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病毒”之由来(上)：病毒与中共同在，乱象与反思并存》一文中，我们谈到，这一场肆虐全球的夺命病毒，因其源自于中共P4实验室、与中共互为利用、为中共招魂续命，于是得名“中共病毒”。

而在这一篇中，我们将从全息论视角将“中共病毒(又称新冠状病毒，COVID-19)”放大，得见它在整体上的宏观成象。

所谓全息论，简言之就是任何局部都会具备其所属整体的全部信息，这种全息现象被发现于物理学、生物学、数学、哲学诸多领域中，存在于宇宙、人体、动植物等各种生命中。

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是，我们发现“中共病毒”所具备的七大特征，竟与中共一一对应，惊人相符。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另有深意？全息论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中共病毒”就像中共在微观上的一个碎片，一段基因，它包含了整体的全部信息。相应的，中共就像“中共病毒”在宏观上的整体成象，因而与其微观局部的病毒呈现出惊人的信息对应。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中共与“中共病毒”七大特征之比对：

特征一：伪装性强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又称中共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特征之一，就是极具伪装性。就是说，这种病毒可以伪装成没有症状，使感染者看起来像健康人一样。也可以伪装成各种症状，使感染者看起来像是患了一般感冒、急性肠胃炎、急性咽喉炎等。正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所说：“这个病有很多假象”。而台湾儿科医师陈铉炜则用“伪装者”来形容这种病毒。此外，还有一种伪装表现，也就是台湾小儿急诊科吴昌腾医生所描述的：“病毒表面有亲和ACE2的蛋白质凸起，也就是说人体内有相同成份，所以人体一开始遇到这种病毒,会把它当成身体的一部分而不作抵抗。”简言之，人体因为这种病毒与自己有相似性，而没有及时拦截，使得病毒登堂入室。

然而，“中共病毒”的伪装特征与中共何其相似！

先来抄录一段中共《新华日报》在1945年9月27日刊登的一段文字：“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很难想象，这种对民主，对普选的强烈呼声，竟出自中共之口。1945年的中共就是通过这样的伪装，成功骗取了包括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人的支持，才有了数年后，中共窃取中国的结果。

八十年代的中共，邓小平摆出开明姿态，一句“马照跑，舞照跳”，骗取了英国人及香港人的信任，天真的以为香港将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起点，于是在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同意在1997年将香港交给中共，明珠一朝投暗，中共廿载荼毒！

九十年代，中共作出一系列信誓旦旦的承诺，骗取了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信任，于2001年加入WTO。如今，中共借WTO养肥坐大，世界却在遭受“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时，自食被中共欺骗的恶果。

特征二：潜伏期超长

针对“中共病毒”，目前多数国家采取14天隔离期，这是根据常见的14天潜伏期而确定的。但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3月11日发表一篇报告显示，中共病毒在患者体内的潜伏时间中位数大概是20天，在某些患者身上甚至可长达37天。而根据已报出的实际病例看，更有40天，乃至94天的超长潜伏期存在。所以“中共病毒”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潜伏期超长，以及潜伏期间仍具传染性。

就这一特征，从全息论角度对照中共，我们发现中共亦极擅于潜伏。从起家直至现在，一直在利用长期潜伏的间谍为其开道。而中共间谍的潜伏期，或者说职业生命期可谓超长。在他们东窗事发之前，没人会想到他们是共谍，就如一些无症状被感染者突然倒地前，没人知道病毒在他体内早已潜伏，并一直在用隐密的方式对人的机体展开攻击。

如抗战胜利后，中共抢夺胜利果实，将国民党军队打到台湾，这一过程中，国军内的红色间谍们立下大“功”，郭汝瑰、刘斐、熊向晖等都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中，向中共输送情报的重量级间谍。

今天，中共在世界范围扩张其影响力控制力，仍然大搞间谍活动。如2003年被美国司法部指控为间谍的陈文英，从1982年起就开始为中共工作。她以间谍身份潜伏并活跃了21年。

又如2007年破获的麦大志间谍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间谍行动。FBI认为麦大志从1988年就开始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美国海军机密情报交给中共。麦大志的潜伏期长达19年。

再如2009年破获的与麦大志案相关的另一间谍大案钟东蕃案中，时年73岁的前波音公司工程师钟东蕃被指在30年间一直帮中共偷窃美国航天飞机、火箭推进器及F-15战斗机等航天军事情报。钟东蕃的潜伏期竟然长达30年！

特征三：传播途径多样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传播方式几乎包括了各种传染病的传播途径，除了传统的飞沫传染之外，还包括接触传染、消化道传染、呼吸道传染、血液传染、空气传染，可谓全方位的无所不在的传播扩散。所以，“中共病毒”特征之三就是传播途径多样。

就这一特征，从全息论角度对照中共，我们发现中共为取得全球霸权，对世界进行全方位渗透。除了在通常的政治领域的直接渗透以外，还包括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影视娱乐、科研、旅游等各种领域。此外，中共更采用人海战术，从商业代表、科学家、学生到游客，各种身份的人都可能成为中共的渗透媒介。

如2019年轰动世界的红谍王立强投诚澳洲一案，主角王立强其实并非专业谍报人员，他只是中共人海谍战中的一分子。

去年12月9日，在波士顿机场被捕的帮助中共偷窃生物样本的郑凿松，他的身份是哈佛大学大陆访问学者。

又如2018年9月在芝加哥被捕的27岁中国公民季超群，被指控为江苏国安情报官员的非法代理人，而他2013年赴美时的身份，其实只是一名留学生。

再举两例，2018年9月，一名叫赵千里（Zhao Qianli，音译）的中国人闯入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物业并拍摄军事设施。2019年3月30日，一名叫张玉婧的中国人擅闯川普(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被拦截时又对执法人员说谎。此二人的身份都只是中国游客。

特征四：高复发率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到目前为止，成都、武汉与广东多地都出现了出院患者复检呈阳性的情况，以及复发后患者死亡的案例。其中，广东疾控中心称，广东14%的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出院患者出现复阳现象。所以“中共病毒”特征之四就是病毒具有复发性。

就这一特征反观中共，中共何尝不是这样经常毒性复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次杀人运动。

如中共篡政初期的1950年，就针对信仰层面发动了对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的宗教迫害。五十年后，中共毒性复发，再次针对信仰层面，发动了对以真善忍为信仰宗旨的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

再如，中共篡政前后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过屠杀并推行所谓汉化的文化灭绝政策。如今中共毒性复发，将一百万维吾尔人关入集中营，以所谓“再教育”名义，进行文化灭绝式的迫害。2019年新疆集中营被曝光，震惊国际社会。

又如，中共曾针对思想层面发动了残酷的整风运动，以消除异议声音，统一思想为目的。中共针对思想层面的运动，复发频率堪称最高。80年代初，中共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意在于思想层面加强控制，最终演成了89年“六四”惨案——青年学生要求民主而遭到血腥镇压。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中共耗费大笔的国帑，搞网络封锁、网络禁言，抓捕网络异议人士，仍然是网络整风，消除异见的一套。

特征五：变异性

针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台湾儿科医生吴昌腾提出这种病毒的遗传物质结构是单链，比其它病毒更脆弱，也就更容易产生变异。而大陆中科院期刊《国家科学评论》3月的一篇刊文中，则指出这种病毒已经演化出L和S两个亚型，也就是变异。其中L亚型侵略性传染力都会更强。随着中共肺炎世界范围传播，冰岛科学家竟然发现了中共肺炎病毒出现40个变种。所以“中共病毒”特征之五正是其多变性，而这一特征使得疫苗开发的难度加大。

反观中共，亦如“中共病毒”一样狡猾多变，它的立场，原则，路线一直在不断的改变着。中共从建党以来，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篡政后，宪法大改了五次。至于所谓的指导思想，更是基因突变般的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又掺进了邓理论，再搞出三代表、以至现在的习思想。至于中共不断变化的政策路线更是不仅改弦更张，而且经常南辕北辙。

特征六：集众“毒”之所长

关于“中共病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王贵强提出其“传染性比SARS强很多，致病性比流感重”。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O理查德（Richard Hatchett）则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数据，指出这种病毒“传染力是季节性流感的3倍，死亡率是其10倍”。并说，“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人类从未见识过有哪个病毒象这样，同时结合了传染性和致命性这两种特性。”

所以“中共病毒”的又一特征就是既具高传染性，又具高致命性，可谓集众“毒”之所长。

从全息论视角反观中共，亦是集邪恶之大全。正如《九评共产党》中的一段文字所说：“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总之，中共就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无所不用其极的超极病毒。

特征七：攻击免疫系统

人体免疫系统是一套抵抗病毒与细菌感染的自我保护系统，或者说疾病抵御系统。一旦人体免疫系统崩溃，那就意味着人体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任由病毒吞噬。关于“中共病毒”，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指出，萨斯（SARS）只攻击肺，不会伤害免疫系统；爱滋病（AIDS）只伤害免疫系统。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对危重症病人的损害，就像SARS加上AIDS。所以“中共病毒”的第七个显著特征正是攻击人体免疫系统。

从全息论视角反观中共，我们发现，中共在全球寻求霸权扩张时，非是单纯的窃取军事机密、商业机密、科技机密，而是同时进行着意识形态上的输出。而后者的作用则是降低对方的警惕性，让对方麻痹甚至接受自己，从而如同机体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一样，主动解除武装，放弃抵抗。

说起中共的意识形态输出，最基本、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对海外媒体的渗透。如2019年4月澳洲广播公司（ABC）的四角（Four Corners）节目播出重磅报导《干涉Interference》引起轰动。澳情报局主席Andrew Hasting在节目中表示，“澳洲的华人媒体几乎被中共政府完全渗透和控制了”。节目中提到旅居墨尔本的华裔富豪姜兆庆（Tommy Jiang）2009年开创的全球媒体集团CAMG完全就是为北京政府工作。对此，Andrew Hasting说“Tommy Jiang几乎是澳洲所有广告电台的老板，澳洲各个大城市都有他的电台”。墨尔本大学资深讲师Louisa Lim则表示“Tommy的广播电台是中共海外的发声机器，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人。”

除了媒体之外，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项目亦是中共意识形态输出的一大渠道。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正是孔子学院。兼有特务性质的孔院，打着孔子之名，实则是在宣扬中共党文化，并将敏感话题设为禁忌，通过孔院的所谓学术活动，将对思想与言论的钳制输入西方社会，使西方人被洗脑后，渐渐失去对中共专制暴政的免疫力、防御力，甚至失去基本的识别能力。

还有一种非常奏效的形式，则是通过娱乐圈、影视界，向世界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这方面中共用力最大的是对好莱坞的渗透。被中共审查修改过的好莱坞电影让人们在观影的休闲时光中，不知不觉已被中共意识形态侵染毒害。

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中，中共也从未放松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长期以来，中共在外企强行建立党支部，要求在董事会做出商业决策之前与党委协商。一些外企迫于政治压力，修改章程，允许共产党对企业运营和投资决策拥有决定权。

结语：

病毒是一种微观生物。中共是一个庞然大物。通过以上比对，我们看到中共与当下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七大特征完全相符，全息论视角让我们看到，“中共病毒”正是中共在微观层面上的一种体现，而中共则是“中共病毒”在宏观上的一种成象。关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早在1月25日，在哈佛大学任教15年的流行病学家Dr.Eric Feigl-Ding就对其评论为“热核级（thermonuclear）的瘟疫”、“史上最毒的病毒疫情”，反观中共，它不仅因集邪恶之大全堪称超级病毒，还因渗透世界，扩张霸权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劫数。要想抵御“中共病毒”，就要认清中共，与之做彻底的无期限“隔离”，才是度劫避祸的全身之道。

（编者按）导致武汉肺炎爆发的病毒是来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隐瞒真相致使疫情在全球扩散。武汉人、湖北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及全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中共不是中国，也代表不了中国，因此，中共治下出现的这种病毒应叫“中共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