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反右运动”是中共建政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是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又掀起的“反右运动”。前者是中共党内的整风，后者则是为中共党外、党内的大量人员确定了“右派”身份。

1956年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欧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变得更加警觉，为防止知识份子因对中共的暴政不满和一党专制而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

1957 年4月，中共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至6月间，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的工作的 意见。民主党派相信了中共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帮助中共整风的鬼话，结果上了中共“引蛇出洞”的当。

1957年6 月8日，中共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指出反动分子猖狂进攻，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现在我 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指示》对反击右派份子的斗争还作了具体部署。这场运动总共打了552,877个右派。毛把中共制造的这场冤案称为“阳谋”。

“反右”运动的启动和划分

1956 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所谓的“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共宣 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份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 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 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 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份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 “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份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然而，在大鸣大放后期，共产党对批评未能接受。6月8日的《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份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 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日，中共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6月12日， 毛泽东将《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党内。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 掉。”《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在知识份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并指定 了所谓划分“右派”的标准，包括：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 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 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外又画出了“极 右份子”的标准：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 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3）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 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份子。

按照这一标准，中共将敢言的知识份子，一网打尽。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 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份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 动改造。”

被中共打成头号右派的章伯钧在批斗现场。反右不但从肉体上消灭了敢言的知识分子精英，更是从精神上消灭了他们的独立思考的脊梁。（网络图片）

对 于反右运动，与其它后来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为了表明中共自己“反右”没有错误，改革开放后，中共仅承认在 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所谓的“反右扩大化”。政府给大批“错划右派”者予以“纠正”，未被纠正的右派“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 反”。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 “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

由 于中国大陆精英阶层的全军覆灭，社会上已经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荒唐的“大跃进”运动。就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大跃进”期间丧失了起码的科学精神。 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曾发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他根据每年射到土地上的太阳光能荒唐地推测 得出“稻麦每年的亩产量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整体处于发疯 状态？面对这一困惑，很多知识份子都曾思考过：30、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相当出色的群体。他们敢于面对外来的日本侵略， 敢于面对国民政府而赢得一次次的掌声，但在共产党面前，为什么就那么迅速地失去了人格和尊严、丢盔卸甲、一败涂地？

针对这一问题，张鹤 慈在《且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一文分析说，早在1956年之前，中国的知识份子就被打断了脊梁骨。57 年的所谓向党进攻，不过是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死亡前的回光返照。50年代初，中国知识份子经过种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镇反、肃反、 和土地改革，已经是气息奄奄；又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已经是全军覆没了。毛自己也承认在镇压反革命中，杀死了不少知识份子。这已经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地地 道道地杀猴给猴看。

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份子在50年代初，已经是敢怒不敢言了。1956年，东欧的“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对这些 口服心不服的知识份子的存在感到相当的威胁。于是就有 56年的整风鸣放、引蛇出洞。毛泽东对已经不堪一击的知识份子，来一个扫二茬，把几经风霜的知识份子，再划出50多万另类。用对敌人斗争的专制手段，把知 识份子彻底压服和杀服。

毛泽东对此曾以流氓的口气、得意地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 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 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

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 文化的长期熏陶中形成的中国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如“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针对大陆知识份子的整体下跪，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胡适曾说过，那是一个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的时代，知识份子已经彻底丧失了沉默的权利。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缺乏

正是由于中共建政以来的反覆屠杀，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全军覆灭，“四人帮”之后，中共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中共阻止了刚从文革中爬出来的知识界从思想上、文化上对中共的深层反思。

但即使如此，在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期的80年代，中国的知识阶层也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可以称之为49年之后最为开明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89“六.四”的大屠杀，使中国的知识界遭受了又一次的灭顶之灾，从此以后，中国知识精英阶层走上了集体腐化的道路。

偌大的中国已经难以找到真正的教育家了。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经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施密德特直言，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着十三亿人众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的计划学术“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而这正是中共独裁专制对人们自由、独立思考反覆压制的必然结果。

历 经中共“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整治的钱学森，晚年的时候开始逐渐摆脱了中共思想的束缚。80年代初，他力排众议，在中国大陆开始了“人体科 学”、“特异功能”的研究。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 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 对钱学森之问，温家宝给出了答案。温家宝最近在中国地质大学的即兴演讲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一个科学工作者，思想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该是禁锢的。他只 承认规律和真理，而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还是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这是最宝贵的。”

其实，钱学森自己也是有答案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切恰恰也是中共在中国大陆窃权后，所极力压制的，也是最为恐惧的。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中 共在大陆窃取政权之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血腥的政治运动，导致了8000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对中华民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面对中共的一次次犯罪和 一次次的平反，很多国人似乎已经认可了这些由罪犯来“平反”的荒唐举动。 即使是所谓的“平反”也遭受中共内部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

1977 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春， 在对“右派”平反的讨论会上爆发了激烈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 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1978年9 月17日，在胡耀邦的推动下，最终改革派占据老人上风，中共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1980年5月8日，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份 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6人。

中共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 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份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 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 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但中共阻止了党内外对“反右”运动这一导致中国精英阶层全军覆灭，并对今天之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堕落都有直接影响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