说法：如果把那些官员排成一列，全部枪毙，会有冤屈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的。这形象地描述了江泽民时代的官场腐败状况。据中共高层官员透露，如果要查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市的领导班子就会像塌方一样立即垮台。可见政治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各级官员对中共统治毫无信心，对自己掠夺而来的财产更没有安全感。2004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允许官员自由出走，外逃者将不计其数。

政府的效能出现全面倒退。官方的研究资料显示，民间对省级党委、政府的评价，好的、满意的，仅占15%至20%；对领导干部总体的评价，好的、满意的，仅占10%至15%；对当前社会状况的整体评价，好的、满意的，仅占15%至20%。这些简单的数据，反映了中共统治的危机状况。在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这样低的绩效满意度可以使任何一个执政党立刻下台。政治上的落后已经导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都在急速加剧，政府已无法担当其应负起的社会角色，无法满足民众的期望，最后引发社会对政府的完全不信任、不服从以至武力反抗。

政府权力已经堕落成为监控、迫害百姓的工具。江泽民上台后大力扩充武警部队，使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都组建有团以上一级武警部队，成为一支对付老百姓的特种防暴部队。为恫吓人民，江大开杀戒，将死刑的审批权（经济犯罪死刑除外）下放到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时间死刑判决大幅度上升，省际之间对杀人数量还相互攀比，藉以显示所谓严打的力度。据大陆司法界人士透露，中国是世界上被枪决人数最多的国家。2004年，《中国青年报》引用一位人大代表的数字表示，中国每年判处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人数约有一万人，这比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死刑数字的总和还要多5倍。另据著名人权组织国际大赦披露，中国2004年处决的犯人占世界死刑执行总数的90%，而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0%。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社会，比如香港、台湾，恶性犯罪率并不算高；从历史上看，在和平时期古代中国的死刑数字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也偏低。也就是说，惊人的死刑数字只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只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这既显示中共当局把中国社会搞得一团糟，让那么多人走到被枪决的地步，也显示了当局的残忍和推卸责任的无耻，把民众一杀了之。

对自身的罪错，江泽民政府却从来没有任何的反思与纠正。中国1998年从真实意义上看并不算特大洪水却最后导致百年罕见的洪灾，正是江泽民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毁国害民的一大明证。如果江泽民能够主动采取荆江泄洪，这洪灾根本不会那么严重。2003年蔓延全球近30个国家的“非典”疫情，如果不是因为江泽民的隐瞒，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受害，那么败坏中国国家形象。如果不是因为江治下中国政府的堕落，也不至于对无辜善良、对社会安定与民众健康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倾尽国力残酷镇压。

在江泽民的高压下，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黯然失色，再也没有从前的自由。2002年6月，90多名来自日本、瑞典、美国、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被禁入境，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台湾骨科名医敖曼冠。2003年2月，近80名持合法签证的台湾法轮功学员入境香港时被强令遣返。2003年8月，准备到香港举办个人画展的澳洲籍中国画家章翠英，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被入境处拒绝入境。章翠英是一位国际知名画家，曾经到过欧美许多国家访问及举办画展，获得上宾礼遇，她的画还被乌克兰总统收藏。

江泽民当政，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经过毛的极权时代，开始向改革时代迈进。邓小平是过渡阶段，但江泽民最终毁掉了邓小平和赵紫阳开创的道路，重新把政府放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把控制迫害民众、维护个人权力为唯一目的，从而使得中共失去了和平改革的希望。政府权力的变质、全面的腐败，已经让中共无法被挽救，而只能用另类方式走向解体。把现存政府权力系统彻底搞垮、完全毁掉中国改革希望的，正是江泽民。

中国法制化进程的全面倒退

中共建政以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法律，到了江泽民时代，法律更名符其实地成了江的遮羞布和橡皮图章。江可以先实施迫害，后量身度造制定法律；江对自己的亲信大加庇护，如贾庆林牵扯远华惊天大案，最后不但没受到丝毫惩罚，反而被江送进政治局常委会。用江自己的话说，“不能一刀切”。所以中共的法律从上到下行同虚设。民间百姓评价说，法院吃完被告吃原告，没有丝毫公正可言。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设立盖世太保“610”办公室，越过地方政府层级，受江泽民罗干直接指挥，更是对中国法制的彻底否定。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法律的制定完全成为江泽民迫害无辜百姓的工具。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敢于挺身而出的律师受到威胁，甚至被吊销执照。在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下，法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

中国和世界的人权灾难

生而为人，就应当有人的生活方式，有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在全球走向民主自由化的时候，中国却在江泽民的主政下继续阻碍政治改革，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所有有独立信仰、独立人格和不同见解与要求的个人和较大的群体，包括下岗工人、宗教信仰、气功锻炼、民主人权、新闻媒体、政治异见，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中国有众多的老百姓受到当局不公的对待，但却有冤无处可申。中国每年上访的人次需要以千万计，其中大多数人是合理的诉求。官方公布数据认为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但最后却只有0.2%问题能够被解决。那些走投无路而冒天胆去上访的百姓，被各部门官员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打击报复。绝望之下，更有民众不惜以生命作为抗争武器。2003年10月17日，北京警方召开记者会，承认从十月一日至十六日，天安门地区连续发生多起自杀、自焚未遂事件。

那些希望有独立信仰的地下教会遭到大面积的打压。近三年来，被逮捕、关押的宗教犯至少数千人。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史无前例，极尽一切诬蔑之词，动用所有暴力机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拘留、送进监狱甚至精神病院。迫害致死者成千上万，被劳教者数十万，被波及者数以千万计。江泽民因此而在十几个国家被起诉，被控有反人类罪、群体绝灭罪、酷刑罪等多项罪名。

在新闻的控制方面，江严重剥夺人们的知情权。记者不敢报导真实的新闻事实，而只能按照中共的意愿制造谎言。如果有哪一个记者试图对事实进行公正、客观的报导，就很可能遭到当局的打击迫害。在各国被关押的记者中，中国数目最多，大多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或其他名目逮捕。此外，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还动用老百姓几亿美元的血汗钱搞“金盾工程”，对国际互联网进行封锁，不让人们通过互联网看到真实的信息，这种严重的资讯扭曲，不仅使中国完全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甚至可能使人们丧失正确判断是非的能力，持续下去，恶果相当可怕。

江还抓捕了不少民主人士、网上自由言论者。2000年“十六大”前后，在释放民运领袖徐文立、方觉的同时，却在全国逮捕了何德普、杨子立等民运人士约20人，其中包括20岁的女大学生刘荻，她仅因在网站上写了几篇对当局批评的文章。难怪有的人说：“中共是放一抓十，得了便宜又卖乖。”这种欺骗外国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的障眼法，外国政界人士很容易被蒙骗。江泽民当局甚至采用国家恐怖手段从境外绑架民主人士。

遭受不公而没有说话的权利，追求精神信仰而受到迫害，那些上访民众和法轮功学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在整个中国，其实哪个人敢说自己有人的尊严呢？谁敢把自己对政府迫害民众的不公说出来呢？即使中共党内高官，情况依然如此。中共前最高首脑赵紫阳就被关押至死，还不让人们自由悼念。在江泽民领导的中共独裁统治之下，中国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人格尊严、思想独立的囚笼。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江泽民多年被著名人权组织“国际大赦”评为“人权恶棍”。

在江泽民谎言和经济诱惑下，国际社会对此人权迫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容忍中共人权迫害输出海外，这种人权灾难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世界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威胁。不久前微软、雅虎、古狗帮助中共过滤封锁人权、民主、自由等敏感词语就是明证。面对残酷人权侵害，沉默是一种耻辱，纵容与助纣为虐则更是罪恶。发展下去，更多商家、政府将走向堕落，后果堪忧。

4.社会危机: 火山口上的稳定

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中国的财富正在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官商勾结，经济财富开始向权力者聚集。有权力、有关系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政府拿到工程，从银行拿到钱，将国有土地和工厂出卖，发家致富，飞黄腾达。2001年江泽民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正是赤裸裸地把这种以权力掠夺财富的行为合法化。

举圈地为例。在江泽民时代，城镇土地成了投机家进行钻营的主要目标，获得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权钱交易。炒卖土地需要资金，银行对于民间借贷有严格的规定，但有钱有门路的商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不合法的借贷合法化。违法炒卖土地和违法超贷使“红色富豪”一个接一个地诞生。

与红色富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工人从前被声称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很多人却下了岗，工厂不再属于他们，很多从前有的福利也不属于他们。农民受着苛捐杂税的压迫，还有土地被占，生活相当困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大量农民没有出路，涌到城市当民工，生命没有保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煤矿、磷矿经曝光的矿难达300多次，死亡达2万人以上。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高达六千多人，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80%，而中国的煤矿产量大约只有全球总产量的35%。中国生产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由于江泽民对媒体的高压控制，还有多少矿难根本没有机会曝光，就更不得而知了。此外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60%的城市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连病都生不起。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们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满眼是现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筑群、充满贵族气派的高级享受设施、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消费方式，花百万美元送子女留洋，将千万美元存进海外银行，身拥数辆豪车多处洋房……然而，这一切只属于不到1%的少数中国人。

资料显示，中国贫富分化已经超过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旧社会”，目前中国85%以上的财富积聚在0.2%的人手里。在江泽民时代，衡量贫富差别的指标——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跃升到2003年的0.46，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此外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1991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0元，两者比率大约是2.2:1；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是8472元，2622元，两者比率升为3.2:1。一位中共高官坦言：“城市发展像欧洲，而农村发展像非洲。”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865元人民币以下）为6千万人，两者相加为9千万人。

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接连发生为讨工钱的跳楼案，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高官们有人吃一餐饭花费20万，而贫穷百姓的儿子考取大学却有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2000元注册费而上吊自杀……

江泽民时代社会的特征是一小部份人暴富，一大部份人更穷，这正是共产党50多年前诅咒的“万恶的旧社会”。

十几年来江泽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等等忍气吞声，怨声载道，这一庞大的群体，使中国社会充满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火山口上。

火山口上的稳定

仅仅在200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中国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与此同时，有21个省、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2004年，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发生了6万起抗议示威。

新华社主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披露：中国2003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其中，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这项统计显示，2003年的社会骚乱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与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仅是发生频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规模不断扩大、冲突暴力度的 急遽升级。

江泽民“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实质上就是江泽民自己所宣称的“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其直接的后果，是各级地方官员被赋予采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无情打压民众，以保持自己辖区内不出现民众上访喊冤等等显示“不稳定”迹象的活动。2003年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而被广州市警察抓捕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并最终被暴打致死的案件，实际上曝光了江泽民的“稳定”手段之一斑。

自从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以后，各地警察中出现了一类特殊编制，叫做“截访”警察。不论是对于失地农民、拆迁户还是法轮功学员，“截访”警察的任务就是力争在他们把上访信递出之前截住，并采用殴打、恐吓，以及直接抓捕遣返等非法手段送回原籍关押、劳教等。这里举一例说明。

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移民因为地方官员侵权、侵占民众财产，曾多次上访。在上万名库区移民集体写的《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00年4月1日，我们玉田县100多移民在去石家庄上访的途中，统统被大批警察按法轮功抓起来，每人都被打伤，有的筋断骨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证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压，且被罚款数万元不给收据，其中张凤、刘素娥、刘增复、柴润秋等4人被以冲击国家机关罪分别判刑3至5年。张凤被判5年刑，现在他重病在身，至今仍在唐山冀东监狱服刑。虹桥镇63岁的农妇张书琴当场被吓得昏死过去，一位30岁的农妇被虹桥镇派出所警察抠摸下身。而唐山市移民办的正副主任李增荣和张兆荣贪污挪用移民款1181万元案发，被张和包庇，重罪轻判为5年刑，且保外就医，逍遥法外。”

《动议书》中提到的“执法人员”们把民众当成法轮功学员来抓打，其实在各地都存在，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江泽民曾有密令下达基层：对法轮功无论怎么样都不过分。监狱、劳教所的警察们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意折磨、得意之时曾放言：“我们有死亡指标！”老百姓一旦被当成法轮功学员，则“执法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制约。

如果以为侥幸绕过本地警察围追堵截的上访者能到达北京，就可以实现上访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务院和人大信访局门口，常年有大批截访者警察（有时是便衣）长年组成人墙，随时给前来上访者以“下马威”。

上海居民马亚莲女士因不服住房被强制拆迁惨遭劳教并打断双腿，此后由于马亚莲在网络上发表揭露上访中种种黑暗内幕的文章，2004年3月16日再次被上海警察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从马亚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江泽民所称“稳定”的内涵，略见上访民众所面对的“截访”警察之猖獗：

……辽宁省本溪市上访人孙维琴上访时被截访者群殴倒地，有人大声呼救，保安无动于衷，还调侃地说：“谁躺地上了？我怎么没看到？”孙抗争不成，后愤而吞药自杀，幸被救活；陕西省咸阳市上访人李小婷，因拒绝截访者强行查看身份证的要求，被一群截访者一哄而上，拳脚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另一名上访者邓殿全见状，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凶手住手，却立遭四个截访者痛殴，邓殿全被打得浑身是伤，以至无法行走，在临时栖居的马路边养了几星期；上海唐霞珍、徐兆兰、付玉霞等数名上访者在胡同里被拦截并遭踢打，抓伤，血痕条条，瘦小的付说：截访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来了。

经证实，殴打李小婷的，是来自黑龙江省的警察；围殴邓殿全的四条壮汉，是来自河南省的便衣人员……实际上，长年聚集国家信访局门外的截访者，都是各省区市当局指派前来的“公干”，目的显然是要阻吓各地来的上访者，防范当地政府的各种丑闻曝光，这些丑闻包括腐败、侵权、暴力拆迁，等等。截访者不仅获得各地方当局的授权，也有黑社会的参与，可谓官匪一家。

由于中共的媒体封锁，民众的痛苦、不幸、抗争，都被“盛世大联欢”的“歌舞升平”所掩盖。江泽民的政策，不是正确疏导社会的不公，而是强行压制。总有一天，这一切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中华民族将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