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82年宪法第35条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开信作者称，“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已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公开信指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中宣部“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

因此，公开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应“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他们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

公开信建议，新的《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

今年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4.04亿，对于互联网言论和信息自由这个重大课题，公开信指出，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公开信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改革建议，例如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树立记者“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