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本质决定了中共不断制造“假想敌”的撒谎模式。

以美军为假设敌推出“美军细菌战”

1952年1月28日，中共开赴朝鲜战场的志愿军42军375团战士李广福在美机飞过的平康郡该军驻地金古里雪地上发现跳蚤、苍蝇和蜘蛛等昆虫，42军卫生部部长高良怀疑是美军飞机投掷的细菌，向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送来23个跳蚤，33个苍蝇和类似植株的昆虫标本，42军同时上报了志愿军总部，总部立刻上报了北京。

时隔一周多后，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所属各部密切注意敌机投掷物。随后的两周内，12军、39军等又送来蚂蚁、蟋蟀、跳蚤等昆虫标本，言称发现为敌机投放。

1～2月是朝鲜气温最低的时候，日平均气温最低为零下19摄氏度～零下22.5摄氏度。这种气温完全不适合于昆虫生存，但这些昆虫还是被“发现”和上报了。

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此事呈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报告中称敌机投放昆虫，但究竟带有何种病菌，尚需两日后得出结论。

2月19日，毛泽东批示了六点意见，第一点中提及：“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

后五点就把直接美国假想成了发动细菌战的元凶，指示将这重大发现电告朝鲜和斯大林，同时号召在全国全球要掀起一个反细菌战的舆论狂潮。

2月21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国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2月22日，朝鲜在接到中共的电告后，没有做任何调查，直接由外相朴宪永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同日，《人民日报》以志愿军和朝鲜当局的名义，在官媒头版头条发文，谴责美军发动细菌战。

共产党只要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天大的谎都敢撒。在它的逻辑里，谎言说的越大就越容易变成真理。

2月24日，在调查证据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对美国的指控。2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

讲真话者被批为美国特务

中共宣传自己向来讲求实事求是。可一旦你说真话，它就会凶相毕露，无论你是不是曾经被称为它们的“同志”。

2月22日～24日，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在对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表示：没有证据证实美军发动细菌战。这一观点基于如下事实：

志愿军后勤卫生部对42军送来的昆虫样本，进行化验室培养，培养不出病菌；代表中共军委到朝鲜战场进行调查的昆虫学家何琦教授和细菌学家魏曦教授，发现雪蚤染色涂片是有形如鼠疫杆菌的细菌，但呈格兰氏阳性(鼠疫杆菌是阴性)，培养不出鼠疫菌。何琦对吴之理说：“我看是false alarm(伪警报)。”志愿军后勤卫生部对上报有染疫死亡的单位进行核实，发现上报死人的说法都是道听途说的。

此前，吴之理的观点曾被中共中央批评为警惕性不高，并说即便美军没有发动细菌战，也可趁机加强卫生工作。在中共已经定性为美军发动细菌战后，吴之理就直接被严厉批评（大意）：“我们的卫生部长（指吴之理）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志愿军的健康能有保障吗?”

苏军参谋团长的翻译受命于斯大林向中共志愿军后勤卫生部询问细菌战是否属实。吴之理被迫回答：此事得问志愿军司令部。

当时的朝鲜官方和苏共都是接受了中共的谎言，不是出于相信中共的话，而是出于同一共产战线的政治需要。

先定性后凑证据

中共为何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急于研判定性美军发动细菌战？除了假想敌惯性思维外，还有三大因素的考量：

第一个因素，1951年6月25日，朝鲜在苏联和中共暗地里支持下入侵韩国，10月8日中共出兵。早在这一阶段，由于战争导致的卫生环境的恶劣，朝鲜侵略军和中共志愿军中就已经大面积流行过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瘟疫。战场上医疗设备很差，几乎没有医药可以救治，很多志愿军死于流行病。抛出美军细菌战的谎言是为了掩盖在朝鲜战场上的死亡人数。

第二个因素是当时朝鲜战争处于停战谈判议程期间，其中第四项议程关于志愿军战俘派遣问题，交战双方产生重大分歧。中共要求全部遣返回国，美国主张战俘自愿选择。中共误以为放出美军细菌战的谎言会在国际上占有舆论和道德先机，同时可以进一步蒙骗志愿军回国。后来的事实证明，选择留在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回国便遭到了各种政治迫害。

第三个就是需要在国内进一步掀起反美仇美的浪潮，统一思想，培植极端民族主义意识，掩盖国内镇反、三反、土改的血腥味，以此来树立长远的威权政治，旁证其政权合法性。

于是乎出现了给美军先定性、后凑证据的国际闹剧：

1.各地跟风上报五花八门的细菌宿主样本
从1952年1月28日后的两个月内，中共志愿军总部平均每天收到30多次报告，涵盖几乎所有的部队，都上报发现敌机投掷病菌，送来的标本包括死鼠、苍蝇、蚊子、树叶、蛇以及大量死鱼。

经化验室培养，这些样本有沙门氏菌，但无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在中共全球叫嚷美军发动细菌战后的一年中，志愿军中竟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

被中共洗脑的人们，往往对一件事物会失去常识性的判断，完全迷失在中共的谎言里。

2.没有鼠疫杆菌，也要出现鼠疫杆菌
中共定调，下面要不跟风，查出来可就是大罪。定调后，中共下派微生物学家陈文贵到朝鲜战场当防疫队长，5月，陈文贵发现志愿军后勤卫生部检验队细菌室内居然没有鼠疫杆菌，负责细菌室的工作人员方亮只好谎称是弄丢了。

事情反映到后勤卫生部部长那里，部长赶紧给北京军委卫生副部长贺诚致电，声称，必须要拿到鼠疫杆菌，否则一切都不好办。后来从沈阳送来两个密封铁管的鼠疫菌种。志愿军后勤卫生部长吴之理把一管交给了陈文贵，另一管交给了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事后，吴之理表示，如果万一到时难证明（美军）细菌战，就让防疫副队长给自己注射鼠疫菌，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死亡，做成铁证。

吴之理晚年发表《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一文，详细描述了亲历中共伪造美军细菌战的事实，他在文中表示：“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总有一天要说清，现在由我这不在职的知情的83岁的老人说出来比较合适。”

3.伪造假疫区
造假是中共的一项传统绝活。

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前苏联关于美军“细菌战”的12份绝密存档文件，其中文件五中提及，前苏联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1952年3月收到朝鲜国家安全部顾问和国家内务部顾问的备忘录，涉及下列事实：

“在苏联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朝鲜人民军顾问主席拉祖瓦耶夫的帮助下，为了指责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使用细菌武器，伪造了两处假的细菌感染地区。两名朝鲜人被判处死刑，并被关押在一个小茅舍、感染上细菌病毒。其中一个后来被毒死。”

早在2月，中共方面就做过假爆炸投掷现场报告：1952年2月17日下午，中共志愿军26军234团报告，该阵地有4架美机飞过，投下一爆炸物，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然后发现周围雪地里满地是苍蝇。阵地官兵目睹这一切，做实了美军投菌这一指控。

其实，这个假爆炸假报告和黄继光堵抢眼、董存瑞炸碉堡如出一辙：17日上午，中朝联合军总司令部刚下达指示，命令两国全军密切注意敌军投掷行为，并要作出详细报告。下午，假报告所需的“美机”就积极来凑证据了，而且还专找中共官兵站立的地方投掷，生怕中共官兵看不见、完不成政治任务。

4.严刑拷打美军战俘，要求作假供
中共污蔑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一个所谓的重要证据是，25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作证美国开展了细菌战。1953年2月22日～24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布了三名美国战俘的供词。其中美军高级军官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上校参谋长威布尔承认，细菌战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1年10月决定的、由美军总司令官李奇微执行。

而真实的情况是，中共采取了刑讯逼供、威逼利诱的做法。这些飞行员有的被反复拷打，其中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弗林上校回美国后，立刻发布记者招待会，表示自己是在被中共折磨的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屈打成招的。

拒绝国际组织调查

看到这个小标题，可能很多人会感到熟悉吧。的确，中共拒绝国际调查团独立调查迫害法轮功真相；拒绝美国专家团到武汉独立调查武汉肺炎疫情真相。拒绝国际调查，这是中共掩盖谎言的又一惯用手法。

3月4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 艾奇逊同时要求指控国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

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接受了美国的请求，提出向中朝派遣调查团，国际红十字会计划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但中共置之不理。

此后，3月28日、3月31日、4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又先后三次向中共、朝鲜发出请求，进入疫区进行调查。中共和小兄弟朝鲜始终装聋作哑。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20日、3月29日、4月10日等三天内4次向朝鲜政府提出进入疫区调查疫情，朝鲜在中共的授意下四次拒绝了请求。

找亲共人士组团，炮制伪调查报告书

与此同时，中共积极找国际亲共人士组团，进行“戴帽”调查，即赴疫区搜索美军细菌战证据。中共组织了两个调查团，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前者基本上就是中共的扩音器，什么都不懂，开口即骂“美帝”如何如何。后者则是亲共的技术力量，它的成立是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亲共人士法国人居里的号召。

世和会本身就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钱三强是联络员。调查团于6月23日～8月31日完成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所谓调查，形成了500页的所谓黑皮书报告，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待。

接见时，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在毛泽东面前附和了美帝发动细菌战的说法，回国后便向斯大林汇报了真实的调查情况：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中共体制内开明人士，资深翻译家资中筠曾服务于黑皮书的翻译工作。晚年她给财新网撰文表示：“而我这枚小小的螺丝钉参加工作伊始，夙夜匪懈投入的第一项任务竟是为一场‘虚惊’服务，岂不冤哉。实际上，我为之贡献大好光阴的、劳而无功的‘事业’，远不止此。”

掩人耳目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3月14日，中共政府在政务院第128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

这个指示其实是打着防疫的口号进行的一次仇美总动员，全国各地利用读报组、黑板报、大小型座谈会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仇恨美国、妖魔化美国的党文化宣传。

1952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严惩滥炸我东北和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的文章，蒙骗国人美国“是企图破坏朝鲜停战谈判，是企图延长和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并进一步挑拨新的战争”。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将矛头指向国内政治运动，“集中力量，把反贪污、反盗窃的斗争进行到底”“全部变成加强抗美援朝、支持人民志愿军的力量”，透过这些文章，外界不难看出中共炮制细菌战的真实用心，是为了转嫁国内矛盾的愚民手法而已。

1952年7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美国调查细菌战提案进行投票，9票通过，但因苏联1票反对而被否决。1952年下半年，斯大林从茹科夫院士那里和内部文件得知因中共自身的走火入魔而虚构了一场国际笑话，于是电告中共，细菌战是虚惊，暗示中共适可而止。

中共内心知道：迟早纸包不住火。于是，1952年12月31日，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将“反细菌战”悄悄更名为“爱国卫生运动”，中央防疫委员会也悄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这里，中共将仇恨和爱国做了暗渡陈仓的连接，骗了几代中国人。

中共不亡，骗局不止

据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前苏联关于美军“细菌战”的12份绝密存档文件九显示，1953年5月11日零点，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苏共驻华使节库兹涅佐夫和利哈乔夫。苏共提出希望提早结束揭露美国在中朝使用细菌武器的活动——这倒不是苏共良心发现，而是它发现自己被中共带到沟里了，在国际上很被动。

毛泽东则把责任推给了基层，说，要证明这些来自下级的报告的确实性是困难的。毛继而转换话题说，在镇反斗争中，65万人被执行了死刑，不可能所有的死刑都是合法的。

毛说出的是实话，但不是出自于愧疚和悔罪，是不敢在苏共主子面前造次。

1953年后，中共伪造的“美军细菌战”不再喧嚣，中共自此假装什么也都没发生过。但是，迄今为止，中共的谎言骗局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例如，2001年为推行迫害用“天安门自焚”伪案抹黑法轮功，又如，2020年为转嫁危机把武汉肺炎病毒来源及其传播推责给美国和其它国家。这些先造谣再搞运动的手法，在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中再次呈现给人们。不幸的是，却仍然有很多中国人轻信、上当受骗，更有少数人还在充当中共的帮凶，加油添醋的传播谎言。

当年的李约瑟因为替中共做了假证，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直到1970年代才从名单中移出。李约瑟的传记作者西蒙·温彻斯特表示：“李约瑟在智识方面爱上了共产主义，但事后才发现共产主义间谍首脑和干员，已经无情地欺骗了他。”亲共的美国人鲍威尔夫妇在上海主办《中国月报》，帮助中共散布美军细菌战谎言，1956年在美国被控煽动罪。

替中共站台，质同帮凶，下场一定不好。智者当迅速摒弃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