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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鼠年交替的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比武汉肺炎的井喷式爆发更牵动人心的了。从1月1日当局约谈8名“造谣者”，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局势的急转快的让人惊心。随着时间的推进，武汉市、湖北省、中国先后失陷，沦为疫区；世界各国也因开始的不明情势而纷纷失守，感染国、感染人数与日俱增。

令人惊恐的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可怕之处，在于其“潜伏”的特性、一传多的特性、“长期隐蔽”的策略、利用外在条件发展壮大的特性……新型冠状病毒虽然是新的，但把这种病毒的种种特性摆出来看，总感觉似曾相识，其特点似乎并不新颖。认真搜索记忆库，赫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完全复制了近百年来共产红色病毒的各种手段。这些相似只是偶然，还是造化弄人，让我们从中悟道？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玄奥，让我们先来对比一下新型冠状病毒与共产红色病毒的相似之处。

日德兰邮报日前出刊的漫画将中国五星旗改为五枚冠状病毒。（网络照片）

长期隐蔽 积蓄力量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即将被剿灭的死亡线上逃脱出来，摇身一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说是“共赴国难”，实际上，中共高层发给基层军队的所有电报指示都是“不打敌军”，要求他们暗中发展力量，这种策略叫做“长期隐蔽、积蓄力量”。

如今武汉肺炎也显示出这一策略特征，其潜伏期长达14天。并可以在感染者毫无症状的情况下悄悄的传染给更多的人，让政府、专家、民众都感到防不胜防。

比如美国疾病预防跟控制中心的前主管弗里登（Thomas R.Frieden）表示：“武汉肺炎病毒能被控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东英吉利大学诺里奇医学院的教授亨特（Paul Hunter）说，如果武汉肺炎可以在潜伏期广泛传播，就非常可怕。

新型冠状病毒这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特征，确实是最让人们谈虎色变的一点，因为病毒在长期隐蔽的过程中，规模力量会大大增强，美国专家的模型推断，新型冠状病毒年将于18个月间夺取6500万人的生命。我们希望实际数字远小于这个预估数字，可即便小到是这个模型推断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将是不小的规模，为65～650万人的死亡量。

依靠宿主 制造队伍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RNA病毒。（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RNA病毒，RNA病毒是在宿主体内，依靠宿主的生命物质来生产其所需要的如蛋白等所有的东西，翻译、制造出更多病毒。

依靠宿主制造队伍，这一点与当年中国共产党寄生在中国国民党体内的情况又十分类似。比如斯大林就把中国国民党比作是一只“柠檬”，国际共产党人不妨将之一挤再挤，挤干之后则可信手抛弃。

从中共已公布的大量文件来看，中共确实是把国民党当作宿主，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写到：“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

历史走过的著名实例更多。如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即有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包惠僧等中共党员在校中充任要职，利用黄埔军校的资源发展共产党队伍。北伐开始后，中共便大肆分化国民革命军，把可能的势力拉为己用，在武汉汉口等地，中共更发动大规模工人运动，试图把国民政府辖区染红。

趁火打劫 借机坐大

众所周知，中共当年在国军的五次围剿下，即将被扑灭，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给共产病毒留下了日后传播的病原种。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日本侵华，中共也不可能趁火打劫、借机做大，在日本侵华这个外因的促使下，中共由1936年底，仅存不足2万人马，发展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时，正规军达91万人，民团超过220万人，裹挟19省9550万民众。

看看如今的武汉肺炎，如果没有政府早期的隐瞒、渎职，很可能在早期就能被围剿、消灭掉。而当局的隐瞒、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就如同当年日本侵华给了中共壮大的机会一般，新型冠状病毒正是借助当局的封锁管控疾速坐大，最终扩散全中国，并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其势力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不可控。如果病毒会说话，不知它们最想感谢的会不会是“党中央”？

超级卧底 超级传播者

回溯中国共产党从创始、立足到发展壮大，其非常隐秘的第二条战线，或者说是第五纵队始终存在，并发挥着非同一般的作用。中共特务数量的庞大是其优势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超级卧底，他们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掌握实权，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为大众所知，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中华民国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三年国共战争期间，不仅直接参与制定多项作战计划，更把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大别山国军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江防计划、国军在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密送给中共。

又如潜伏在国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将军身边的著名共谍熊向晖，偷窃机密军事情报以至胡宗南部精锐十万大军消亡。另外如身居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的刘斐，中将级别将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等人都是超级卧底，在国军内部，发挥着不断把国军往共军“口”中输送的功能。

如中共超级卧底一般，新型冠状病毒的超级传播者效力也相当惊人。1月底，一名超级传播者传染了15名武汉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事情让医界感到事态的严重。其实，如果是超级传播者，这名患者又怎么会仅仅传染15名医护人员？其传染的其他民众有多少，当局虽未披露，或许也未调查，但让人细思极恐。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梁卓伟告诉公众：“至关重要的是，公共卫生部门必须在非常早的阶段就识别出超级传播的事件。”“这是非常罕见的，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教授指出更重要的一点，除了传染了15名医护人员的那名病人外，可能还有更多的新型冠状病毒超级传播者，他解释说，有一个超级传播者，那就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超级传播者。

地广人多 冲向世界

武汉肺炎与共产红色病毒利用中国地广人多冲向世界的手段类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这次武汉肺炎得以迅速传播，一方面是由于它与SARS病毒线式传播的模式不同，其面式传播更具效率；另一方面，它确实利用了两次跳板，达到规模效应。第一次是利用武汉1400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和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特点；第二次就是利用中国地广人多，以及现代交通的便捷，达成在武汉市内发酵，蔓延全国，冲向世界的结果。

这一点，又与共产红色病毒利用中国地广人多冲向世界的手段类似。当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夺权，让东南亚的每个国家都不安地意识到在它们当中存在着一支潜在的中共的第五纵队。1960年代初，中共曾大力扶植印尼共产党，印共党员一度超过200万。当时周恩来在国际上说，印尼这么多华侨，可以使东南亚一夜改色。

从1949年到如今的70多年间，人们发现，共产红色病毒早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连自由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都需要川普要公开喊出“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这喊话的背后，是美国面临的外在红色病毒进攻，和内在极端左派把美国带往社会主义方向的现实。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中国有句古语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看似简单的事实，其实蕴藏着因果的天机。如果说共产红色病毒是因，新型冠状病毒是果，从个人层面来说，那我们如果拒绝共产红色病毒，是否将不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或者新型冠状病毒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从国家层面来说，如果国家拒绝共产红色病毒，那么国民的这场大难是否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或者现在当局亡羊补牢，现在拒绝共产红色病毒，可以切实使政府产生正面效率，降低灾难的影响？从世界层面来说，如果世界拒绝共产红色病毒，是否世界也不会面临这种现状？

世事的发生都非偶然，这场灾难中，天道究竟要让我们在这其中明白什么？是否是让我们从新型冠状病毒的短期爆发以致终结中，观察、比较、反思共产红色病毒长达百年的危害，从中醒悟？

这场武汉肺炎的发生，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人类所信仰的科学，比如医学，其实还只能追随着病毒的脚步去研究，却达不到防患于未然，或者是及时采取治疗措施的程度。虽然目前民主国家讲思想的包容，可在科学的很多领域，却不能对天人合一等思想进行包容，而是进行排斥，从而局限了人的思想、视野，以及科技的本可以走的更多道路。如果我们在科学领域的思维构架上也能更加包容，是否会有更宽广的科学道路展现出来？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值得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