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时任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在一次对共产党高层干部内部秘密讲话中，曾阐述了一项确保中共生存和复兴的长期计划。
他表示，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抓住：首先是生存空间问题，因为中国人口严重过剩，环境正在恶化。因此，第二个问题是，共产党必须教育中国人民“走出去”。迟浩田的意思就是征服新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可以通过“殖民化”建立起“第二个中国”。但也由此产生了第三个重要问题：“美国问题”。
迟浩田当时警告说：“这听上去似乎令人震惊，但是逻辑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共“与西方战略利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因此，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其它国家来建设第二个中国。所以美国阻碍了中共的计划。
迟浩田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如下：“美国会允许我们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吗？ 首先，如果美国坚决阻止我们，我们就很难对台湾、越南、印度甚至日本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能得到多少生存空间呢？ 非常得微不足道！只有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拥有广阔的土地的国家才能满足我们大规模殖民化的需求。”
他说：“我们不至于愚蠢到想通过核武与美国同归于尽。”“只有使用能杀死许多人的非破坏性武器，我们才能把美国留给自己。”答案就在生物武器中。他还说：“当然，我们并没有一直闲着，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抓住了掌握这类武器的机会。”
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认为，生物武器是实现“清理美国”这个目标的最重要武器。迟浩田认为，邓小平把生物武器放在了中共武器库中所有其他武器系统的前面，当邓小平还在的时候，党中央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先不发展航空母舰，而是集中精力发展能够消灭敌国大量人口的致命武器。
这似乎令人感到难以置信，但迟浩田认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复杂的个人感受：“我有时会想，中共与美国为敌是多么的残忍。”他指出，毕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了中国。中国人民还记得美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迟浩田说：“从长远来看，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必须接受这种悲惨的局面。根据迟浩田的说法，“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历史一再告诫我们：一山容不得二虎。”
根据迟浩田的说法，中国的人口过剩和环境恶化最终将导致社会崩溃和内战。他估计，这样的社会崩溃将造成“超过8亿”中国人死亡。因此，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要么美国被生物武器袭击而“清理干净”，要么中国遭受民族灾难。
迟浩田还提出了以下观点：“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我们的生物武器在突袭中取得成功，中国人民将能够在与美国的战斗中把损失降至最低。但是，如果袭击失败并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可能会遭受一场灾难，将导致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准备好大中城市的防空系统。”
在他的演讲中，迟浩田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共发展战略的关键点：“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做准备！ ” 并不是为了在短期内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这不是要建立一个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迟浩田表示：“我们仍然会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以战争为中心的！”
中共对生物科学的浓厚兴趣也源于此。
病毒武器化
西方国家还没有弄清楚中共迅速运作P4微生物实验室的潜在动机，这些实验室被用来研究世界上最致命的微生物（即病原体致死性4级实验室）。现在，就在中国的中心城市武汉，在位于武汉P4病毒实验室（专门研究致命病毒的）的附近，爆发了一场快速扩散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译者注：1993年，中共宣布第二个设施“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为8个生物战（细菌战）研究设施之一。P4实验室是中国首个生物防护水平在4级的实验室。）
在发表了这个演讲后不久，2003年，也就是中国爆发萨斯病（SARS）疫情的同一年，迟浩田辞去了国防部部长的职务。（巧合的是）也是在同一年，北京决定建立武汉P4病毒实验室。考虑到迟浩田的内部演讲，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是否就是由于该市的P4病毒实验室在将致命病毒武器化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所造成的呢？
有三个数据点值得考虑。首先，据《雪梨晨锋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报导，2008年，台湾最高安全官员告诉立法者，台湾已经拥有可以将SARS病毒与中共实验室的相关研究联系起来的情报。考虑到中共的经济影响力和中文媒体的政治渗透，时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蔡朝明后来被迫收回自己的声明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的声明中并没有任何“过失”的常见特征。蔡局长是否只是因为不能透露他在中国大陆的情报来源而被迫收回了这项真实的声明呢？
第二个值得考虑的数据点：《病毒学杂志》（Virology Journal）刊登了Gulfaraz Khan于2013年2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概述了2012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发现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的，这是与（武汉肺炎的）同一种的冠状病毒，但有以下不同之处：在第一次发现它时，它还不能轻易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从那时起，该病毒发生了某种变化。因此，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被标记为“2019-nCoV”而不是简单的 “NcoV”。就是因为后者不具有传染性，而前者正在中国迅速传播。
那么你认为在2012年到2020年间，是什么改变了该病毒的传染性呢？ 发生了随机突变？还是因为它被武器化了？ 如果目前的致命疫情爆发是发生在武汉以外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可能会倾向于相信它只是发生了随机突变。但是，武汉市正是中共生化细菌武器的发源地。我们应该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第三个值得考虑的数据点是：《印度大博弈》杂志（GreatGameIndia）发表了一篇题为《冠状病毒的生物武器——中共如何从加拿大偷走冠状病毒并将其武器化》（Coronavirus Bioweapon – How China Stole Coronavirus From Canada And Weaponized It.）的文章。
作者们非常聪明地把Khan的《病毒学杂志》的文章和中国公民从位于温尼伯（Winnipeg）的加拿大（P4）国家微生物实验室（Canadian （P4） 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偷走冠状病毒的安全漏洞的消息放在了一起。据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其它致命有机体一起存放在那里。去年5月，加拿大皇家骑警调查委员会被召集对此案进行调查，到7月底，中国公民被驱逐出该设施。据称，这位中国首席科学家当时正往返于温尼伯和武汉之间。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关于冠状病毒NCoV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模糊推理结果：首先它在沙特阿拉伯被医生发现，然后在加拿大被研究，在那里它被一个中共的科学家偷走并带到了武汉的实验室……。
就像台湾情报局长在2008年作出声明后的遭遇一样，《印度大博弈》杂志的文章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无论真相如何，我们的推理中都必须要考虑到接近和不大可能发生突变的事实。
2019-nCoV 病毒极有可能就是沙特医生在2012年所发现的NCoV病毒的一个武器化版本。
我们必须对武汉的疫情进行调查。中共也必须对世界公开疫情信息和保持透明。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如果中共官员是无辜的，他们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如果他们有罪，无疑他们将会拒绝合作。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其它各地区是否有勇气要求进行一次真正彻底的调查。在这种要求下，我们需要无所畏惧，不允许以“经济利益”为借口再玩一场遮遮掩掩、不诚实的否认游戏。我们需要诚实的调查，需要现在就开始调查。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J．R．奈奎斯特（J.R. Nyquist）是专栏作家，著有《第四次世界大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ourth World War）和《傻瓜和他的敌人》（The Fool and His Enemy），还与人合著了《全球战争的新战术》（The New Tactics of Global War）。
原文Did China’s Plan to Destroy the United States Backfire?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争议：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之谜
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1]的来源，由于中共官方舆论的导向，人们普遍认为源头在武汉市的华南海鲜市场。有人怀疑，因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2]，在那里可以进行相关病毒人工基因变异干预，可能是出现意外导致病毒泄露或者是有人故意泄露，成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重要线索。本文就这些疑问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索，希望给读者提供一点客观的认识。
一、官方的病毒来源之说
2020年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称，基本上还不清楚的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是来自什么动物，只是从各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的话，是来自野生动物。
2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国务院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同日，北京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宁波大学及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学者联合攻关，指出蛇是最可能携带2019-nCoV病毒的野生动物
中共网络上把此番疫病称为武汉肺炎，并且没有根据地说这是武汉人吃蝙蝠造成，引起大量网友跟风。由此又有大量的武汉人不服气，出来澄清：武汉人并不喜欢吃野味，比起广东或有些地区的人来说，武汉人几乎可以说是“不懂吃野味”。
二、专家认为可能来源于武汉P4实验室
1、权威学者普遍质疑
《自然》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其文章披露过，SARS病毒已经多次从北京一个实验室“逃脱”。
武汉P4实验室距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大约20英里（约32公里）远。《华盛顿时报》称，一些报导认为，病毒有可能是从实验室中传出。
武汉P4实验室研究全球最危险的病原体。此外，实验室还进行动物研究。但和西方国家相比，在中国，动物研究的规则要宽松得多。这也是专家所担心的地方。
比如研究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行为，要想研发治疗和疫苗，就要求在给人做测试之前，让研究用的猴子感染上这些病毒。但问题是猴子是不可预测的。它们可以跑、它们可以抓挠、它们可以咬，它们所携带的病毒会散布在脚、指甲和牙齿上。
美国警告过中共毒素研发项目可能会带来生物威胁。
去年，美国国务院年度武器条约遵守情况报告指出，中共在从事一些可能支持生物战的活动。
报告说：“信息表明，在报告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从事了可能具有双重用途的生物活动，这引起外界对其是否遵守《生物武器公约》的担忧。”
英国和美国专家则指出，这是一种新型实验病毒。而中国最大的中科院病毒中心，恰恰就在武汉。
而且这个病毒中心的重要股东，是中共解放军。所以外界猜测，这个病毒中心还是中共生物战、病毒战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基地。
中共为了称霸世界，在导弹、核武器、海空军装备都极端落后的情况下，长期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研究中投入钜额资金。
肖汉姆：肖汉姆拥有医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从1970年到1991年，他是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高级分析师，负责中东和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和化学战研究。
去年7月在《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武汉研究所是从事生物武器某些方面开发的四个中国实验室之一。
该研究所的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P4实验室）从事SARS、埃博拉（Ebola），尼帕（Nipah，又译立百）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 hemorrhagic fever）病毒的研究。
“冠状病毒（特别是SARS）已在该研究所进行了研究，并可能保存在里面。” 肖汉姆说。
他还表示，SARS总体上被纳入中共的生物武器项目，且在几个相关设施内处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这个研究所的各种冠状病毒都被特别纳入生物武器项目，但这很有可能。
2、武汉疫情毒源不止一处
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几天前（在1月24日）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都是来自中国的研究者，还有在武汉工作的医生。其中包括金银潭医院的副院长黄朝林，还有中日友好医院的医师曹彬等。
在论文调研的41名最早病例中，仅有27人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反过来讲，就是有14人不是因为华南海鲜市场而感染。
而在官方数据中记录的第一个感染者，就没有在华南海鲜市场暴露过，而且发病日期早在12月1日。论文说：第一个感染者和后来的感染者，没有发现在流行病学上的连系。这更加令人怀疑，病源地并非只有华南海鲜市场。那病毒到底来自哪里，这第一个病人是怎么感染的，目前没有人知道。
另外，根据1月26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在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有33份含有新肺炎病毒，而且源头是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这些确认含病毒的样本，分别来自市场上的22个摊位，还有1个垃圾车。
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毒呈现多点的分布状态，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唐金陵，有一个相关的分析推理，他认为：这说明携带这种病毒的野生动物，不是偶然间进入了该市场的某个摊位，而是短期内同时进入多个门店，这才有可能同时引发这么多人发病。
唐金陵分析说：这是这种病毒在有关野生动物间传播已经比较普遍，所以不排除这类野生动物进入其它市场的可能性，他形容范围可能是“一大片”。所以他建议，也要检查武汉其它市场是否存在这种病毒。
此外，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专家Daniel Lucey接受媒体VOX采访时说：携带新肺炎病毒的野生动物，可能把病毒，留在了人类暴露过的，相应食品供应链的多个地方。
近日（1月26日），《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病毒起源地可能另有他处，最早感染或在11月”，研究者通过追踪发现，第一批中最早的4个病例中，有3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论文通讯作者表示，“现在看起来很明确，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疫源地。”
美国乔治敦大学传染病专家丹尼尔·卢西（Daniel Lucey）表示：“14个人和这个市场没有任何联系。这不是个小数字”，如果数据真实准确，那么最早的感染可能发生在2019年11月。因为在感染和症状出现之间有一段潜伏期。他表示如果是这种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可能源自其它地方，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人群中消无声息地传播，随着传播到海鲜市场后，才在12月下旬出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大量病例。
3、80后掌控着P4实验室，却三次拒绝美国派遣专家团队进入疫区帮助
美国联邦公共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在1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共三次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援助。
“我们早在1月6日由美国国家疾控中心CDC向中共当局提出派遣专家团队进入疫区帮助。这周一（1月27日）我在与中共卫生部长通话时再次提出，今天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中共屡屡拒绝世界一流的最具权威的专家团队，而中国的国家P4实验室却是由一个年仅39岁的王延轶掌控。
网络帖文指出，王延轶的先生名为舒红兵，生于1967年，53岁，比王延轶大14岁。
据悉，舒红兵，1998至2005年曾任职于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及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免疫学系。目前，舒红兵是中共政协委员、国家科学院院士，同时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免疫相关的细胞信号转导研究，发现多个抗病毒天然免疫与炎症反应的关键信号和调节蛋白。
有网民惊呼：“真的假的？国家级的病毒研究所居然一个80后掌控？国家进步了，不论资排辈了。”
亦有评论指：“所以说中国哪有什么能力去研发病毒。国外偷回样本然后不会弄，加上管理混乱泄漏了”；“这才是病毒的真正来源！恐怖国家知道，核武器不如人、常规武器不如人，它一定会偷偷发展生物化学武器。事实：朝鲜金三胖杀兄，用生化武器；叙利亚杀平民，用生化武器……”
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疑为“人工干预基因”的产物
有人怀疑，因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在那里可以进行相关病毒人工基因变异干预，可能是出现意外导致病毒泄露或者是有人故意泄露，成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重要线索。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可以进行相关病毒人工基因变异干预，成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重要线索。
武汉肺炎疫症的新型冠状病毒又名为2019-nCoV，这是一种具有包膜的正链单股RNA冠状病毒。
近日，发表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上的题为“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 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的论文指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极为相似，具很强的对人感染的能力，但该病毒换掉了4个关键蛋白！[1]这是与SARS最大的不同！
病毒的变异只有两种渠道：第一，自然变异；第二，人工干预。如果是自然变异，这种病毒精确换掉4个蛋白至少要经历1万次以上的变异才能实现，机遇极小。
假如不是自然变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人工干预基因改变。从专业角度得出的结论就是：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人工干预基因改变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是谁精准地改变了病毒的4个蛋白呢？问题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加拿大媒体CBC之前报导，去年3月，加拿大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曾通过加航，向中国发送活体埃博拉病毒和亨尼帕病毒（Henipah）。当年7月，该实验室特殊病毒项目组——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治疗小组组长邱香果和其丈夫及几名身份不名的中国留学生，一并被强制带离实验室。
三、全世界仍存在挑战
由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类造成的灾难还在呈爆发式的发展，人们在生死关头都会开始反思并清晰的意识到：最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共有钱了，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出于中共的邪恶和流氓本性，这个魔鬼就一直都在暗地里研制新型而对人类具有特大杀伤力，甚至毁灭人类的生化武器。
[1] “武汉冠状病毒S-蛋白与人ACE2互作也存在很大困难-已经证明的SARS病毒S-蛋白与ACE2互作的5个关键氨基酸，在武汉冠状病毒中有4个发生了改变。……虽然武汉冠状病毒S-蛋白中与ACE2蛋白结合的5个关键氨基酸有4个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后的氨基酸，却整体性上非常完美的维持了SARS病毒S-蛋白与ACE2蛋白互作的原结构构像。尽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新结构与ACE2蛋白互作能力，由于丢失的少数氢键有所下降（相比SARS病毒S-蛋白与ACE2的作用有下降），但仍然达到很强的结合自由能（-50.6 kcal/mol）。这一结果说明武汉冠状病毒是通过S-蛋白与人ACE2互作的分子机制，来感染人的呼吸道上皮细胞。”
[2] 病毒（英语：virus）是由一个核酸分子（DNA–脱氧核糖核酸，或RNA–核糖核酸）与蛋白质构成的非细胞形态，为类生物，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靠寄生生活的介于生命体及非生命体之间的有机物种，它既不是生物亦不是非生物。病毒颗粒大约是细菌大小的千分之一。
冠状病毒：形状像皇冠。
危害：会刺激患者免疫系统大量释放细胞因子。导致全身血管更为脆弱，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症和多器官衰竭。
[3] 最高防护实验室 —— 四级生物安全水平：处理危险且未知的病原体，且该病原体可能造成经由气溶胶传播之病原体或造成高度个人风险，且该病原体至今仍无任何已知的疫苗或治疗方式，如阿根廷出血热与刚果出血热、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萨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天花，以及其他各种出血性疾病。当处理这类生物危害病原体时，实验人员需强制性地穿戴独立供氧的正压防护衣。生物实验室的四个出入口将配置多个淋浴设备。同时有真空室与紫外线光室，及其他旨在摧毁所有的生物危害的痕迹之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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