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自己在假护照照片上的脸，王先生心里有些激动。在担任中共军事情报系统的“（关系网）断流器”（cut-out）或“共同受权人”（co-optee）5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迷失自我的风险。正如他后来所写的，他正处于将成为“一个没有真实身份的人”的十字路口。

于是，一些此前不可想像的事情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危险，如拘留、谴责和死亡等等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形成。

今年4月，王先生前往澳大利亚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悉尼，在和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儿子玩耍时，27岁的他开始考虑不再返回香港的后果。他觉得把字写在纸上太危险了，于是他开始在心里构思一封信。

想像中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澳大利亚政府，这封信的内容将详细地描述他在中共情报系统行动中的角色。它将提供一份前所未有的来自中共情报部门内部的报告，披露中共在台湾、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几乎不受任何惩罚地开展间谍活动和干涉当地政局的庞大网络的内幕。他还将描述民主制度——这个他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致力于将之摧毁的制度——所具有的吸引力。

5月下旬，当他还在悉尼的时候，王被自己的领导下令以假身份前往台湾。当时，他作出了自己的最终决定。

之后过了几个月，他才接到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的电话，要求他在某个时间在街角见一个人。于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决定背叛那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无情的中共独裁政权。

“我们从没有想到过‘间谍’这个词”

王立强出生于福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福建省一边是武夷山，另一边是180公里长的海岸，所面对的海峡将大陆与台湾分隔开来。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养着他们一家人。

台湾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线不远，但与大陆之间的鸿沟很深。统治台湾及其领土是习近平统一中国梦的核心。台湾和中共政府并不直接互动，这在东亚造成了一条主要的政治断层线。

台湾外交部副部长徐斯俭（Szu-chien Hsu）对此评论说，台湾的民主对于中共的专制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

徐斯俭对《时代报》（The Age ）、《悉尼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和《60分钟》（60 Minutes）等媒体表示：“中共把我们的现任政府当作敌人。”他还说，台湾正面临着“严峻”的压力。长期以来，美国高级官员一直都认为，中共实施了干涉台湾的间谍活动，但由于缺乏来自中共内部人士的证实，中国共产党一直否认该事实。

直到王立强在安徽财经大学主修油画艺术专业时，他才了解到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这些深刻的历史裂痕。但当时，他是透过对中华民族的忠诚爱国的滤镜来看待该问题的。

当一位该大学的高级官员建议王立强到位于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CIIL）工作时，他欣然地接受了这个机会。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在科技、金融和媒体等领域多元化投资的香港上市公司。王立强不知道自己当时被选中是否只是因为他的能力还是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心。

他于2014年移居香港，并很快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为一家普通公司工作。中国新浪网站对CIIL的描述称，该公司的“主要方向是投资于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国防工业资产”。但他无意中听到公司管理人员私下议论著与中共官员之间的更为敏感的往来。

当王立强终于明白，维护中共及推动其军队发展的目标将是他的主要工作时，他对此并未感到任何的担心。他回忆道：“老实说，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反而很有吸引力，”“不但薪酬丰厚，而且我还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当时，我们还没有想到‘间谍’这个词… …（这是）一个贬义词。”

非常规地获得信任

正是王的绘画专业技能将他推进了公司的内部密室。2015年初，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向心（Xin Xiang）要求王立强教他的妻子、同为中国创投公司董事的龚青学习绘画。

王立强表示：“赢得她的青睐，是我能够成为核心成员的一个关键因素。”

据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信息显示，向心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现为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的中国趋势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中国科技教育基金会创办人/会长。

王立强说，不断受邀到这对夫妇在香港的家中，他的老板逐渐对他信任起来。向心透露，他的真实姓名是向念心（音译，Xiang Nianxin），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曾为中共军方控制的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致力于推动研发中共的新式武器项目。

向心还声称，自己曾为中共高级官员邹家华工作。邹家华曾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通过获取外国军事技术，帮助发展了中共的国防工业。

向心还告诉王立强，他是1993年来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创新、中国创投）隶属于中共军委总参谋部，旨在“渗透香港金融市场，收集军事情报”。该公司的公开信息和报纸相关报导显示，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共军方主要武器研发生产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Norinco）关系密切。

向心告诉王立强，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购买他国武器，从中窃取美军武器装备技术情报”。因此，美国一直在密切监视他。他还说，这些武器都被运往香港。

对于来自《时代报》、《悉尼先驱晨报》和《60分钟》等媒体的提问，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回应称，向心不想通过电话回答，因为他从未通过电话与记者交谈过。当媒体将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向心后，这名发言人又表示，向先生也不会回答，因为他无法证实这封电子邮件是不是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获取情报而秘密发送的。

王立强说，最终，他成为了向心团队的重要成员。去年10月，王立强向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提供了一份冗长的宣誓声明，其开篇段落毫不含糊地表明：“我本人参与了一系列间谍活动。”

在香港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爆发为街头暴力冲突之际，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西方安全部门的消息说，王立强所说的是实话。

铜锣湾书店五人组行动

王立强加入的中共香港情报机构的总部设在香港德辅道西（Des Voeux Road West）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里，外面是一条繁忙的街道，街上一些小贩们在卖海味。

香港抗议者的游行就曾经过这栋大楼，并高呼民主和反对被称为“送中”的引渡法和北京收紧管制的口号。但在抗议集会演变为遭到街头围攻之前，最让香港人感到恐惧的就是该地点附近的铜锣湾书店五名相关人士被失踪事件。

这个铜锣湾五人组于2015年10月先后失踪，但之后都在中共大陆再次出现，并透露他们曾被拘留和审讯。中共政府一直坚决否认他们遭到绑架的指控。五人的其中之一李波，告诉一家亲中共的电视台称，他是自愿回大陆的。

但王立强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说，绑架这五个人的原因是该书店出售的书籍作品让中共很不高兴，其中包括一本涉及习近平。

王立强说：“（我们的特工）后来告诉我们，他派了6名特工把李波从铜锣湾书店的仓库直接带到了中国大陆。”他还补充说，这次行动是由CIIL内部人士组织和监督的。“我负责协商要执行的任务… … 我和（团队负责人）在向心家里进行了协商。”

西方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说，王的说法很可能是准确的，这得到了另一位被拘留的书商林荣基（Lam Wing-Kee）的证实。林荣基在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确信李波是被绑架的。林荣基逃到台湾是为了避免再次被中共拘留并遭受可怕的折磨。

王立强说，这次行动在香港所引发的恐惧是有意为之的。中共政府希望“对这些人产生彻底的威慑作用”。

核心和中枢机构

王立强说，向心的公司只是个幌子。它的真正业务是作为北京情报机构在香港的“核心和中枢机构”。“它与大陆直接接触⋯⋯扮演着军事情报部门最高层和最低层之间的沟通角色⋯⋯”

王立强是一名中间人，既从事情报工作，也从事干涉当地政治的工作，还要将北京老板的命令传递给香港的特工。他说，他在前往大陆期间，曾会见了军方高级人物，与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共军委总参谋部（后来改名并重组）以及其它中共机构和官员进行了联络。王立强说，向心和习近平办公室的执行官员保持着私人联系。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分析师、最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间谍活动：情报入门》（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An Intelligence Primer）一书的作者之一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表示，王的角色似乎是一个情报网络中的“断流器”（cut-out）或“共同受权人”（co-optee）。“情报官员经常会组织一套实施情报收集或干预当地政治行动的各方资源，而他充当了代表不直接出面的情报官员的联系发令副官的角色。”

美国的反情报评估报告称，中共的间谍系统使用的是“利用假扮成外交官、记者、学者或商人等各种身份掩护下”的“联系断流器” 或“共同受权人”来“负责发现、评估、锁定、收集和运作各方资源的行动”。

王立强表示，他发誓必须要对所有人保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可以和他教授画画的那个女人，向心的妻子龚青谈论这些事情。因为，他声称，她是向心的核心圈子的成员。随着与龚青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关龚青生活的细节也记录了下来。她对中共正在香港和台湾进行的情报活动非常熟悉。她还在南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读研究生。这最后一个细节让王对出逃到澳大利亚持谨慎态度。

“这是我所害怕的。由于她在澳大利亚学习，我不知道那里的中共情报网络究竟有多少人。”

“他们愿意为我们工作”

香港的教育产业自“反送中”之后就爆发出了暴力冲突事件，这也是王立强负责的一个主要战场。他的组织通过包括中共科学技术教育基金会（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Foundation）在内的多个渠道将学生列为目标。这个基金会是一个得到香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公司记录证实，该公司由向心控制。

王立强说：“他们已经渗透到了香港所有的大学，包括学生会和其他学生团体和机构，”“（一些）中国大陆学生⋯⋯如果他们能得到一些小恩小惠，能获得机会出席某些场合，他们就会很愿意为我们工作。”

王立强被任命负责组织和“教育”来自大陆的学生，并“引导他们的思想”。

“我与他们交流思想，了解他们的思想，然后用爱国主义影响他们，引导他们热爱国家、热爱党和领导人，并强烈反击那些支持香港独立和民主抗议活动的人士。”

他还帮助成立了校友会，以建立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网络。

王立强透露说：“我们还派了一些学生加入学生会，他们假装支持香港独立，”“他们发现了那些支持独立的活动人士的信息⋯⋯并进行了‘人肉搜索’（这是一个中文术语，指利用博客和论坛等互联网媒体资源进行个人信息的搜索）。”然后他们“公开了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这些人的父母和家庭成员的信息，然后我们对这些人进行口头攻击，咒骂他们”，“最终（我们）有效地让他们噤声”。

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CIIL） 的另一个战场是香港的媒体。王立强说，他们的公司投资了香港的新闻媒体和机构，任命和影响高级媒体人员来支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压制不同的声音。

他说：“许多（香港）媒体机构都处于（向心）的控制之下——他要么实际或名义上持有这些媒体的股票，要么持有所属公司的股票。目前，香港的战场主要是民意导向。”

据王立强说，中共在香港的最高级别的情报人员之一，是一家主要亚洲电视网络的高级经理。他还在铜锣湾书商李波的绑架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于法律原因，《时代报》、《悉尼先驱晨报》和《60分钟》决定不公开报导这位电视媒体高管的姓名。

王立强透露说：“他就是组织特工绑架和迫害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的人”，此人“目前是一名拥有师长级别的军队干部”。

“中共可以为所欲为”

中共绑架书商的做法令王立强感到恐惧。他意识到，“中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在香港感到相当害怕。”

让他更加担心的是，他所在组织的成员与“也代表中共政府”的三合会——黑手党组织之间的联盟关系。

绘画成为了王立强逃避现实的方式。他的艺术呈现出一种闪闪发光、色彩缤纷的特质，描绘那些能唤起远离城市钢筋水泥的地方和情感。每次当他与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妻子米娅（Mia）交谈的时候，他总是谈个没完，不愿停下来。

2017年1月，米娅告诉他，她怀孕了。他不知道将来该如何向孩子讲述自己的工作，以及他们在香港或大陆的生活。但是他的老板下令他继续去工作。

台湾在2018年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台湾从县长到市长等职位均在该选举中产生）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挑战蔡英文总统的机会。王立强帮助指挥了一次重大行动，最终目的是让蔡英文下台，转而支持亲北京的候选人。

王立强说：“我们在台湾的工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渗透到媒体、寺庙和基层组织。”

他帮助中共情报机构建立了一支“网军” ，主要由大学生组成，以期改变台湾的政治辩论方向和候选人的命运。

他透露说：“在台湾，我们拥有很多地方——餐厅和 IT 公司——我们要么把它们收购了，要么对它们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想攻击某人，我们可以立即破解他们在香港的脸书Facebook”，并利用虚假的IP地址发布反民主信息。

王立强说，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还投资了台湾的媒体公司，并与台湾的电视台建立了秘密联盟，允许对台湾媒体的新闻进行控制和审查。他提到说，食品制造商和媒体所有者旺旺集团是关键盟友。

王立强说：“我们还控制媒体宣传，比如购买它们的广告来左右他们的报导，让它们的报导有利于我们所支持的那些候选人。”旺旺集团的所有者蔡衍明已经“与向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和合作。”英国《金融时报》8月份的一篇文章指责“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接受了北京方面的编辑指示，但被该集团斥为“假新闻”。

王立强还透露，除了将媒体的正面注意力引向包括台湾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内的政界人士之外，他还帮助为反对派提供基层政治支持资金。“我们对国民党候选人⋯⋯给予了全力支持。然后，我们还向寺庙捐款，组织那些信徒去游览中国大陆和香港，并通过统一战线的宣传影响他们。结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一个辉煌的战绩。”

“我的心极度悲伤”

对王立强来说，这是一场空洞的胜利。他的儿子出生于2017年11月。王立强本想去澳大利亚看望他，但他在2018年干预台湾选举的成功意味着他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任务：继续干预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目标是让蔡英文下台。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个装有假身份证件的信封。

他表示：“我被要求改名换姓，去台湾当间谍。”

王立强干预台湾选举的行动，其中一部分将依赖于他所称的“台湾黑社会” 或三合会。但王立强担心自己会被台湾反间谍机构抓捕。连续几个小时，他疯狂地作画，并谋划如何出逃。

他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的家庭就完了。我的家人，我年幼的儿子怎么办？ 谁能营救和保护我？”

2019年早些时候，王立强告诉老板向心的妻子，他需要去澳大利亚看望儿子。之后，他于4月23日飞往悉尼，并且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家了，也不会再见到父母了。

王立强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难过。我的家人，不仅是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祖父母⋯⋯我们的电话被窃听，我不敢多交流。这是最悲伤的事情⋯⋯我的心非常悲伤，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我的悲伤。”

他的家人和妻子都有很强的共产党血统——都是党员，忠于国家。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会给我的余生带来什么。”

“我很清楚，永远不能信任中共。一旦我回去，我就死定了”

在王立强抵达澳洲7个月后，澳大利亚情报组织才给他打电话——该情报组织很可能在他的庇护申请被递交到移民官员手中之前，并不知道他的情报价值。与此同时，王立强也在澳洲不断地搬家，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并采取了反监视措施，观察有没有人跟踪他，他还改变了他的日常生活作息。他和儿子一起画画、玩耍，并眼睁睁地看着香港的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激烈，因为那些有可能就是他招募来的人开始对抗议活动进行反击。

渐渐地，他的世界观改变了。

王立强表示：“中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根本无法创造出优秀人才，因为这是极权主义，是独裁，”“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家人能够⋯⋯为人类做点什么。我认为，在澳大利亚，这是可以实现的。”

王不愿透露他向澳大利亚情报组织都透露了什么信息。但他愿意帮助澳大利亚政府了解中共的情报系统，而且他对这些特工的运作有所了解。马蒂斯（Mattis）表示，王立强先生所披露的信息是前所未有的、很有价值的，而且也是非常勇敢的。到目前为止，其它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中共出逃者一直保持沉默。

王立强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公开言论能够激励香港和台湾的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斗争。他把自己与中共政府及其强大的情报机构对抗的决定描述为“一只蚂蚁挑战一头大象”。但至少，他说他的儿子有一天会明白，他的父亲是为了真正重要的东西而挺身而出。

不过现在，他还是在无人区，一边倒数着他的旅游签证何时到期，一边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警惕。

他说：“我非常清楚，永远不能信任中国共产党。一旦我回去，我就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