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上官云珠在为电影《王老虎抢亲》试镜的时候，被当时著名的导演卜万苍相中，卜万苍还亲自为她取了“上官云珠”这个艺名。这成为她步入演艺生涯的标志。在之后的日子里，上官云珠不断磨练自己，几乎走遍上海滩大大小小的演出团，即使没有报酬也要参加演出。

逐渐地，她凭借不着痕迹而又风格多变的表演天赋在演艺界声名鹊起。在话剧舞台上，她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剧中担纲重要角色，更在《雷雨》中饰演繁漪而驰名上海滩。而通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太太万岁》等电影，她成为大银幕前的常客，将妩媚虚荣的交际花、刻薄势利的阔太太，或饱受欺凌的工厂女工等性格迥异的角色诠释得维妙维肖。

此时的上官云珠，就如同她的艺名一样，如云中明珠，耀眼璀璨。然而，命运总是出人意外的。在电影《太太万岁》里，上官云珠有句台词：“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都说“人生如戏”，这仿佛就是她命运的昭示。

中共建政之初，上官云珠刚刚30岁，这正是一名女星可以大有所为的年华，然而她却遭遇了演艺道路的瓶颈。由於戏路、形象与气质，都不适合表现中共重点宣扬的“工农兵”，上官云珠一度处于无戏可演的尴尬境地。为延续艺术生命，她主动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希望从“旧上海明星”，改头换面变成“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据大陆期刊《大众电影》记载，为洗刷所谓的“资产阶级情调”，上官云珠参与了一系列赈灾筹款与劳军义演，演出反映工人革命的话剧。1950年过年前后，她吃住都在剧场里，以每天两三场的频率，连续演出131场，终于因劳累过度，患上急性肺炎而昏倒在舞台上。在中共发起的“文艺大整风”运动中，她经常带病参加“人人过关”的会议，声泪俱下地“主动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

1955年，此时的上官云珠已经坐了三年的冷板凳了。导演白沉力排众议，起用上官云珠来饰演女主角，一位游击队的女护士长。在这部电影中，她彻底颠覆了自己以往风情万种的“交际花”、“阔太太”形象，实现银幕角色的“脱胎换骨”，也由此获得所谓的巨大“成功”。

1956年1月，上官云珠接到了一张改变她命运的纸条，上面是陈毅亲笔写下的11个字：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等她到了指定的中苏友好大厦，才发现毛泽东也在那里，上官云珠被安排陪同其跳舞。后来，上官云珠又与毛泽东神秘见面6次。

那个时候，“反右运动”暗潮汹涌，上官云珠原本被电影厂划为“右派”，却突然峰回路转，成为“重点保护对像”，右派指标被另一位演员顶替。这中间还有段小插曲。大陆作家铁流曾揭密，有段时间，上官云珠被毛泽东淡忘，为此，她亲手用瘦金体抄写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寄给毛泽东，以表寂寞哀怨之情。

而毛泽东随后写了一首《卜算子——咏梅》回赠给她：“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谁能想到，这首被中共文人大肆吹捧的词，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我们再回到60年代初的上官云珠，她变换角色，依附权贵，似乎正在迈向人生的第二个高峰。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1966年，上官云珠查出患乳腺癌，并立即做了切除手术。两个月后，她又患脑癌而不省人事，接受了一次脑部大手术。然而，病房外的环境却更加险峻，她的电影《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被批判为文艺界的“大毒草”。某天下午，尚未康复的上官云珠被一群造反派拉到电影厂批斗。

据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回忆，那时家里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了红叉；房门千疮百孔，被砸成了蜂窝。上官云珠背负着“旧社会明星”、“生活作风糜烂”、“主演多部坏电影”等多项罪名，被迫每天去电影厂的“牛棚”报到，“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大众电影》记载：“上官云珠时常被造反派们用包缠着布的粗大铁条往死里抽打，还有无休止的游街、批斗和人身侮辱。”1966年9月，上海电影厂召开批斗大会，她被造反派反剪胳膊作“喷气式”状，承受着辱骂和暴打。疯狂的看客为表“忠心”，也一齐冲上台对她拳打脚踢，直至她昏死过去。

时间到了1968年，文革运动从红卫兵造反的“红色恐怖”，转为毛泽东刮起的“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台风”。让上官云珠没有想到的是，她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让她在“反右运动”中逃过一劫，却最终将她推下深渊。

据大陆作家铁流撰文回忆，江青曾在保密处截留了一封上官云珠写给毛泽东的信，之后便打翻了醋坛子，并把上官云珠给忌恨上了。借着文革狂潮，大权在握的江青，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上官云珠被诬陷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从1968年9月开始，江青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及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她写出与毛泽东往来的细节。可是，上官云珠始终没写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

上官云珠曾希望毛泽东出面救她，然而，毛泽东却硬是不开口。具体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能猜测，或许毛泽东认为，年轻貌美的“新人”随处可寻，不值得为“旧人”节外生枝吧。

11月22日，上海电影厂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以“外调”之名提审上官云珠。在一间小屋子里，审讯人员围住她，逼迫她写出“对外不能透露、对内必须如实交待”的材料。

上官云珠答不出来，他们先是拳打脚踢，后来用皮鞋底狠抽她的脸颊。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奄奄一息的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勒令她明天必须写清楚那段“历史”，否则后果自负。

韦然在受访文章中描述母亲被打后的惨状：“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

当晚回到家，伤痕累累、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实在写不出“组织”想要的材料。因无法面对无尽的羞辱与磨难，在次日——1968年11月23日凌晨3点，也就是夜色最浓的时候，她纵身一跃，从四楼的窗口跳了下去。她在送医的路上停止了呼吸，年仅48岁。

韦然说，母亲坠楼后，身体重重地砸在楼下菜市场的大菜筐里，鲜血溅到了菜叶上。当时还有人闻声赶来抢救，后来，菜场的人用橡皮水管冲洗菜叶上的血迹，继续卖给消费者。

韦然听说后毫不惊讶，他说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难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习以为常。”

上官云珠最灿烂的年华，绽放在战乱时期的上海滩，却在所谓的“新中国”建立后，走向衰败和凋零。上官云珠曾有过三段婚姻，共育有两儿一女，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谁也不在她身边。而唯一一直跟随她的女儿姚姚，却又在她死后7年，出车祸死亡。

在整风、反右、文革等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中，上官云珠一次次妥协退让，一次次忍辱含垢，她甚至为了不影响自己所谓的追求“进步”，狠心地抛弃了遭人陷害而受到“劳动管制”的第三任丈夫程述尧。

然而，她没想到，在中共“摧毁一切”传统人文道德的暴风骤雨中，不要说她的电影梦想，就是她的生命也难逃坠入黑暗的结局。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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