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5月25日当天，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的情况是：印度近21万例确诊，4172人死亡；巴西7.3万例确诊，2173人死亡；美国2.2万例确诊，605人死亡；俄罗斯近8000例确诊，385人死亡；日本近4000例确诊，106人死亡；德国近3000例确诊，272人死亡；英国2000多例确诊，15人死亡；法国2000多例确诊，221人死亡；韩国700例确诊，2人死亡；台湾283例确诊，6人死亡。

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共确诊了3317万感染病例，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至少59万人死亡。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十个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宾州、乔治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和北卡州。

虽然很多美国人都打了疫苗，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5月25日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底，约1亿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当中，有46个州报告了10,262个病例，都是接种疫苗后仍然染疫，大约每万名接种疫苗的人中会有1人染疫；而这1万多例当中，住院的995例、死亡者160例。CDC说，这一数字很可能还“被严重低估了”；接种疫苗后仍然感染的这1万人里，超过一半以上是被变种病毒所感染。

二、病毒来源的疑团解不开

这次疫情究竟是不是一次性危机，要看关键性疑团是否能破解。这个疑团就是：病毒从何而来？如果只是个别动物在自然界里偶然形成的病毒，比如中共说的蝙蝠或穿山甲，只要这种动物不是每天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不断反复穿梭，就不会通过与人类的朝夕相处而危害人类社会。但如果病毒是人工制造的，这病毒现在是否还保存在实验室里就非常关键了。只要这种病毒仍然在实验室里存在，即使不再发生事故型泄露，会否出现人为的故意泄露？不管是事故泄露还是人为泄露，病毒究竟是如何在社会上扩散的，然后又如何快速扩散到全世界，至今也仍然成谜。

这个疑团没有答案，这场全球抗疫斗争就多少有点“盲人骑瞎马”的意味。这个疑团始终无解，是因为中共捂住了盖子。中共的历史记录证明，它一贯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掩盖疫情，疫情“保密”的体制规则从未改变。此次疫情初起阶段，之所以武汉无防、全国无备、世界不知，是因为中共严格按照“源头”保密的制度执行，而对疫情“保密”这种制度直接造成了疫情蔓延。大规模传染病的防疫属于公共卫生事件，中共却不让公众了解疫情，只想通过“保密之下悄悄消灭疫情”来解决公共卫生事件。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5月7日的《周末澳洲人报》（The Weekend Australian）报导，2015年一份由中共军方科学家和中共高阶公共卫生官员撰写的报告，讨论了将SARS病毒“武器化”。美国国务院官员去年5月取得了这份文件，其标题是《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文章说，SARS病毒预示了“基因武器的新时代”，它们可经“人为操纵”，成为“新兴人类疾病病毒”，然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其武器化并释放出来”。报告还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生物战”，而致胜的核心将是“生物武器”。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国防大学追踪系统发现，该报告的18名作者中，10人与第四军医大学（即位于西安的空军军医大学）有关，是中共军方科学家和生化武器专家。ASPI执行主任詹宁斯（Peter Jennings）告诉媒体，这份报告是一份“确凿的证据”（smoking gun）：“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中国科学家正在考虑冠状病毒不同菌株的军事应用，并考虑如何部署它。这开始证实了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指COVID-19）是用于军事用途的病原体的意外泄漏”。他认为，这份文件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一直试图阻止外界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

这次疫情之初，最早关于疫情的41个病例的研究发现，27人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但其余14个人没接触过，占34%。也就是说，病毒还有其他来源。到底其他来源是什么，海鲜市场的病毒又从何而来？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去年初就被挖掘出来，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过关注。这个研究所内设有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又称武汉P4实验室，P4是指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等级达到最高级别4级），这个实验室研究烈性传染病，如炭疽、霍乱等。但疫情发生后，中共军方秘密对这个机构实行了军管。分析这次军管事件，可以看出疫情谜团难以破解的原因。

三、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去年2月8日首先披露了这次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法广当时报导，“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了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此举揭示武汉P4病毒实验室可能与军方的关联”。

陈薇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1991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毕业前夕特招入伍，入伍时的军衔是中尉，现已升到少将，属于少见的文职军官快速升迁。她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2003年成立了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务是防控军队系统的疾病，陈薇的工作与此有关。2016年军队体制改革，军事医学科学院被并入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院长是上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是中将军衔。陈薇这个所长的军阶是少将，说明她已经升到了专业人士的最高位置，因为她是军队的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主持的生物工程研究所的业务和武汉病毒所对口。

陈薇于武汉“封城”4天后“空降”该所，当时武汉天河机场已经关闭，没有民航航班，她很可能是由民航或军航专机送去的。这表明，她的武汉之行是奉军方高层之命，而且此行的任务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紧急重大任务。武汉当地没有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下属单位，但可能有合作单位，比如武汉病毒所。

在疫情已经全国蔓延的情况下，陈薇主管的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保障基层部队的安全，本身任务已经很重了，但她放下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防疫工作不管，留在了武汉病毒所。这说明，处理武汉病毒所，比整个部队的防疫更紧急、更重要。这是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一个关注点。陈薇在武汉病毒所一开始只是低调地调查、掌握情况，军方的首席生化武器专家在武汉封城之后专机飞到武汉，停留在武汉病毒所，暗示这个研究所与武汉的疫情爆发有关联。

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二个关注点是，陈薇以少将身份宣布接管武汉病毒所的P4病毒实验室。这是极为少见的特例，假如这个实验室只是个普通的民用科研机构与疫情无关，军方不应该去接管，也用不着一个正师级少将、全国生化武器防御方面的首席专家在如此关键时刻，特地飞来“接管”。这次接管事件其实说明，武汉病毒所不但与疫情的发生有重大关系，而且也与军方有密切合作；可能武汉病毒所的一些研究项目就是军方交办的，与军方正在研发的生化武器有关。

武汉病毒所军管事件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军方接管就是军管，目的是用军队的军纪和军法来管束这个实验室，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让外界了解军方的生物战委托项目以及相关疫情方面的绝密资讯。由此可见，对武汉病毒所的军管决定了与疫情源头相关的所有外界猜测，都无法再得到任何验证；军管相当于筑起了一道高墙，把这个实验室彻底封起来了，比武汉封城严厉得多；同时，军方很可能在武汉病毒所销毁了一切相关的痕迹；再就是，任何消息若进一步泄露，当事人可能被军法从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这次疫情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谁也找不到证据了。

四、世卫组织在疫情扩散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世卫组织的干部里有中共派去的官员，他们当然清楚中共对所有疫情的保密制度。但是，世卫组织又负有指导全球各国政府防疫的责任。对这些世卫组织的中共官员而言，如果是为了全球防疫的需要，他们有责任揭开病毒来源谜团，以便及时指导国际防疫；而从维护中共形象的上级要求出发，他们必须协助掩盖这个谜团。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使命，于是我们看到，他们拿着世卫组织的高薪，却背叛了自己的业务职能，充当着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帮凶。而这种角色又披着国际组织的外衣，世卫组织的中共官员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欺骗了全世界，导致了疫情的全球扩散和3百多万人的死亡。

据法新社报导，世卫组织1月26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报告指出，“中国面对的疫情风险非常高，而在区域与全球的风险水平属高”。报告的脚注说明，世卫组织1月23日、24日及25日发布的报告中称疫情风险“中等”，是不正确的。然而，当媒体要求世卫组织对这样的错误做出解释时，世卫组织发言人沙伊布（Fadela Chaib）轻描淡写地表示，那是“用词上的错误”。对这样的国际组织事实上并不存在追责机制，它误导了全球对疫情的认知，该组织及其负责人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错不可罚，就是这些国际组织最大的弊端。

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防疫问题上的严重错误，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据路透社报导，去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本来已经确认，新冠病毒“已经”有限度地人传人；但在中共的压力下，WHO把报导改成“可能”人传人，理由是，据中国政府调查，找不到清晰的人传人的证据。这个做法降低了各国政府的防范之心，以为中国一个城市的局部疫情对外国没什么影响。

第二，直到去年1月22日，中国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二版）》时，才承认武汉肺炎的病例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但仍然认为潜伏期可能无传染性。世界卫生组织照搬中共的说法，充当掩盖疫情真相的中共传声筒，误导世界各国以为处於潜伏期而没有感染症状的病毒携带者不会扩散病毒，以致于各国对武汉封城前夕飞往世界各地的几十万可能的病毒携带者毫无防范，导致病毒快速扩散到全世界。中共第一次正式承认人传人的时间点选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封城前是武汉人国际大逃亡的高峰期，为了让他们顺利到达各国，中共故意不承认疫情会传染；等到武汉封城了，航班都停了，中共才承认疫情会传染，那几十万飞到国外的武汉人已经抵达世界各国，疫情就这样传染到了全世界。

第三，去年2月5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首次明确，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这时各国才开始陆续禁航，但中共已经为世界各国送去了几十万国际旅行者，其中不少人是病毒传播者。“人传人”决定了感染者不一定要和武汉人有接触，而不发烧的人同样也可能因感染而传染他人。所以，对无症状感染者的早期无防范导致了疫情快速地向全球扩散。

第四，世界卫生组织掩盖了中共压低确诊数字的恶行。因为中共的“确诊率”与其他国家的“确诊率”不是一回事，中共规定的“确诊率”不是感染率，而是发病率。中共从一开始就故意用“发病率”冒充“确诊率”，让世界各国误以为感染人数不大，不要紧。直到今天，大部分国家还没明白过来。

第五，中国的疫情发生后，世卫组织曾建议派人到中国协助调查，被中共拒绝。明明中共有掩盖萨斯疫情的劣迹在先，世卫组织仍然选择无条件地“信任”中共，被动地“转播”中共对疫情的掩盖式报导；今年世卫组织派人到武汉调查，最后是充当了中共严格保密之下，不可靠资讯的传声筒。

五、疫情起源重起波澜

最先发声批判世卫组织的，是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RIVM）这个预防传染病的专门机构。该机构传染病控制中心主任夏普‧范‧迪瑟尔（Jaap van Dissel）去年3月22日接受网路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各国之所以成为重灾区，根本原因在于一味听信来自中共以及世卫的信息。他说，“世界卫生组织对当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评估，称传播的风险似乎很小。我们荷兰与其它欧洲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均采取同样立场。这是世卫组织当时的基本立场。”

今年3月，谭德塞在中国和世卫组织专家组发布武汉调查报告后表示，世卫专家在获取原始数据时遭遇到困难；研究报告针对“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评估，目前还不够充分，仍需进一步研究。这个说法，是为“实验室泄漏病毒”一事留下了一个后门。

最近，一群具有相关经验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世卫组织的疫情来源调查报告说，“313页的报告及其附件中，只有4页提到了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在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之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溢出的假设”。

5月16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的“周日早晨谈未来”（Sunday Morning Futures）节目采访时说，中共为了在武汉病毒实验室掩盖最可疑的新冠病毒源头可谓是“竭尽全力”，其掩盖程度十分“惊人”。他表示，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在调查病毒源头的整个过程中看到的每个证据都表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过相反的证据……，尽管中共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实验室，不允许任何人接触病毒相关的原始材料，也不允许外界与在那里工作的医生接触，但是证据仍在不断地积累。”他谈到，“结合我们掌握的间接证据，再加上中共为否认与该实验室有关的信息做了如此巨大的努力，这些都向我们强烈地表明：那里（武汉病毒实验室）就是（中共）病毒起源的地方。”

蓬佩奥还说，今年1月，美国政府解密了一系列与病毒源头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示，早在2019年中国武汉就有医生出现了感染该病毒的症状，“那都是事实”。他认为，这证明中共早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前往武汉调查之前就完全清楚：该病毒可以人传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处理本次疫情）的行径不仅是鲁莽或疏忽大意，其用心可能更坏”，蓬佩奥谴责说。

蓬佩奥提到的信息之一，最近被《华尔街日报》在5月23日曝光。该报援引美国的一份情报报告称，2019年11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出现严重病情”，并被送医治疗，症状与新冠肺炎相似。这比中国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早1个月。《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指出，他们看到的情报报告比已经公布的国务院报告内容更具体，不仅提供了武汉病毒式P4实验室生病的人数和发病的时间，而且交代了他们去医院看病的细节。

这篇报提出了一个重要线索：在中共前年12月宣布发现第1例病案之前1个月，武汉病毒所就有人感染，出现了相似症状。但中共对此高度保密，试图把武汉病毒所的扩散病毒嫌疑完全压住。这个做法暗示，这次全球疫情的来源很可能与武汉病毒所有关。5月26日，主要国家的媒体相继发布消息，纷纷聚焦武汉病毒所。

六、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能成功吗？

5月25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泽维尔‧贝塞拉在发给世卫组织年度部长会议的视频消息中呼吁，要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第二阶段调查。他表示，美国希望下一阶段的调查将更加严格。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刊出后，至少6位美国共和党联邦国会议员关注此事。参议员保罗（Rand Paul）推文说：“我向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H）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提问，询问COVID从武汉逃脱的诸多原因，以及我们不应资助但又资助了武汉或任何创造功能增强的病毒的实验等诸多原因。”参议员约翰逊（Ron Johnson）上周已致函福西，要求NIH就武汉病毒实验室等相关内容作答。他再度推文说：“获得武汉实验室发生了什么，以及那里的功能增强实验进展是极为重要的。我期待NIH的合作和对我去信的回复。”参议员布劳恩（Mike Braun）表示，他跟同事霍利（Josh Hawley）共同提出的议案，要求拜登政府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COVID大流行之间的所有情报。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也再次呼吁美国情报机构解密相关文件，他在推特上写道，“在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问题上，中共继续撒谎，推卸责任，并拒绝合作。我们必须对已掌握的情报进行解密，这样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就可以开始得到关于这场大流行病起源的答案。”

拜登5月26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分析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相关资讯，3个月后向白宫报告调查结果。联邦参议院则在5月26日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3个月内，解密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病毒起源潜在关联的任何及所有情报。国会两党议员称，病毒起源问题尚未有明确结论，但对中国“持续阻碍病毒来源相关事实的调查”感到不满。有共和党人直言，在有关调查上完全“不信任中国”、“不应排除任何可能”。参议院5月25日还在针对中国的《无尽边疆法案》中，纳入了多个两党支持的修正案，禁止将联邦资金投给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爱荷华州共和党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提出一项修正案时表示，“在中共病毒出现在武汉研究所附近后，中方官员非但没有合作……揭示疫情的起源，反而下令销毁部分冠状病毒样本，并阻止（调查人员）进入实验室。修正案将确保不会再有纳税人的一毛钱，被用于补贴共产主义中国。” 《无尽边疆法案》是为了对抗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野心，而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也开始对中共病毒起源，以及美国政府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分别进行调查。

中共肯定已经在武汉病毒所销毁了一切证据；同时，中共最高层已下令，各级政府要严密控制和封锁病毒研究数据和相关研究成果信息。任何怀疑和质疑官方关于病毒源头说法的文章和言论，在中国国内媒体和网络上已彻底消失。所以，疫情来源的国际追查无法取得第一手资讯，只能用间接证据做调查分析。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