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月21日报导，党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经用过的一个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该报采访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章百家，他说：这仅仅是1960年一年，而非三年；减少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不过，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在此和平时期每年是增加的。因此，1960年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的数字只少不多。

这个时期，按中共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都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至于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章百家说，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各有不同说法，差距悬殊，但引用任何个人的统计都会引起争议。因找不到权威数据，最后还是决定按过去国家统计局的表述。

这里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把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称为“非正常死亡”。但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人为”饥荒显然已为中外历史界所认可。

大饥荒 民间估计：死3000万-5000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 “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饥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记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

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中共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旅居英国的华裔女作家张戎在“毛 – 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道：据我们统计，3800万人死了以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大跃进，所谓大跃进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出口粮食，出口到苏联去买核武器，核工业，核军事工业，来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使毛泽东本人可以称霸世界。

她说“毛泽东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没有想到中国人民。他又是一个极度的铁石心肠的人，对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领导人自己说是一个前所未有浩劫。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可取的。他导致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历史回顾：中共官方错误估计

1958年8月，中共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时又估计成8500亿斤。照此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59年3月，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打压批评者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毛泽东随后亮明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

结果，“庐山会议”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此外，高积累，广征粮也造成了粮食奇缺。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各省饿死人越来越多 毛被迫停止

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而农民也不敢抢粮库。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胡乱施政造成人为饥荒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00万到5000万不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啊，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这样一个人为的饥荒。”

酝酿文革杀机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月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还曾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而在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但在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被迫“自我批评”。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此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变成“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66年，毛掀起的一场“文革”风暴，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大量饥民，但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数字，历史上罕见。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然而至今，人们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