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还提到，2012年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违规调动中央警卫团、掩盖其子令谷的车祸案，当时中央警卫团介入到这场可能影响中央高层权力分配的偶然事件中，同时也令这一既有机制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历史上中央警卫局在逮捕“四人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曹清本人更是亲身参与者。曹清就是上一任中央警卫局长王少军的前任。

王少军长期在中央警卫局工作，2009年升到警卫局副局长，2015年原局长曹清去职，由王少军接替，担任了警卫局局长。2018年驻福建漳州的陆军第31集团军91师政委陈登铝突然调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然后，王少军2019年底卸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职务。整个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中央警卫局一直没有局长，由副局长主持业务。直到中央警卫局长一职出缺一年半以后，最近才有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洪许调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接替王少军一年半以前留下的局长空缺。

这种“中南海保镖”缺帅的现象，本身已经十分罕见，中共建立政权后到2019年，从来没发生过；而更少见的情形是，习近平不是从中央警卫局这个相对封闭的特殊系统内提拔局长，而是改从野战部队调人充填。中共的中央警卫局业务非常特殊，而且属于最高机密性质，通常都是从中央警卫局内部提拔熟悉警卫业务的人来担任这个要职。

但是，习近平最近这两年里居然让至关重要的中央警卫局局长职务空缺一年半，而且最后特地不再使用中央警卫局内部的候补人选，而是从野战部队直接抽人来担负这个责任。是因为这个职务不再重要了吗？要了解这个职务的特殊性，就需要了解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警卫系统。

二、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真实权力来源

中南海警卫系统的运作，不只是通常理解的高层警卫安全功能，它实际上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控制制度的落实方式。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中共哪怕是在集体领导的名义下，其最高领导人始终只有一个人。而这个真正掌握其他高层人员命运的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并非来自他名义上的党内最高职务；也就是说，谁才是中共真正的最高领导人，要看他是否掌握了对其他高层人员的实际控制能力。第二，最高领导人的真实权力，其实就落实在他掌控对其他高层人员日常监控的能力。这种能力靠的是直接掌握中央警卫局、机要部门和保健部门。最高领导人掌握了这三个部门，其他高层人员的个人安全就完全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了。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中央办公厅管三大业务：第一部分是秘书、机要业务，包括秘书局、机要通信局、机要交通局、档案局，人数多，业务量大，涉及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来信来访等事物；第二部分是高层领导人的生活服务；第三部分是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业务、档案业务虽然工作量大，人员很多，对最高领导人的实际权力来讲，并不那么重要；真正体现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力地位的是中央警卫局、机要部门和保健局。

机要交通局负责传送机要文件，机要通信局则负责高层的两个电话系统。其一是保密电话系统，因使用红色外壳的电话，又被称为红机电话，主要安装在部长以上的办公室里，有单独的4位数电话号码。另一个电话系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直被称为“39”局，它的7位数电话号码的前2位数是39，主要安装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处。39局的电话虽然表面上属于民用电话，其实单独归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管控，该局对所有红机电话和39局系统的电话都监听。

保健局负责最高层少数几人的医疗保健，包括健康检查、日常药物服用和患病时的治疗方案。保健局直接对最高领导人个人负责，很多情况只许最高领导人自己掌握。比如，从现在已披露的消息来看，周恩来晚年患癌症，其病情不让他本人知道，而是报给毛泽东，是否需要做手术，也要毛泽东决定。周的早期癌症发现后，治疗手术却被毛泽东拖延下来，直到扩散成癌症晚期、再批准做手术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警卫局首先负责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警卫和安全，同时也给其他高层成员指派贴身警卫，即警卫秘书；此外，毛时代的中央警卫局还负责安排高层的主要活动场所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宾馆和玉泉山招待所这几处的警卫，以及高层人员的随车警卫。

最高领导人通过直接掌握中央警卫局、机要部门和保健局来监控其他高层人员，从而维持他的个人权力。在这种监控制度下，那些一举一动都被控制的其他高层人员能不能另起炉灶，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掌控个人权力的毛式手段，与苏共斯大林之后的情形不同。

三、中央办公厅可虚可实

很多人以为，上述这三个部门一向由中央办公厅管，中共总书记是谁，他就可以掌控这几个部门。其实未必如此，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时代，上述三个部门就不归他们这两位总书记管，而是由邓小平管。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让亲信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替毛掌管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机要部门和保健局这三个中共高层权力控制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邓小平掌握大权之后，大约在1981年，他把原来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机要局和保健局改划到他自己掌控的中央军委，警卫局长由邓小平信任的周恩来亲信、原中央警卫局主管之一杨德中担任，杨还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掌握中央办公厅的动态。通过这种手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这些高层人员的个人安全，就完全由邓小平掌握了。也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高层人员都不敢挑战邓小平。

这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掌控制度之下，高层人员不方便私下会面，因为他们的警卫秘书随时了解这些高层人员的活动；最高领导人之外的其他高层人员也不能用保密电话互相私下沟通，因为对这些电话的监听让谈话内容完全透明，有了手机之后，高层人员个人也不允许私人使用手机。这种警卫体制属于最高领导人集权控制的一部分，警卫们不归他们保卫的首长管，而是听命于上级中央警卫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警卫既是保卫人员，其实也是监视人员。

邓小平死后，由于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重新由一个人担任，江泽民就把上述三个部门回归中央办公厅管，以后再也未变。由此可见，这三个部门由谁控制，不仅仅反映出中共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在谁手里，也反映出中央办公厅处于实权还是虚权的状态；这三个部门不归中央办公厅管，中央办公厅就是虚权，总书记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这三个部门回归中央办公厅，就意味着中央办公厅又成了实权。

四、中央警卫局长的更换

在中共历史上，中央警卫局大部分时间是中央办公厅的下属单位，但也有十几年（即邓小平时代）脱离了中央办公厅。对各任最高领导人来说，中央警卫局长的人选，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实现对其他高层人员的控制。原任警卫局长是“老主子”的亲信，替“老主子”掌握着很多绝密的个人资讯，又通常与“老主子”有很深的关系，“新主子”无法完全信任。因此，新上任的最高领导人往往会更换中央警卫局长。

但是，新上任的最高领导人通常不会到任之日就撤换中央警卫局长，因为他们有两层考虑：其一，前任虽然交卸了，但如果立刻更换中央警卫局长，就会公开暴露前后任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可能因此引起两人的摩擦甚至冲突；其二，要撤换前任的警卫局长，新任最高领导人必得考察新任人选，找到自己可以信任的人，这需要一段时间。

邓小平1989年六四之后宣布，自己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但中央警卫局仍然留在中央军委管辖之下，由邓小平的亲信杨德中掌握。1992年邓小平警告江泽民的“谁不改革谁下台”这句话的底气就在这里。那时，名义上已是一介平民的邓小平，通过杨尚昆掌握军队，又有杨德中指挥警卫、机要和保健这三个最高权力的核心部门，所以“平民”邓小平实际上仍然掌握著名义上既担任总书记、又担任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的命运，江泽民只能对邓唯唯诺诺。

江泽民虽然1989年就上台了，但他夺得真正的权力之前，仍然是“平民”邓小平的“儿皇帝”。1992年邓南巡之后，江泽民通过曾庆红的帮助，在陈云、薄一波等元老的支持下，说服邓小平削掉了杨尚昆的军权。然后，一直等到邓小平病重到无法视事的1994年，江泽民才敢安排其亲信由喜贵来替换杨德中，自此真正掌握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胡锦涛2002年上台后，情形也十分类似。胡锦涛前5年的“最高”领导人地位始终是十分脆弱的，因为掌控警卫、机要和保健这三个核心部门的仍然是江泽民的亲信由喜贵。胡锦涛先是在2006年提拔从中央警卫局内部逐级提拔上来的曹清，任命他担任中央警卫局常务副局长；直到2007年，胡锦涛才把中央警卫局长由喜贵撤掉，换上了曹清。

习近平上任时，中央警卫局长还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也想换掉曹清，但为表示对胡锦涛的尊重，并未动作。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多以后，才利用中央警卫局用他的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通过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的嘴曝光了这件事。然后曹清就被换掉了，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要害职位由原警卫局副局长王少军接任。但是，习近平并未让王少军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意味着，习近平仍然不十分信任王少军，因此要让自己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钳制着王少军。

五、习近平信任中央警卫局？

中共历史上，中央警卫局局长从来都是最高领导人最信任的“大内”安全主管，而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都由内部升迁产生，每次换新局长都是“换将不换兵”，所以警卫局系统内部不会因为局长换人而出现震动。但今年习近平打破惯例，改用外部人选掌控中央警卫局系统，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他阻断了警卫局系统内部逐级升迁官员们的仕途，自然会让这些官员心生不满；第二，他的这一安排给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外部调人任职局长、副局长之后，今后可能会“换将也换兵”，虽然可能只是“掺沙子”，那也会引起中央警卫局系统内部的人心浮动。毫无疑问，这种“宁信外人、不信家奴”的做法，在主掌最高领导人实际权力控制要津的中央警卫局系统内肯定会引起震动，而这种震动对习近平而言，有相当大的风险。

为什么习近平宁肯冒着这样的风险，也一定不再从警卫局系统内提拔新人？中共官媒《多维新闻》倒是说了一句实话：“可避免长期浸淫在中南海内受高层矛盾斗争的影响。”这句话就是理解习近平此举的钥匙。其中可以解读出两个信息。

第一，中央警卫局系统内的主要干部有不少人卷入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这起码说明，高层权力斗争现在又活跃起来了，而中央警卫局系统内主要干部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度”让习近平心怀疑虑。显然，中共“二十”大前夕，高层存在着一股结束习近平统治的不算弱小的势力；而对习近平来说，这股势力能不能有效串联、形成气候，就看中央警卫局这个监控高层成员的工具是否可以运用自如。于是，通过从野战军调人来掌控中央警卫局，加紧对高层成员的监控，就成了习近平的一种应对高层权力斗争的手段。

第二，虽然习近平无法从熟悉警卫业务的中央警卫局系统干部中选拔出中央警卫局的“掌门人”，而从野战军调来的军事干部完全不熟悉高层警卫业务，习近平也只能信任这些野战军干部，至少他们不熟悉京城高层的人和事，不敢卷进权力斗争的漩涡。《多维新闻》的文章表示：“从野战部队抽调‘入京’，自然有利于使其摆脱中南海复杂的高层利益纠葛，但若从管理指挥机制上没有改变，恐怕高层的初衷未必能够实现。”这话的意思似乎是，这两个新任中央警卫局正副局长未必能指挥得动中央警卫局里面的“老油条们”。

距离中共“二十”大开会还有一年多，分析中共警卫局换马之壸奥，可以从中多少看出一些所谓的“中南海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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