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所谓李瑞环“重出江湖”的传言都不可信，只是网民吵吵，实际上的官场信息可见动向。在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在央视节目中公开“甩锅”，表示非隐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权”之后半月，党刊《求是》本月15日刊出的习近平讲话显示，习曾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疫情下指示防控，但公开报导是，习到1月20日才作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才正式动起来。

2月17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透过“消息人士”，在亲北京的港媒大爆料，指他1月6日便上报中央要求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但最高层不为所动，反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

在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2月13日突然换人之后，作为中国疫情防控部门的最高负责人，高福前几天也传出落马，但并未坐实。在这个时间点由港媒爆料将责任推给中央，特别是矛头指向习近平，耐人寻味。

香港有好几家亲共色彩媒体，并非是中共某派能完全掌控的，不同媒体一直是中共内部不同派系放料的平台。比如2018年夏天，中美贸易战初起之时，就曾有一批体制内官员，集体匿名接受另一家港媒采访，批评引发贸易战以及导致对中方不利的局面，是中共文宣系的胡乱作为，包括鼓吹“厉害了，我的国！”等民族主义情绪，又对领导人大搞个人崇拜，非常危险，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的常委王沪宁。

这次却是中国疾控高官高福透过港媒将早已上报疫情紧急但未被重视的内情公开，可以说是一种曲线“甩锅”。这一方面或是因为想学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被习拿下之前先下手为强，捆绑习近平，“要死大家死”。另一方面又能说明高福的背后，和周先旺一样，会有自己在高层的靠山，就看靠山保不保他。周先旺动用了武汉官网《汉网》为自己叫冤，毕竟还是地方层面的辖下媒体，而高福更能够利用大外宣开脱自己，显然在文宣系有他的自己人，作为一个科学家而言，颇为令人意外。

与之呼应的是，在中国内地，也有官媒公号“大河看法”16日转发了“财经大V”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文章称：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在这篇意在为高福开脱的文章里，透过一位“知情人”，声称其实在去年12月30日，也就是武汉几名医生当天傍晚上将疫情消息发朋友圈的这天，高福在睡前才偶然在网上发现了相关传闻，并“大吃一惊”。于是打电话问武汉方面，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透过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系统直报？据说高福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

中共科学家背靠政治势力 江绵恒浮出水面

加上前边的港媒爆料，高福内外夹击的曲线“甩锅”可谓高明。但需要多少人脉资源和政治势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背后又有谁？

1961年生的高福是山西省人，早年赴英国留学，2001年起在牛津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被中国科学院直接从国外公开招聘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后在中科院先后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此外还担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2011年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2017年8月任主任。

中共治下，科学家往往要卖身政治需要才能立足，就如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早前委婉的表达一样：官员做决策要考虑政治、维稳、经济。在中共网罗的科学家眼里，所谓科学根本就是摆设，保中共的政治安全和维稳竟是头等重要，道德和人性更是连字眼都没有。

也就是说，高福这类科学家，回国后必然会被中共某派势力所网罗。而在江泽民在台上的时期开始，就已布局了其长子江绵恒在中科院，暗控了整个科学界，长期浸淫中科院又步步高升，名利双收的高福，不巴结上江家能上位吗？

江泽民1989年“六四”上台以后，其子江绵恒进入中科院系统，江泽民特别为其铺路安排的痕迹明显。

在1986年出国前，江绵恒就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后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从事科研工作。90年代回国后就回到中科院，1997年7月任上海冶金所所长，于1999年11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江绵恒主导改组成立中科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医院、及军队医院、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操控生物领域重大研究项目的立项及巨额经费划拨，在医疗生物科技领域形成上海帮政商利益团体。这期间，也正是高福的发迹期。

当然，江绵恒在政商界大扩张，不仅明暗控制大批国企包括多家上市公司，还介入航天领域，毫无相关背景的他当上了神舟五号副总指挥、“创新一号”小卫星的首席科学家、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嫦娥工程副总指挥、神舟七号副总指挥。这些名头落在江的长子身上，离奇至极，只能印证中国科学界均是江家囊中之物。2011年11月，江绵恒不再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一直控制着众多地盘，特别是中国生工系统，即使是在习近平上台后也一直插不了手。

病毒源头成谜 习近平危在半梦中

之前有消息人士说，近期处于舆论风口、被指是武汉病毒源头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其女所长王延轶的丈夫舒红兵，是江绵恒马仔。舒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据指，201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的舒红兵，就是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中重要一员，被江绵恒安插到武汉大学，间接掌控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一涉及军工生物武器的重要地盘。

现在网上有关武汉冠状病毒是中共人工制造的一种生物武器的说法纷纷扬扬，有爆料、有分析，更有科学论证。习近平最近派中共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军管”，然后又在深改委会议上强调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并纳入国安体系，已经引起不少质疑，认为是有所指。

这一次大瘟疫，不止是简单的病毒泄漏，也不止是怠政和隐瞒问题，其实还涉及高层权力斗争。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病毒释放是北京帮和上海帮、习派和江派之间的鱼死网破行动所致。

从周先旺透过央视“甩锅”习近平，再到高福动用庞大资源同样向习“甩锅”，如果只是下官犯上，面对表面上在中共十九大上确立一尊地位的习近平，这些官员绝然不敢冒死，必然是上边有人。

而联系到高福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背后深涉江家生工系利益地盘，这场大瘟疫，或确是彻头彻尾的中共内斗制造的人祸。

至于那个口口声声要搞所谓“中国梦”的习近平，现在仍在半梦之中。习在中共十九大前拒听众多有识之士的劝告，一心保党，放弃剿江和抛弃中共、改变中国危局的良机，埋下连串大凶祸患，不但危及其本人，更祸及人民。一方面在人祸的追责面前权位不保，另一方面是以表面的官怨集结引发实际上的政敌势力的剿杀，已经凶险之极，回天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