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媒体报道，贾敬龙前任代理律师魏汝久透露，贾敬龙在二审判决后就签订了器官捐献自 愿书。至于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签的自愿书，自愿书的细节，以及捐赠器官的去向等细节，贾敬龙家属都不知情。家人问法院，法院什么都不说，贾敬龙的新律师罗新 隆也表示不清楚，不方便多说。而贾敬龙在见面最后分手时，要交给母亲王香兰一张纸，或许会透露一些真相的一封信，也被工作人员截了下来。

官方如此遮遮掩掩，不正说明器官捐献自愿书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而贾敬龙的器官正好与他人匹配，甚至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许就是贾敬龙必须死，而且必须现在立即就死的原因之一吧。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聂树斌案得到佐证。早在1994年8月5日，河北石家庄孔寨村30多岁的妇女康菊花在一块玉米地里被奸杀，当时不满20岁的聂树 斌，在证据不足、漏洞不出的情况下，被当地公安分局当作犯罪嫌疑人抓捕。次年聂树斌就被执行死刑，罪名是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为此，聂树斌家人为其冤案多 年上访无果，直至真正的杀人凶手王书金落网。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杀人凶手王书金交代了一切犯罪事实，并坚称“聂案我干的”，而公诉方却始终坚持 “凶手不是你”。就这样真凶王书金落网十几年了，聂树斌冤案却仍得不到改正。据大陆知情人爆料，当年石家庄法院发现该案有疑点，主张疑罪从轻，判死缓。但 是当得知聂树斌的肾脏与当年患尿毒症的中共外交部某高官要寻找的肾源相匹配时，为了救某高官的命，经高层下令，对聂树斌立即执行了死刑。

对照聂树斌的按需被杀，贾敬龙和聂树斌有共同点，那就是年轻、健康，而且被行刑前都是鲜活的生命，摘取这样的器官用于移植成活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更容易成为中共权贵特供器官的牺牲品。

事实上，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在大陆广泛存在。2003年曾经揭发中共当局隐匿SARS的“中国良心”退休少将军医蒋彦永，2015年向香港媒体揭露解 放军腐败内幕时，就透露解放军总后勤部所属的军医院，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在内都与政法委勾结，直接派车到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不一枪打死，即被 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取器官、移植，手法惨无人道。

还有比这更残忍、数量更多的，没有经过像贾敬龙和聂树斌这样法院死刑判决和执行过程，就被直接从监狱、看守所送到解放军医院，用流水作业方式，由各 科室医生分别摘取其心脏、肝脏、肾脏以及眼角膜等，用于器官移植的案例。这其中，以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最多，甚至持续至今。

当任何百姓都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器官与别人匹配而被杀害，当换肾和买猪腰子一样容易，当人命关天的大事都成为作儿戏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这就是今天的大陆。河北石家庄的贾敬龙和聂树斌案，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天真就天真在，这么想的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和法院究竟是干什么的，以为中共真的会依法治国，做到司法公正。

其实，当事的三级法院并不是不知道贾敬龙杀人是被逼的，而且并未伤及无辜，还有自首情节，明摆着罪不至死；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很多人同情贾敬龙，包括法律专家在内的许多民众都在呼吁“刀下留人”，但他们却执意要让贾敬龙人头落地。一句话，贾敬龙非死不可。

这是因为，无论是中共的法律还是法院，其职责从来就不是捍卫公平正义和保障公民权利，而是充当维护中共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何建华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村支书，但在法院眼里却是体制在基层的代表。在他们看来，贾敬龙枪杀何建华绝不是简单的报私仇，而是对体制的公然挑战和暴力反抗，虽然死的只是何建华一人，感到威胁的则是大大小小的何建华们，是中共这个专制体制。

所以，不杀贾敬龙不足以震慑敢于挑战和反抗的民众，不杀贾敬龙不足以平官愤，不杀贾敬龙不足以为大大小小的何建华们撑腰壮胆，不杀贾敬龙不足以维护专制体制的权威！

也所以，即便贾敬龙罪不至死，即便舆论一边倒的偏向贾敬龙，有那么多人为贾敬龙发声呼吁，他也必死无疑！

而且，绝大多数同情贾敬龙，为他发声呼吁的人不会想到的是，同情贾敬龙，为他发声呼吁的人越多，中共就越担心贾敬龙会成为人们模仿效法的榜样，危机感和恐惧感就越严重，而这一切只会反过来强化他们非杀贾敬龙不可的恶念。

从中共起家到今天，谁见它把民众的呼声真当回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