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解放军打到哪里这出戏就演到哪里，它的上演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分水岭，从此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开始。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出戏享受过如此“殊荣”，在朝代更迭中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然而，若是细究它的由来，揭开其“创作”过程的内幕，还有很多应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晋察冀一带民间好几百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在夜间显灵向村民索要献供的传说(《人民政协报》1993年7月13日曾载流沙河先生的长文，详细考证古籍中的这一传说的流变)。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其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其次说它的演变。延安的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文人对这题材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足，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硬是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 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时，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 “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当时中共高层对这出戏非常关心。这出戏将中国划为阴阳两重天，虽然神神鬼鬼但据说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难辨，因而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多少年来中国的观众，习惯于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单纯的故事，有谁会想到一出鼓吹惩恶扬善的戏剧背后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呢？有谁想到自己作为观众的义愤填膺，恰好是中共为一党之私所一手精心策划和操纵的结果呢？这就是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这是只有深懂人性的弱点，绝无道德的顾虑，不择手段只为夺取权力的宣传老手才能做到这一点。

到了文革时代，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戏，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

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旧社会”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感恩。

然而真正的悲剧在现实中一直上演着，一演就是六十年。

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最残酷之处就在于真实的苦难被虚构的罪恶所掩盖。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只有在中共的统治下。在其发动的各种运动中，无数的人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乃至生存权力，被殴打、被关押、被驱逐，甚至被残杀，六十年来，中共杀害人民的屠刀从未放下过。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