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博士向《希望之声》爆料，他对中共病毒疫情的研究发现，疫情初期中国医生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披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和可以作为追责索赔的有力证据。对比1998年中共防治长江洪水的决策过程，王维洛博士推断出隐瞒疫情决策的政治层级，并指出，这个决策的原因是中国当代最大的一个讽刺。

在第一集专访中，王维洛博士首先揭示2003年萨斯以后中共耗费数亿元人民币打造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如何被失去功效？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中央医学专家组和湖北、武汉政府官僚分别做了些什么？瞒报疫情的责任在谁？

萨斯后中共斥资建立了贯通全国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2003年中国爆发了萨斯，疫情的基本情况那时无法迅速从地方上报到中央政府，显示出传统方法的疲弱。于是，中共政府斥资建立了一个纵横贯通全国的卫生情报系统，将全国所有传染病病例通过电脑网络迅速上报和汇总。这个“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一旦有5个病例输入，系统就启动自动报警。整个系统耗资一说是7.3亿元人民币，一说是11亿元人民币。

有人把这套系统描述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将传染病“报告时效从过去的5天缩短为4小时”。王维洛博士说，这个网络直报系统可“一步登天”，直通中共最高层。他说，毫不夸张，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信息系统。

“网络直报系统”于2004年1月1号建成并且开始启用，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管理这个系统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2019年“两会”上表示：“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中国不会再出现象当年萨斯（SARS）的类似事件。” 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许诺！

红头文件有效导致“网络直报系统”功能失效

王维洛博士说，这样的一个疫情直报系统，被称有很多优点，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只要有一个地方发生了5例病患，该系统会自动发出警报，那么为什么这个系统这次（新冠疫情）它就不起作用了呢？根据王维洛博士的统计，海内外至少7家媒体的8篇报道在跟踪中国这个自动直报系统为何失去了效力，试图找出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媒体包括《经济观察报》、《财经》、《中国青年报》、BBC中文网、《纽约时报》和美国独立网路媒体《看中国》等。

前中国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监测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杨功焕教授2月2号证实说：“我们有直报系统，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遗憾的是，我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至于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杨功焕并没有说。

王维洛博士说，甚至连现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对于武汉疫情的知晓，也很可能完全跟他管理的“网络直报系统”毫无关系，而是他通过翻墙软件实现的。

根据经济学家华生提供的信息，2019年12月30日，高福在睡觉前上网刷传染病信息时，才偶然发现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紧急通知的传闻，和另一份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两份通知都是发给武汉下属医疗机构的。高福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3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华生称，知情人说，对方的解释含糊其辞。“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随后决定了第二天派专家组去武汉调查情况。

这里提到的“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内部紧急通知”，是指12月30号当天早些时候，武汉市卫健委所发布的两份盖了红色大印的文件，一个是《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另一个是《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两份通知是发给武汉市下属的医疗机构，通知中明确规定“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并且规定了报告疫情的一系列繁琐程序，包括一定要加盖公章等步骤。

但是武汉市卫健委的这两份通知很快就被泄露出来，香港和台湾媒体以及YouTube上都有立即的报道。王维洛博士推测，高福并不是从那个很完备的“网络直报系统”中获取消息的，因为那两份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已经有效地阻止了医务人员往该直报系统中输入病例，导致“网络直报系统”失去功能。而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高福，是通过翻墙碰巧看到了海外报道的这两份红头文件，看完之后才知道武汉市卫健委干了些什么。

明知人传人，仍决定追查泄密者、训诫吹哨人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武汉市卫健委出台这两份红头文件的由来吧。

根据王维洛博士的介绍，2019年12月26号，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又叫新华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在接诊病人中，发现了4名异常肺炎病例；28、29号，门诊又接连收治了3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前后7个病人的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张继先于是向医院通报，医院向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的疾控处都做了汇报。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卫健委疾控处和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指示三个单位，包括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对异常肺炎情况进行调查。29日当晚，金银潭医院业务副院长黄朝林、ICU主任吴文娟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逐一查看了这7个病人，接走了6位病人。

王维洛博士认为，这个举动已经说明了医务人员知道那是传染病，会人传人，否则不会把病人从普通医院转到传染病医院，为什么？因为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专门的传染病医院。王维洛推测，在12月29号晚间到30号早上，武汉卫健委，也可能有湖北省卫健委做出了处理决定，将此病定名为“不明原因肺炎”，草拟出了两个文件。这就是那两份所红头文件。

12月30日，红头文件出台的同时，艾芬医生看到7名患者的病案，她告诉了同行；同一天，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同学群中传播发现7例类SARS病患的消息。

也是同一天晚上，湖北和武汉方面得知中央专家组在31日早晨到达，同时也知道了两个红头文件已经泄露。武汉决定追查泄密者。文件的泄密者没有查到，但是在微信中查到李文亮等7人传播类SARS病的消息。于是12月31日凌晨一点半，李文亮被叫到武汉卫健委问话。当天上午，李文亮再次被医院有关领导找去谈话，要他承认自己“造谣”的错误。

放弃使用“网络直报系统”发布警报，中央把公告之责推给地方

我们再来看看匆匆赶到武汉的中央专家组查出来了什么。

根据王维洛博士从公开资讯平台中整理出来的结果，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组到达武汉，与武汉市卫健委作了讨论。讨论的结果就是由武汉市卫健委用他们的方式收集数据并公布。换言之，就是请武汉方面来主导公告，放弃“触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直报系统”的对外发布功能。

为什么中央专家组和武汉方面会讨论出这样的结果？王维洛博士说，“网络直报系统建立后，高福对这套系统给予厚望。但是在由谁公布数据上，一直是由卫健委决定。这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直报系统统计上来的数据，卫健委其实可以不公开发表的。”换言之，“网络直报系统”即使是一支完备和精准的枪，子弹可以迅速地推上膛，但是这支枪的扳机却不是由高福这样的医学专家来扣的，而是由政府官僚来扣的。

地方官公开暗示责任在中央

那么，湖北和武汉的政府官僚到底做了什么呢？

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发生后，舆论一面倒地谴责武汉市瞒报疫情。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暗示责任在中央。周先旺作为中共官员，把话说到这一步，已经是进入危险区域了，谁也不可能再去追问他。那么，责任到底在谁？有没有证据证明，真正谁是责任人？

中国科学家早期论文揭示了官方不予披露的重大信息

王维洛博士说，真相是存在的，在一份距离武汉约一万公里远的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2020年1月29号，高福院士团队在杂志的官网上发表了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论文。

王博士说，还有两篇学术论文也是相关的，一篇是王辰院士、高福院士等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的；还有一篇是钟南山院士团队3月2号在《胸部疾病杂志》网站上发表的。后两篇论文所包含的真相，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些论文发布出来后，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少公众指责，在武汉面临如此严重的疫情时，医疗工作者不忙于救治，却忙着写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王维洛博士说，高福院士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揭示了迄今为止，官方没有披露，同时也没有得到任何人关注的重大信息。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论文里有什么样的玄机？请看中共隐瞒最强证据(2)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