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几个中国研究人员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上发表论文证实，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与萨斯病毒最大的不同是换掉了4个关键蛋白，通过自然过程要换掉4个蛋白至少要经历1万次以上变异才能实现，概率几乎等于零。换句话说，新病毒应该是人工干预的结果。

2、2015年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下面会详述P4的猫腻）的石正丽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与其他人共同发表论文说，已用病毒基因重组技术，成功将萨斯病毒和蝙蝠病毒杂交合成能感染人体的新冠状病毒。这证明石正丽利用实验室人工制造瘟疫病毒的能力是存在的。

这两个证据的共同结论是：新冠状病毒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人工改造的结果。自然环境下病毒的变异，比如从蝙蝠冠状病毒突变到目前致病的新型冠状病毒需要很长时间和需要中间宿主（作为寄生体的动物）。而在实验室不需要这些能很快完成。武汉P4就是少数具备这种能力的实验室。事实是：已知的中国第一个感染者就从来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在最初41名病例中，有14人也不是因为海鲜市场而感染。这就证明，海鲜市场不是最终源头，而人工病毒肯定是大瘟疫的一个源头。

从另一个角度看，武汉P4实验室的嫌疑最大，因为从技术的先进、最早病毒流行疫区的地域范围来看，武汉P4实验室病毒泄漏成为源头的可能极大。更可怕的是，P4实验室很可能是生化武器病毒的泄漏。曾经撰写《生物武器法》的美国哈佛博士佛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明确判定：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进攻性生物战武器，从武汉P4实验室泄漏出来。因此，只要习近平能在P4实验室找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就基本可以断定P4实验室制造和泄漏人工病毒。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是武汉P4泄漏的，怎么发生的？有可能发生吗？我的初步判断是：中共江泽民集团最有可能是人造病毒泄漏的推手，也就是大瘟疫的源头。

1、武汉P4实验室的建造、运行和管理都在江派操控之下。武汉P4是2003年江泽民直接下令建造的。2003年2月当时仍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命令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江提议任命的）在武汉病毒所之下组建P4实验室。陈竺用其在法国留学这层经历，争取到了法国合作，2015年初，武汉P4开始挂牌运作。P4的领导权，建造权、项目权和管理权从一开始就操控在江派手中。现在已有人曝光P4在建造中的工程设计问题和建成后的管理混乱（实验用的动物被收养、屠宰、出售、甚至食用等）。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既可能是病毒外泄的漏洞，也可能就是泄漏病毒的特定形式和预定作案方式。

2、在中共这种邪恶制度下，人为泄漏病毒完全是可能的。以中共的邪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况且江泽民曾庆红又是中共集团中最邪恶的代表，它们能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能够制造21世纪举世震惊的天安门自焚案，还有什么坏事它们不敢干，还有什么诡计不敢谋划？

3、从习近平与江泽民持续性的你死我活的较量来看，江派用制造病毒瘟疫嫁祸习近平、致习近平于死地具有现实可能性。前几年习近平在各个领域大量清除了江派成员，江泽民曾庆红害怕习法办它们是必然的。这几年江曾用各种高级黑方法、提供假情报等各种方法挖坑陷害打击习近平没有停止过。用病毒进行超限战干掉习近平完全可能。

4、这次大瘟疫出现的时机也非常蹊跷，正好是江派利用贸易战和香港事件打击习近平失败后一筹莫展的时候。而现在习对中共仍某种有幻想，正是江派认为可以乘习仍在犹豫不决时动手的时机。而民众死多少人，在中共江派眼里是不屑一顾的。

总而言之，新冠状病毒是人工制造出来的，这一点可以确定。而中共江派泄漏病毒、制造大瘟疫的也无法排除。就目前而言，川普说，他和习近平在防控病毒上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美国的高级医疗官就是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办公室成员，将协助习近平破案。习近平也已开始行动，向武汉派出国监委调查组和军方生化武器防御专家，全面接管主持了P4实验室的工作。下面就看习是否能真正彻查这次人工病毒泄漏大案，逮捕元凶江泽民曾庆红，顺势解体中共。这里所有的选择权都握在习近平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