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说，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接受考验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围下，所以才有现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有记者感到不解，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

黄 洁夫回答说：“太清楚了，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原来的政治局常委…...那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楚了吗？”黄洁夫还 说，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黄洁夫揭露， 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黄洁夫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 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 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

有记者请黄洁夫把话说得更清楚些，黄洁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的确如此。黄洁夫不敢把事情讲得太清楚。实际上他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暗示，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

摘 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说，在未经死者（生前）同意或死者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以及身体不受侵犯 的规定，明显违反国际医学界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因此性质很恶劣，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算最恶劣不算最严重。因为利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是中共当局的 决定，在中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 移植手术。当然，这个暂行规定是内部文件，对外保密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按照当局的规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那么这中间没有多少形成利益链 的空间，政法委照章办事，参与其中，按照中共的标准也就无可非议。可见，更严重、更恶劣的事情还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后。 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义下，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黄洁夫告诉我们，器官移植这件事不透明，很肮脏。黄洁夫虽然只提出了两个疑问，但已经点到了要害。

一个疑问是，器官怎么来的不知道。

这就是说，器官很可能并非都是来自死囚，也许有些器官是来自其他的人。

另一个疑问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也是秘密。

为什么要保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知道了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又因为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是有统计、有数字的，两个数字一对照，如果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竟然是执行死刑数量的几倍几十倍，那岂不说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不是来自死囚，而是来自别的大活人！

2013 年11月5日，香港的凤凰周刊发表了一篇报导“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文章写道：“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 手术屡见报端，有医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时内两次换肾……国际医学专家对于中国庞大的器官来源不禁疑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 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需要数年的等待，为什么‘找寻奇迹’唯独在中国频繁发 生？”

文章说：“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0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3至4 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12000至20000 个死刑犯中挑选。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2000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 呢？”

这篇文章进一步写到，“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 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 卖器官的目标。”

这篇文章引用了2010年3月《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其中提到，记者采访广州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 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这个时间正好和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同步。

－－原载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