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磊石院士到底是为什么原因而跳楼自杀的？是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因为黎磊石患癌症不是一年两年了，而是十年了，忍受了十年癌症之苦的人还有什么“病痛的折磨”不堪忍受呢？另外还有“知情者”讲黎磊石院士在“遗书”中说：“自己身患不治之症，不愿意也不需要浪费与占用国家的医疗资源。如果采取其他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抢救中会导致产生更大的代价”云云，可是身患十年癌症，也治疗了十年癌症，到现在才说“不愿意也不需要浪费与占用国家的医疗资源”的话，其实是让人十分不可信的，有编造之嫌；何况黎磊石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共军队中高级干部，军队医学界的权威，就在去年中共的中央军委还大力表彰其“先进事迹”给他记了一等功；这样一个医学专家，这样一个享有中共军队中“崇高荣誉”的军人，怎么会因为“不堪忍受病痛”就不顾军人的荣誉而跳楼自杀呢？这里面显然有着什么“隐情”。

 
图1：工程院院士黎磊石

黎磊石院士是“国际著名肾脏病专家”，是大陆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他与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中的一些“吹牛皮”的院士们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说他是有真才实学的，在医学界是有一定贡献的。黎磊石死后，可以说是“备极哀荣”，中共的许多领导人对其都表示了“哀悼”。就连俺早就要写的这篇文章，也拖到黎磊石院士之死的“七七”以后，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因为道义的自遣而选择自杀，也可以算是一定程度上的“醒悟”吧。

黎磊石院士虽然是医学专家，可惜的是他也是一个器官移植的专家，现在国际上都知道，在没有“脑死亡”法律的而且器官捐献比例少得可怜的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专家简直就可以算得上是杀人的共犯，因为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业根本就是建立在活摘器官的血腥罪恶之上的，我们通过下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中共军方2007年关于“向黎磊石学习的决定”中这样写道：“黎磊石1979年靠“两个半”医生和医院拨给的一万元启动资金，建起了全军第一个肾脏科，两年后倡导成立了全国肾脏病学会。过去，肾移植属于外科手术，他是内科医生，顶着压力和非议涉足肾移植领域并获得成功，从最初的每年移植十几例发展到一百多例，成为国内最大的肾移植中心之一，到2004年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见《中国军网》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7ztpd/2007-03/16/content_764882.htm），原来黎磊石院士是一个在军队中的“国内最大的肾移植中心”的建立者和领导者，这个中心在仅在2004年就做了一千例以上的肾移植手术。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黎磊石院士主持编写了《中国肾移植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也就是说，黎磊石院士教出了许多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医生，让他们成为手上沾着鲜血的这个行业的一员。这么说的话，黎磊石院士的跳楼自杀就不是件很奇怪的事了，因为大陆著名器官移植专家跳楼自杀的案例，黎磊石院士并不是第一例；早在2007年5月，当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暴露以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李保春教授，就从医院大楼12层跳下死亡了（http://www.epochtimes.com/gb/7/5/25/n1722112.htm）；那么，黎磊石院士的跳楼自杀，也许也不是最后一例。

二：中国器官移植业的血腥迷雾

耐人寻味的是，黎磊石自杀后，大陆有些网站登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黎磊石”的“热门资讯”，介绍的都是中共器官移植的“业绩”，好像是暗示其“真正的死因”似的；黎磊石院士死后不久，在中国大陆网上就有文章质疑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问题，比如《网易》上转载了《南方周末》的文章，其标题就是“中国的器官捐献迷宫：仅130例自愿捐献”（http://discover.news.163.com/10/0328/04/62RAJQG5000125LI.html），而《南方报业》网上的文章标题更直接些：“但见器官不见人：中国器官捐献迷宫”（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3/25/content_10464842_2.htm）；有些网站转载时，还加上了“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的评语。我们知道，在2009年9月的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移植免疫论坛(ATIF)上，中共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就在会上宣告“中国目前已累计开展器官移植超过10万多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我国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超过1万例次。其中，开展最多的是肾移植，累计86,800例。目前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6000例左右”。累计10万多例的器官移植手术，每年也要超过1万例次，可是其中却“仅130例自愿捐献”；中国几乎没有器官捐献，中国却有10几万的器官移植；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手术基本上是建立在非自愿捐献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器官掠夺和器官掠杀基础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怎么能亲手去血淋淋地割取一个“非自愿捐献者”的人体器官呢？甚至于用活摘器官的方法活活杀死了“非自愿提供器官供体”的人呢？可不幸的是，在中国大陆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其实也是在中国大陆“但见器官不见人”的答案。

 
图2，《网易》上的文章（http://discover.news.163.com/10/0328/04/62RAJQG5000125LI.html）

  
图3：国内网络文章：但见器官不见人（http://news.qq.com/a/20100326/001405.htm）

自从2006年国际上开始揭露中共残酷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真相以来，在国际上引起了喧然大波，其中加拿大独立调查人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用几十种证据证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存在，称之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这个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畅销书”，作为作者之一的麦塔斯律师还在近年获得了加拿大国家勋章。中共当然不承认他是活摘器官的刽子手，可是虽然百般狡辩，自己却无法对中国在2000年至2006年间超常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做出合理解释；为了掩盖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甚至不惜承认了中共一直都予以否认的国际指认，承认其活摘了中国死刑犯的器官；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被中共为了掩盖“大恶”而承认“小恶”的手法所欺骗，中共承认其活摘了中国死刑犯的器官的行为，只能证明中共在器官来源问题上“一如既往”的欺骗嘴脸。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在2009年8月接受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解释说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是死刑犯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死刑犯的人数一定比认为的要高得多。”；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互联网上的专题文章““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http://www.epochtimes.com/gb/9/12/12/n2752136.htm）更是用数据和分析证明了中共无法用承认活摘中国死刑犯的器官的方法来逃脱世人们对其活摘器官罪恶的继续追究。

然而，本文所要揭示的重点并不是什么黎磊石在中共活摘器官罪恶所要承担的个人行为，而是通过分析黎磊石自杀后，网络上所透露的一些黎磊石的资料，发现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黑幕之黑，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中共在活摘器官上的真正罪恶比那些中共字面上最高的“统计数字”要多出许多倍，其罪恶的程度让人惊讶。

三：从黎磊石之死透视中共活摘器官的重重黑幕

有一个中共无可否认的事实，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真相在国际上被揭露后，中国大陆的器官供体突然就紧张了，器官移植手术的统计数量也急剧下降；以前，大陆医院在网上宣称“器官供体是充足的”，“两星期以内就能找到合适的供体”，现在也感叹“器官供体缺口大了。2008年12月，黎磊石在国内以“死亡后器官捐献理论上存在 现实中难做到”为题发文说（见图4）：“器官移植供体缺口大：因为我们是研究所，所以做的手术量并不是很多，但是以往我每年可以为120位病人做肾移植手术，现在只能做70个人，只是从我自己的手术量上来看，至少跟原来相比，已经出现了50个人的缺口。

器官移植的供体缺乏是手术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每年在我这里登记等待做手术的病人有200多甚至接近300人，这还不包括被经济门槛阻拦在外的病人。过去可以让接近一半的患者得到救治，现在还不到1/4”。也就是说黎磊石个人以前每年做120例肾移植，也就是每星期要做2例多移植手术，这对国际移植界而言，他一个人的手术量已经是相当惊人了，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医生而言，几乎就可以算是“轮轴转”了，可见当时“器官供体是充足的”；现在因为“供体缺口大”，“现在只能做70个人”，手术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这也反过来证明，当初的“充足的器官供体”是不正常的，是因为存在“器官供体库”的集中营才能维持的。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黎磊石承认：“对于“公民死亡后的器官捐献”，在中国只是理论上存在，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从制度和法律上都没有它存在的条件。”；从技术上说“当死亡已经发生时，再去联系家属商量捐献，早已错过了最佳时间，器官缺血太久，已经不能用来移植了。所以在中国，死亡后的器官捐献没有存在的制度土壤。此外，法律保障也是难题之一。中国的脑死亡标准，器官捐献都没有法律保障”。我们前文分析过，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手术基本上是建立在非自愿捐献的基础上，而这里黎磊石承认“公民死亡后的器官捐献”在中国“没有它存在的条件”，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手术时，就只能在“犯人死亡前”强迫其捐出人体器官了，加上中国没有“脑死亡标准”，也就没有所谓“脑死亡”的鉴定程序。可以想见，为了减少“器官的缺血时间”，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就是在根本不界定被关押者是否“脑死亡”的情况下，活体摘除了被关押者的人体器官；即使有什么医生良心发现，按西方标准在判断了供体“脑死亡”后才动手摘除器官，可是按照中国现行法律，犯人已经“脑死亡”，但是犯人的心脏等器官还在工作，这个人就不能算已经死亡，按这个标准看，中国绝大多数的器官移植在法律上都完全是“活摘器官”。而中共承认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其实就是用“活摘器官”的手段来活活杀害犯人。

 
图4：黎磊石的讲话文章（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qiguanmeiti/2008-12/3237.htm）

那么根据中共自己的器官移植统计数据，“至2001年底，我国肾移植的累积总数达40，393例次-----开展的单位和移植例数逐 年增加：1989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 了1049、2382、3596、4323、5542和5561例次肾移植”（见2001年12月《中国医药报》）”，到上文提到的2009年9月“肾移植累计86,800例。目前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6000例左右”的统计，那么从2002到2009年半年，中共目前每年就进行肾移植手术6000例左右，好像基本变化不大。但是我们从上文黎磊石2008年的讲话中已经知道，由于器官供体的缺乏，手术量后来几乎减半了，其原因可能就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供体集中营由于国际上的揭露和谴责，不能再发展，这部份器官供体耗尽后就不能再持续了。所以，以前有许多文章根据当时的资料分析：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中共镇压法轮功的1999年底和2000年开始，2002年可能形成了很大规模，到2004年至2005年达到高峰，到2006年被国际上揭露后，中共在一段时间里疯狂杀戮销毁证据，比如有的医院一度提供十几个免费器官移植，器官供体多得白给，随后器官供体数量就急跌了。当然，现在中共为了掩盖事实，把数据都作了处理，变成了“目前每年就进行肾移植手术6000例左右”了。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共现在披露的数据和情况，依然何以发现一些惊人的黑幕，那就是，中共在这些年的器官移植统计数据和中共的其他移植统计数据一样，根本就是骗人的，巨大数量的活摘器官和器官移植手术，根本没有包含在中共的器官移植统计数据内，实际的数字恐怕是统计数据许多倍。俗话说，见微知著，我们只要藉着黎磊石跳楼后，对中共披露的关于黎磊石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即分析黎磊石所在的南京军区总院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肾移植中心”所做的移植手术数量到底能有多少，比较一下中共公开宣传和统计的移植手术数量，和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分析出真实数量，结论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来看看中共公开宣传和统计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肾移植中心”所做的移植手术数量，从现在的中共全军肾脏病研究所（http://www.njszb.com）网页上，可以找到其“器官移植中心”的资料（见图5），其中显示：“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肾移植中心成立于1994年，在黎磊石院士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创业、努力拚搏的精神，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开展肾移植手术1400余次”。这个数字是符合中共对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器官移植业绩的一贯宣传的。我们现在可以找到2004年底国内宣传“南京军区总院肾移植破千例 多项技术达国际水平”的有关网页（见图6）。

 
图5：黎磊石所在器官移植中心的介绍（http://www.njszb.com/sdzx/temp.asp?hao=2）

 
图6.2004年南京军区总院肾移植破千例的新闻（http://longhoo.net/gb/longhoo/news2004/njnews/yiwei/userobject1ai301691.html）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公开宣传的统计数据是真实的吗？

我们从上文提到的中国军网里贴出的“向黎磊石学习的决定”文章中也提到了“从最初的每年移植十几例发展到一百多例，成为国内最大的肾移植中心之一，到2004年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这里表述有点模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2004年当年的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二是：到2004年肾移植手术手术的累积数量突破一千例。可是根据中共的其他宣传，可以说明，指的是“到2004年肾移植手术手术的累积数量突破一千例”。但是有一点，当初“南京军区总院肾移植破千例”是作为器官移植界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来宣传的，那么当时的中国大陆肾移植总数突破千例的医院应该很少，才值得这么宣传的。可是根据中共《武警医学》杂志2004年6月15卷6期发表的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于立新的文章“我国临床同种肾脏移植进展”，里面列出了一个表格（见图7）：“我国部份超过千例肾移植中心的移植概况”，根据此表，早在2000年，中国大陆肾移植总数超过千例的移植中心已经很多了，其中包括“北京友谊医院，广州南方医院，中山大学第一临床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西安交大第一医院，北京朝阳医院”。这个名单还只是部份，而且其中解放军总医院和广州南方医院（即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都是军队医院，何况统计的时间是2000年和2001年，也就是中共器官移植的“蘑菇云”爆发前和初期的事情。2000年到2004年，是中共所谓器官移植大发展的时期，可是号称实力雄厚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竟然到了2004年才在器官移植业绩上达到其他军队医院4年前的水平，这就不是什么“先进事迹”，而应该算是“后进事迹”了；可是，这个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却在2004年，因为这种“后进事迹”而得到了“集体一等功”，这岂不是个天大笑话？

 
图7：到2000年，中国大陆部份超过千例的肾移植中心

显然，“到2004年肾移植手术手术的累积数量突破一千例”，是中共对黎磊石所在器官移植中心业绩的“虚假宣传”，其统计数字也是伪造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中共为什么在对全军肾脏病研究所的嘉奖令里用了“到2004年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的模糊说法，中共其实是嘉奖该所在“2004年本年度的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如果不是这样，按照“到2004年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的统计，和到现在“已经开展肾移植手术1400余次”，那么人们可以计算出从2004年底到现在的5年多的时间，这个所谓“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肾移植中心”竟然只做了400余例肾移植手术，平均每年只有区区80例，这就更是个笑话了。因为，我们前文已经知道，黎磊石院士自己在2008年底亲口说的：“以往我每年可以为120位病人做肾移植手术，现在只能做70个人”。也就是说“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肾移植中心”的领导，八十岁的黎磊石院士一个人每年就要做120例肾移植，而整个肾移植中心一年的肾移植手术统计数量却只有80例。这就好像是说，中共的南京军区总院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其他几十名教授专家们多少年来一直全部在吃干饭，逼得南京军区总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八十岁的黎磊石院士一个人“做牛做马”，每年辛辛苦苦地“为120位病人做肾移植手术”，而且还被其他人害死了40个病人，结果每年只能上报80例肾移植，最后导致黎磊石院士“不堪忍受痛苦而跳楼自杀”。

我们姑且按照中共对全军肾脏病研究所的“嘉奖”，假定该肾移植中心在“2004年本年度的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暂时来计算一下中共在器官移植数据上的水分。根据2004年年底“南京军区总院肾移植破千例 多项技术达国际水平”的报导，“至今手术已突破一千例，仅今年的肾移植手术已达113例，患者成活率达100%”，说明该肾移植中心2004年官方的肾移植手术统计数据是113例。如果该肾移植中心在“2004年本年度的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我们可以计算出，实际的器官移植手术量将是统计数量的8.85倍。也就是说，中共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很可能每年只上报统计了其器官移植手术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三，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之黑，由此可见一斑。

有人说，虽然你证明了中共器官移植手术量的统计数据是造假的，实际器官移植量比其统计数据多得多，但也不会8.85倍这么离谱吧，你毕竟是根据中共“嘉奖令”的模糊语义来猜测他们“2004年本年度的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的。可是，接下来，我们将会根据证据分析，其实全军肾脏病研究所“2004年本年度的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已经是一个低估的数据，实际这个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年度肾移植手术突破一千例的时间，比2004年要早好几年，实际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比这还要黑，还要离谱。我们前文说过，以前有许多文章根据当时的资料分析：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从中共镇压法轮功的1999年底和2000年开始，2002年可能形成了很大规模，到2004年至2005年达到高峰，到2006年被国际上揭露后，中共在一段时间里疯狂杀戮销毁证据，比如有的医院一度提供十几个免费器官移植，器官供体多得白给，随后器官供体数量就急跌了。就是说2004年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要比前几年要高出一定比列。即使按照中共的统计数据，2001年的肾移植手术量是5500左右，2004年的肾移植手术量约为7000例（见图8），2004年中国大陆的肾移植手术量比起2001年要多出将近百分之三十。

 
图8：2004年中国大陆的肾移植手术量（http://www.120tj.com/bnwk/ptmlwk/dtxw/10008499.html）

 
图9：黎磊石院士访谈（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7ztpd/2007-03/15/content_764050.htm）

 
图10：黎磊石院士访谈的一段内容（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7ztpd/2007-03/15/content_764050.htm）

我们在《中国军网》上的“黎磊石院士访谈”里“关于医德医风”的部份，看到这样一段内容，现全文收录如下：

关于对医护人员的严格、苛刻，有一次撕病例的事 ，当今社会追求奢望、浮华、享受生活，举一两个例子。我还是那句话，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这么做，所以和我在一起久的同志能理解，事后他们也能理解我，那是2001年，我刚开过刀没多久，那时不怎么管病房，结果我们有一个病房，当时一个病人，手术做完以后，就发生出血，我们是有一个医生在那监护着，但这个医生年纪比较轻，病人出血后止不住，他就给电话给经治手术的医生，结果医生告诉他，不要紧，给他输血就行了，后来他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主任，他说你给病人查查病理，把这个情况给另外一个医生汇报一下，结果值班医生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医生，这是一个30多岁的医生。结果到了凌晨三四点，才惊动了另外的备班医生，他过来抢救，这个时候抢救，到了七点多钟病人死了。但这个事情，这个病人你说能不能抢救过来，也不一定，但是很明显，这三个人没有尽到职责，手术医生没来，主任医生不舒服，另一个医生也没来，中间就去掉了两三个小时，这事情发生以后，我是非常火的。我们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调查了一遍，包括季大玺、刘志红等把病人家属、护士、医生像刑事调查录口供一样过了一遍。病人虽然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认为一直是有医生在护理的，打电话的事他们不知道，后来抢救的场面很大，觉得医生尽力了。但我们自己不这么认为，我们就下决心，最后把三个都“罢”掉，那个主任是正高级主任，他是我培养的，而且他是这事之前一年评的正高，还是我代表研究所出面给他讲话，这是年来对移植还是有贡献的，这十年来，一直都是他带头，会有今天，他是出力的，但是这件事我是一点都不客气的，我说你靠边站，国家给你这么高的待遇，你是正高，但是我认为你不能再干这个岗位，我说你不能让别人服你，你发烧，哪怕你到39度你也应该来；还有一个医生是当时做手术最好的，他也有点骄傲，我让他下来，送他到武汉同济医院学习去；还有一个调到门诊。这个会议我们开了一个星期多，我当时跟卢政委讲，我要“动手术”了，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情，我现在有点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要是不搞，还是要出事的。政委说我们支持你，我们并没有动用行政上的降级什么的，都没有。从2002年到现在都很好，去年还出了个中国“十大新闻奖”。出去学习的我把他送到全国最好的医院，把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他。主任我跟他拿道理讲清楚。这些同志现在工作都很好，这件事对他们震动很大，谁也不敢在电话里指手画脚，人命关天谁也不敢这样做。不过这件事我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因为他三个是主角，一年做几百例肾移植，三个一起都把他撤掉，人家觉得你很胆大，我当时就想，我宁愿第二年少做几例肾移植也不能给别人带来伤害，在医德医风上不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就要杀一儆百，这件事我只在科里，没在院里讲，事后他们说这件事只有你们研究所这样做，一下罢三个，我说病人不告状不等于病人受到了应有的待遇，我有一个思想家丑不外扬，包括我自己，给病人看错病了，我也检讨自己，因为在科学面前有些事你可以弥补，这个事情没做好明天好好干加倍弥补过来，但病人生命只有一次，宁可多做一千条病人看似没有效果的检查，也不能放过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不是说做得很好，但我们是这样严要的。这三个目前都很好，没有消极不满，消极怠工的。

在这段文字里，黎磊石院士讲了在2001年发生在全军肾脏病研究所的一次医疗事故，他们因此处理了事故当天的三个当班医生，其中一个“经治手术的医生”，“一个主任”，“一个30多岁的医生”。其中的关键信息是，黎磊石院士在这里亲口说：“因为他三个是主角，一年做几百例肾移植，三个一起都把他撤掉，人家觉得你很胆大，我当时就想，我宁愿第二年少做几例肾移植也不能给别人带来伤害。”；我们据此可以看到，早在2001年，黎磊石所在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里仅仅一天当班的三个医生已经“一年做几百例肾移植”了。这里不是一百例，两百例，而是“几百例肾移植”，最少也得有三百例以上才能这么说的。那么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有多少医生和专家？如果这样计算，在2001年当年这个全军肾脏病研究所肾移植手术的总量会是多少？想一想是非常吓人的。即使全军肾脏病研究所的有关医疗力量是这三个人的三倍多，在2001年当年度的肾移植手术的总量就会突破一千例了。可是根据资料，黎磊石所在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有两个工程院院士，5到6个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20个左右研究生学历或国外培训过的医生，故事里说的那个“30多岁的医生”在这里恐怕是排不上号的，事后“调到门诊”了。2001年，三个在同一天当班的医生，还并不都是做手术的医生，一年就要做几百例肾移植，说明当时在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根本不存在什么“器官供体短缺”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黎磊石所在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在当时已经在大规模利用来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的“器官供体”。即使处理了这三个人，对于全军肾脏病研究所而言，也不过“第二年少做几例肾移植”而已。由此可见，在2001年当年度该所的肾移植手术量肯定已经超过了一千例，至少在一千例至两千例之间。

如果，仅仅根据全国的平均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大陆的肾移植手术量比起2001年要多出将近百分之三十。那么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在2004年度的肾移植手术量实际应该在一千三百例到两千六百例之间。按照中共2004年113例的统计数字，实际的器官移植数量是统计数量的11.5倍到23倍。这些被中共当局刻意掩盖的“活摘器官”的黑幕，更说明中共这种“地球从未有过的罪恶”是多么的罪恶滔天。

黎磊石说过：“因为我们是研究所，所以做的手术量并不是很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个实话，因为全军肾脏病研究所虽然能在2004年度做一千三百例到两千六百例的肾移植手术，但是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体系中，还是偏重于“研究指导”，而不是偏重“操作”；至少在南京军区，其福州总院的器官移植量恐怕就比南京总院还要高；中共可能还有许多隐蔽的临时军事医疗机构大规模地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还有许许多多的罪恶黑幕，等待着人们的揭露。

我们可以注意到，黎磊石是在2000年得的癌症，这个时候也正是他手下的三个医生开始“一年做几百例肾移植”的时候，也是他领导下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开始大规模利用来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集中营的“器官供体”的时候，这时他突然就患上了癌症，不知道他当时想过自己生病的原因没有。

有意思的是，黎磊石在他的访谈中谈到了当年他被中共迫害时想到了自杀的问题。他说：“我当现行反革命的时候，几千人的大会批斗，有的人问我，你搞得那么惨，妻离子散，为什么不自杀，我说我不会，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我没有罪。”

可惜的是，几十年以后，黎磊石达到了他人生“荣誉”的顶峰，但是，面对国际上的正义力量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谴责的时候，他已经再也不能说“我没有罪”了，他无赖地选择了自杀……

黎磊石自杀了，他自己也就一了百了了。但是，罪恶的中共，一定会得到正义的审判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