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集专访中，我们报道了德国国土资源专家、独立知识分子、工程博士王维洛先生的发现，他从中国医学专家在西方医学期刊上发表的公开论文中，挖掘出了大众所忽略的真相，包括投资10亿余人民币、运行了16年的中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为什么失灵了；武汉官方查出了什么，又隐瞒了什么；中共最高层知道了什么，隐瞒了什么，为什么隐瞒；中国医疗工作者在现有体制之下是如何设法向外界传递所知的一点真相的。

在第三集专访中，我们试着来回答另外几个迫切的问题，包括：中共一直在隐瞒真相把中国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严重压低了，但到底被压低了多少？有没有确切数字的证明？在中共一手遮天的中国大陆，这将是解不开的谜吗？

王维洛先生专门分析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的副主任冯子健，及新冠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这篇论文看上去毫无破绽，其中呈现的从12月8日到2月11日为止的所有病例数字，都来自于「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数据，而且与卫健委公布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但是，王维洛博士不愧是一位能够在“细节中找出魔鬼”的神探，他不仅发现了中共官方数字比中国疾控中心CDC的数字低了至少25倍，而且还推断出了破绽背后的原因。王博士从五个方面做出分析，本集节目报道前三个方面，下集节目将报道后两个方面。

中国的卫生医学专家们除了在国际期刊，如《柳叶刀》、《新英格兰杂志》、《胸部疾病杂志》发表论文外，同时也在中国国内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若干文章。王维洛博士专门分析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副主任冯子健，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0年第41册上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中华流行病学》在中国被称作是国家权威杂志，论文作者是冯子健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新冠病毒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共65名医务人员，很多都是疾控中心的行政和技术骨干。这一篇论文中呈现的从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2月11日为止的所有病例数字，都来自于我们前两集报道所讲到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数据，而且和中共卫健委公布的数字几乎完全一致。

第一方面问题：两种统计数据的数字真的一致吗？

我们先谈谈这篇论文的数据来源。论文指出：从2019年12月31日起，全国各地CDC联合开始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调查，全国CDC调查的全部数据都储存在这个「网络直报系统」中。

CDC动员了它在全国的力量进行调查，中国CDC由各级政府3481个单位和88万个公共卫生专职人员组成。（美国CDC只有1万5千名员工）

中国的「网络直报系统」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遍布全国的，理论上漏报是不可能的，而且直报系统中的个人信息资料非常完备，包括姓名、年龄、地址、职业、患病时间、确诊时间和死亡时间。

那么中共官方这几个月公布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在之前我们的报道中讲过，武汉市卫健委在12月30日发布了两个红头文件，规定：各医院或单位的病例通过填写统计表来完成，统计表上要加盖单位公章，然后扫描，再用电子邮件寄送到卫健委。这种做法看上去既原始又缓慢，好像回到了2003年萨斯年代一样。那为什么不直接输入高效的「网络直报系统」呢？根据王维洛博士的发现，不仅武汉市卫健委后来持续使用这个办法，而且在各地也被要求使用这种“笨”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需要单位领导加盖公章，就能够方便当局完全掌控数据。

CDC的统计和卫健委的统计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目的大概也不一样。前者是以医生为主统计的，后者是卫健委官方统计的。但是，冯子健论文中呈现的CDC或者说「网络直报系统」的数据，与卫健委官方的数据看起来几乎完全相同。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2020年4月7日，海外网络媒体《看中国》获得了一份武汉市卫健委的统计表，叫做“确诊病例信息日报表”。这份表中的下面有三个备注，我们看看其中的两条备注：

备注一：各区负责汇总统计各级医疗机构中收治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确诊病例需与「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的数据一致。

备注三：定点医院当日新入院人数仅统计26家定点诊疗医院

王维洛指出，第一条备注就明显有问题，什么叫“需要保持一致”？如果都是反映真实事实的话，还需要加这一条备注吗？既然有了「网络直报系统」，为什么还需要这个手工统计表呢？两套数据需要保持一致 – 到底哪套数据是真实准确的，就不好说了。

第三条备注就更荒唐了，根据央视CCTV的报道，武汉光二级以上的医院就多达155家，而这个统计表只能覆盖26家医院，少得可怜。

不仅如此，我们在网上看到不少人在武汉大街上倒下就去世了。武汉大学梁艳萍教授这样写过：“不少人没有来得及确诊就离开了人世，不少人无法住进医院而死于门诊走廊大厅；也有一些人是在街头的店铺门口；更有一些人为了不传染给家人和孩子选择了自杀……”这些人都统计在哪里了？是在这26家定点医院吗？武汉市民方斌拍摄到的那些直接死于医院走廊大厅还没有被医院收治的患者，也都在这26家定点医院的统计里吗？

既然官方公布的数据来自这样的统计表，那么外界看到武汉官方的统计数据会有多大的偏差就可想而知了。

冯子健论文中的数据来源是疾控中心CDC管辖的「网络直报系统」，这个系统是由88万名专职员工组成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国性统计系统，连接全国的每一家医院，仅武汉就多达200家医院，当然远远超过26家定点医院，而且是在CDC主导下做的全国性调查。那么论文里来自「网络直报系统」的数字，难道不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字大吗？

但是如果看2月11日论文统计截止日期所体现出来的数字，和官方公布的数字几乎完全一样。

这里有什么破绽呢？王维洛博士不愧是一位能够在“细节中找出魔鬼”的神探，他不仅找到了破绽，而且推断出破绽背后的原因。这篇论文在陈述的时候，把72,314例病例数据按发病日期，分成五个时间段。

——2019年12月31日之前：

——2020年1月1日至1月10日：

——2020年1月11日至1月20日：

——2020年1月21日至1月31日：

——2020年2月1日2月11日。

但是王维洛博士按照同样的五个时间段，去和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数据做比对时，他发现了巨大的不同！

数据显示，在第一时段，疾控中心的确诊病例数据是中共官方通报的3.8倍；第二时段，是18.4倍，第三时段达到了21.2倍，第四时段是2.8倍。那为什么到第五时段结束时，即2月11日，双方数据居然没有差距了呢？

王维洛分析说，这是论文作者冯子健团队必须做出的让步。因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发表与疫情相关的论文，都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如何能够通过审查呢？就是用这个办法。冯子健跟高福一起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即上一集报道中谈到的那篇论文中也使用过：前期的病例数据一直都是真实的，一直在攀升，但是在2020年1月8日后显然应该继续攀升的，但是高福却让它降下来了。当然高福给出了理由，他说：“我们的数据不完整。”

这样做的用处是，表面上看，论文公布的病例总数与中共官方通报的数据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样能够混过审查，因为审查人员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去审查细节，但是真相却藏在细节之中。

从这个图表来看，两个系统，即「网络直报系统」和中共官方的手工统计，在1月20日之前相差巨大，到1月20日这一天，达到了21倍之大！而中共对外声称的感染病例不到「网络直报系统」记录的5%！

最后一个时段，即2月1日到2月11日这10天，冯子健让双方数字对齐了，但是为了对齐，对出了一个荒唐现象：就是在这10天，疫情处于最严重的时候，连做假的官方数字都承认增长2.8倍的同时，而「网络直报系统」增长不到0.4倍，等于是说“天下太平”了。

另外，上面给出的病例，包括两类：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我们得花点功夫来解释一下。

疑似病例指的是有肺炎症状，还有被感染的可疑历史；确诊病例，指的就是再加上RNA（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但是「网络直报系统」里的数据，多了另外两类：一种叫“临床诊断病例”，另一种叫“无症状感染”。临床诊断病例是指有肺炎症状、有感染的可疑历史，再加上肺部拍照显示病变的；而无症状感是没有症状，从呼吸道采得的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如果加上这两类的数据，病例总数要再增加20%。

也就是说，只算两类病例的话，两组数据的差距高达21倍。但是如果把四类病例全都算进去，就是真实的结论：「网络直报系统」的统计数据比中共官方公布出来的病例多出25倍！

第二方面问题：死亡人数的修改

4月17日，中共出面修改死亡人数，多增加了1290人。外界普遍认为，因为跟世界各国的死亡人数相比，中国的死亡病例太过少了，显示非常不真实。中共顶不住了，就把死亡数字调高一点。

但问题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之前公布的数字少了这么多，中共给出的理由反而露了馅。它给出的理由有四个：简单地说，第一是疫情早期医疗人手不足，迟报漏报；第二是检测能力和收治病人能力不足，所以有些病例没有收上来；第三是早期增加了很多收治病人的临时单位，病例统计工作没有跟上；第四则是个模模糊糊的原因“公共卫生统计体系不完善”。

这些听上去好像都挺合理，可以自圆其说，但是王维洛博士仔细推敲后认为，它是圆不起来的。因为这几条理由都在说早期、早期，也就是少算的这1290例死亡病例都是早期漏算的，而冯子健的论文截止到2月11日，也正好是早期。论文里列出到2月11日的死亡人数是1,023例。如果说少算了 1,290例，那就是有126%的失误！

因为论文的数据来自于这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有88万专职人员的，无处不在的连接所有医疗单位的完备输入直报系统，而中共解释的什么“迟报漏报”、“顾不过来”之类的理由，都是指手工报告程序，这和「网络直报系统」没有关系。所以，如果这个耗资10亿元的完备系统会出现126%的统计误差，那就说明这个系统本身的准确度就是个笑话了。

当然，究竟是系统的准确程度是个笑话，还是为了改死亡数字编造的理由是个笑话，就请大家自己去判断了。

第三方面问题：究竟有多少医生被感染？

论文根据「网络直报系统」给出了全国医疗人员感染的数字：截止2月11日，是3,019人。但是同期中共卫健委给出的数字，是1,716人。

在2020年2月17日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提问：这两个数字不一样，怎么解释？

受访人是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她说，官方数据说的1,716人是指岗位上感染的，但是「网络直报系统」的3,019人中，还包括1,303位在家中或社区中感染、身份是医疗人员的人，所以统计的对象不一样。

王维洛博士分析说，焦雅辉大概觉得自己很高明，但是她说谎话前，根本没有仔细读过冯子健的论文是怎么写的。

论文里冯子健已经明确指出，这3,019位感染了病毒的医务人员，来自为武汉肺炎患者提供诊治服务的422家医疗机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的救治中被感染的。当时医疗人员极度缺乏，全员上阵都不够，外地还要调人来。焦雅辉等于在说，在第一线扑上去救人的422家医疗机构中，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中有43%的人那时并不用上班，待在家里时就中招了，这可能吗？

其实，冯子健论文中已经为焦副局长准备了答案：因为这3,019例，不是包含四类吗，其中确诊病例是1,716例，其他是另外三类。所以，焦副局长的正确答案应该是：“病例分为四类，政府公布的是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而直报系统公布的还加上了临床诊断病例和无症状感染病例。”可惜焦雅辉在串供方面做的功夫不够，所以说成是“1,303个医护人员是在家里或社区感染”，不仅自己撒了一个没法圆过来的谎，把冯子健精心准备的数字也弄乱了。

我们再来看冯子健精心准备的数字，在王维洛博士看来，也是谎话，因为如果冯子健的数字是准确的，也就是高达1,306例，也就是43%的医务人员属于另外三类。王维洛博士说，这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另外三类，说白了就是没有做RNA核酸检测的，这等于是43%受感染的医务人员没有核酸检测盒。但是当时医院里即使还有一个核酸检测盒，接诊的医生也会给同一战壕的战友使用，医院里没有也会从别的医院那里借用。43%感染了病毒的医务人员，没有得到核酸检测的确认，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就等于核酸检测盒已经匮乏到了感染病毒的一线医生40%的都用不到检测盒，那还谈什么让他们去检测病人？不等于医疗体系彻底崩溃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