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一位居住在国外的中国记者接受采访，讲述了她在某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工作的情况。出于安全原因，无国界记者决定隐去这位记者的姓名。

她在2000年左右在中国担任电台主持人和制作人，她揭示了中国记者工作越来越复杂微妙的情况，记者们在希望揭露真相的意愿和害怕引来太大危险的恐惧之间挣扎。她的见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当局对电台和电视台的控制远远严于报刊和互联网。

这位记者向我们介绍了内部审查的情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其机制。无国界记者向这位记者表示感谢，她不但勇敢地站出来作证，而且让听者受益匪浅。

一，你当电台主持人是什么时候？是那一年的？

从2001年道２００４年，我进入中国的一家电台成为电台记者和节目主持人

二，那时侯，中国政府对媒体人怎么样？什么态度？

我工作的这家电台是中国几千家大大小小电台中的一个，但是非常有代表性，几乎可以反映当时中国电台的整个状态。

首先电台与报纸、电视等一起组织国家的宣传机器，所以电台的舆论导向受中宣部控制，我们经常会接到禁令，例如在每年的六月四日，会禁止谈论二十一年前的学生运动，及当时共产党对学生的屠杀；在类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日等，都会有更为细致的规定，不允许有负面报道。

平时任何的时间都会这样，比如，在北京，当年奥运会前关于强拆关于上访的事情都不能报道。

这些都是有中宣部明确的指令下达到电台等媒体的。他们会以发传真通知各媒体，这是文件的形式，或是以电话的形式直接通知告诉电台领导，一般是电台主编。开会的时候主编再通知记者主持人。

有一个案例是，奥运申办成功后，北京要求各家店铺更换统一标准的广告店名牌匾，当时北京万圣书屋不同意，遭到城管强行拆除，所以他起诉北京海淀区城管，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也接到来自中宣部门下达的通知，说不允许报道。不允许报道北京市万圣书屋起诉北京海淀区文化执法大队一案。

从技术手段上来说，中国的电台实现了直播，但是电台都有延时器，当主持人和导播听到热线中听众说出违反中宣部禁令的话（象宗教方面、反对共产党的）就会及时卡掉，这样从电台出去的声音是经过过滤的。

另外电台本身在中国的媒体中是相对比较弱势的媒体，很多电台在中国又有企业属性，要通过媒体为企业代言来赚取金钱，这在中国媒体中是很普遍的作法，尤其是在地方电台。

在中国做广告的企业有很多是药品企业，而且是假药和伪劣药品的企业，我当时非常反对电台为了经济利益成为虚假药品的平台。曾经为此撰写文章抗议此事。

综合以上的电台的两种属性：一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二是作为特殊企业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

所以当时中国的电台内，大部分的媒体人选择遵从中国的媒体规则，对于部分敢于说真话的记者和主持人，电台一般持有打压态度，严重的会被解职。

三) 你对中国政府对媒体的限制有什么看法？

在中国，媒体已经沦为宣传工具，而不是传递信息和普世价值的平台，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我个人一直以来非常反抗这样的媒体制度。

四) 你在中国的一个环保组织工作，能具体介绍工作情况吗？ 从电台辞职后，我进入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环保组织，担任一个生态保护项目的负责人。

后来，我觉得中国所有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体制障碍，NGO是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更应该从教育和理念倡导转向行动，我和其他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律师等人一起发起了个杂志，主要关注中国环境、公共卫生、教育、劳工、性别差异等领域的社会问题，我们为很多的维权个人或NGO提供法律培训和援助，其中有一个项目是中国的水污染项目，我们在中国各地开展水污染的调查和发动区域公民行动，来和地方政府、污染企业抗争等

在中国，作为NGO，比媒体的生存更加艰难，政府对NGO的打压更加的严厉。所以我们的NGO在中国一直没有完成正规的注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不允许我们注册）。我个人从2006年被中国警察盯防，每隔一段时间会被“喝茶”（中国警察针对异议人士谈话的一种手段），2010年，我被警方传讯和软禁48小时。我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证，所以被迫暂时离开中国。

五) 你现在在外国当记者。你对中国记者关注吗？

我在外国担任记者，比较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之间的差异，中国不欠缺好的新闻人，但对媒体的管制使记者无法发挥实力和完成新闻理想，我非常关注中国的记者，也会和他们交流在中国发生的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