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涉及的话题严肃，钟医生向记者提供了他的学士毕业证、学位证、硕士毕业证、学位证、职业证书、医师执照的原件。

手术内部更衣室出现公安衣服

钟医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在读书期间有大量的实习，要在浙江各个医院轮转。他说：“杭州一带的医院，我基本上都是去过的，对一些主要科室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都比较多。”

钟医生谈到2011年那个令他刻骨铭心的一晚。

他说：“我是在实习期间以第二助手的身份，参加过肝移植手术的。因为我们浙江大学有一个附属第一医院，这个医院在肝胆移植方面是一个权威，华东地区肝胆移植方面，它是最多的。”

那天是晚上11、12点，已经熄灯了，主刀医生恰好缺人，就打电话要人，“问我要不要去，我当时因为抱着学习的心态嘛，有这种机会我肯定就去了”。

钟医生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晚看到的一些不寻常的情况。

他说，在手术室的更衣室，“晚上一般衣服非常少，但是我看到有公安的衣服，就很奇怪，这个更衣室都是内部的，怎么会有公安的衣服呢？”

钟医生换好衣服，就去主刀的手术台，“它（手术台）是一个一个房间分开的，我只能进去指定的房间，就是去接受移植的这个房间，后来那个肝源是从另一个地方拿过来的。”

“在经过旁边的一个地方，我看到有几个人穿的衣服显然跟我们不一样。”他说，手术室的衣服分两类，一类是医生穿的，一类就是外来人员穿的，“我看到两个人是穿着那套（外来人员）防护服。身材都很高大。”

不寻常的移植手术安排

“后来我们的手术开始，这一台已经开始了，就是前期准备做好了，那个就来了，就是肝源就来了。一切好像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披露，那个供源的手术可能就在旁边的房间，“我怀疑是在隔壁的一个手术间。就是我过去的时候，我看到隔壁（房间）有几个穿外来衣服的人。”

当晚接受移植手术的是个肝硬化患者。当天的手术做了很久，从晚上11、12点做到第二天早上7、8点。

“我事后听说，还有一个角膜（移植手术），就是说眼科在另一个台子也开了一个。当天晚上，相当于有需要的，它都……角膜本身配型方面需求比较小，就说基本上有这种源的话，它一般都会去，是这样子的。”

他披露，通常做眼角膜移植和肝移植“应该不在一起的，但当晚这几台手术是同时进行的，这样的安排是很不寻常”。

“他等于相当于工厂一样，都在这一个里面进行。那就说这个供体有什么东西（器官），他都可以去用他的不同（器官）……”钟医生说。

“（供体）肯定是政治犯”

钟医生虽没有亲眼看见取器官，不过他根据所看到的情况推测道，“肯定是政治犯，肯定是的，否则的话，没有必要警方要过来。如果是自愿捐献的话，那没有必要。”

“我怎么会事后想到（活摘器官移植）呢？”他说，是因为他后来轮转到肝胆移植区另外一个组实习时，听主任郑树森说了一个情况 ，与记忆中的片段联系起来了。

他说，“他（郑树森）在开大会的时候，说了一句‘现在（供体）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他在讲这个东西，他说哎呀我们当年可以怎么怎么样，现在就没有那么多了。”

钟医生听后心中咯噔一下，“那当年怎么就会那么多呢？我就心里‘哎呀’一下，觉得‘哎呀’好像上次（手术）看到的可能是这个事情（活摘器官移植）。”

钟医生口中的郑树森是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中心负责人，领头开展了所谓多器官联合移植。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12月，郑树森团队已施行肝移植2,300余例。仅2005年1月28日，郑树森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

郑树森从2007年起，在医生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和医学无关的奇怪头衔——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的副理事长，该组织专职迫害法轮功。

什么原因造成手术量极大减少

钟医生对活摘器官移植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后来我翻墙了，是知道这个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一些零碎的谈话当中，我是听到有这种事情。主要就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事。”

他还提到一个最实际的线索，“就是手术量”。

钟医生说，郑树森说器官数量不多的时间大概在2015、2016年，“那时我是研究生轮转（实习），就是第二轮轮转。那个时候移植量就已经下来了。”

“手术量极大减少了，这是可以确定的。”他说，“郑树森自己说的，现在这个肝源没这么多了。那肯定是因为有一个原因造成，怎么就没这么多了？当时怎么会一下子就这么多？”

虽然郑树森没有说原因，不过公开报导显示，正是在2015年，迫于国际强烈谴责压力下的中共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成为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中共一直拒绝说明供体来源，不过钟医生说，“我听说刚开始，法轮功学员肯定是很大的一部分（器官移植供体）。因为政治犯的话，他一般都是零星的嘛，就是呈集中规模出来的，就没有别的（政治犯）了。”

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是从1999年到2007年，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包括浙大附一院在内的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国外要等2～3年）。

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国际社会也强烈谴责中共的罪恶行为。

良心的抉择

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在施压中共，让其停止活摘器官，但对钟医生这样的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最看重的还是职业生涯。钟医生回忆说，“当时好像就是（器官移植）形势一片大好，选这个肯定能留院。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去了。”

大二大三期间正值医学院学生选导师。因为当时移植手术需求的增加，做器官移植的医生的数量是大增的。他说：“当时郑主任手下的，就特别多。就相当于浙一主打的就是这个（肝胆移植），所以当时很推荐我们去。”

“正常的科室的主任，你去找他当研究生，他不一定能够保证你能够留得下来。但是他（肝胆移植）这里说，你来我就能把你留下来。只要选我们郑老板和他手下很多那些二级大医生，反正只要选他手下的那几个人，都可以保证你能留院。”

钟医生所在的是大外科，包括肝胆移植、普外科、骨科等。他没有选肝胆移植的导师，“不太想使自己处于某种良心抉择上面”。

“就是跟这些东西（器官移植）比较远了。”他说：“对一个本身就不知道的人，就还好。我由于种种原因，已经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就是很难再装作自己不知道。”

他介绍，很多医生一旦参加工作之后，就只限于自己这一块了，其它领域也就很少有机会了，“后来我就没有充分理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们一线去。包括我现在去手术室，我也是指定到我该去的那个地方。”

他们口中的“死刑犯”

钟医生介绍，不经麻醉进行器官摘取，必须是实际的实施者才知道情况，他没有参与过。

他说：“取的这个东西（器官）只有可能你找了他（移植医生）当导师之后，做了他的研究生，可能才会。”

不过，当时选移植方向的同学，是知道一些内情的，他说：“他们说是叫死刑犯。（上面）就跟他们说是死刑犯。”

遇到活摘器官移植手术时，“肯定得去，他们导师已经命令他要去了，那他就只能去。就尽量不去多问。他们会尽量避免去知道。”他介绍道。

钟医生说，“我们内部在讨论的时候，都不敢声张，就问，是不是法（轻声，很小声地说，呈现口型）‘轮子’？是这么说的。”

他说，当时的讨论就是跟几个兄弟、几个学长，自己装作好奇地问问，“我说是不是这个？（他们）说‘哎哎哎哎’（轻声小声，表示认同），就是不敢明说。”

“很多铁的事实感觉没有办法辩驳”

工作后，钟医生翻墙知道更多活摘器官的事，“是通过翻墙才慢慢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后来才把碎片的一些东西串联起来。因为一开始都是碎片化的，没有串联起来。串联起来其实就等于好像是完全正好经历过它这么一个变迁。”

他说：“得知这个的时候，当时冲击力是很大的。就是包括看到，很多铁的事实感觉没有办法辩驳。”

“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的那些移植的文章都不让发了。”在钟医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海外已经禁发中国移植医生的论文了。

连郑树森的文章也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国际肝杂志》）撤下，原因是他无法提供论文中提及的563例肝脏移植的器官来源符合道德伦理的证明。

钟医生表示，以后他还可以再详细披露郑树森的一些情况。

他说：“这个可以通过学术方面的一些（例子），包括他论文是怎么发的？包括他的研究是怎么做的，包括他评上院士最重要的那个项目，他为什么能够定一个标准（杭州标准），等于说是一个肝移植的标准。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定这么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和国际上既有的标准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个可以单独开一个。因为这个可能需要一些知识铺垫。”

由肾内科包办的肾移植手术

钟医生表示，他实习时去的是肝胆移植，而移植规模很大的还有肾移植，“正常情况下移植是属于外科的，但是由于肾内科的势力是比较强的，等于把移植这一块都抢走了，就是浙一的泌尿科不管移植了，肾内科全包走了。”

“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移植的量已经大到可以让一个科室，已经可以让一个内科去做外科的东西。只有当它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它才能够有这样的规模效应。”

肾内科医生收入也很可观。“当时如果是主治级别的，大概一年30几万。主治级别差不多是这个程度。这个是明面上的，明面上30多万，那么背后还有很多，我们就不知道了。”他说。

肾内科的医生怎么能做外科的手术呢？钟医生表示，“这个可能和高层的分配有关系。”“就是上面一句话说由他来做，那就由他来做。”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页显示，该院肾脏病中心肾移植病区有40张床位，是国内最大的肾移植中心之一。公开报导显示，截至2017年3月，浙大一院已完成肾脏移植5022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