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代会中共对人大代表无孔不入的监控&揭穿《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的谎言

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田培炎回应：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当选后，选民就拿他们没办法，只能等下一次选举；“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是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一旦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这样的民主比美国的民主更广泛、更真实、更管用。”

“中共式民主”到底是什么？田培炎的上述回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鱼目混珠手法。中国有真正的选民吗？选民是对应候选人的，如果在街上随便问几个市民，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选区，本选区当选的地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是谁，更不知道全国人大代表在人代会期间说了什么、如何投票。准确地讲，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行为是国家机密，从不公开。

据全国人大官网介绍，全国人大、省级人大、市级人大代表均系间接选举，选举他们的是低一级的人大代表。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要经过至少两级以上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而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并不需要征求自己“选区”选民的意见，完全由他们自己按上级政府的意图投票。所以，所谓“中共式民主”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际上是通过间接选举，把选民改换成了当选的地方人大代表，从而完全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完全与选民隔离了；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其实与选民无关，那是中共组织部门的挑选和安排。

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罢免，更与选民无关。田培炎的回答把因刑事犯罪被上级机关“罢免”，冒充为“选民”行为。“选民”对本选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政治活动通常一无所知，更无法向全国人大代表问责、追责，更谈不上罢免他们不喜欢的全国人大代表了。

中共这种把选民与候选人全过程隔离的人代会制度，居然被描述成“全过程民主”；这说明，“中共式民主”其实不过是用地方政府挑选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来冒充民选的民意代表，以假代真而已。

二、全国人代会对人大代表的严密监控

在“中共式民主”之下，虽然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地方政府挑选出来的，但中共对这些代表的言行从来就不放心，因此实行了一套从来不对公众公开的监控制度。每次全国人代会期间，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监控。这种监控分为明的和暗的，先介绍会议期间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开监控。

这种公开监控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人代会开会之前，先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共党员会议，以便向这些代表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是要听话、服从，互相监督。

第二方面的公开监控是严密地控制会议程序。每次人代会都是先开全体大会，宣布会议的议程。这些议程主要包括，一共开几次全体大会，哪几天分组开小组会；每次全体大会宣读哪些文件，比如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部长的财政报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最后一次全体大会投票通过审议这些报告的报告，再选举指定的总理。

这样的全体大会上，有时候会安排指定的发言人发言，但不允许代表们自由发言。所有代表按照要求，乖乖地分区坐好，听领导人作报告；再按照上级要求，举手或按键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大一向被称为“橡皮图章”或“选举木偶”的原因。全国人大办公厅的一项任务就是，怎样把“橡皮图章”或“选举木偶”包装得“好看”一些。这样就出现了个别代表的意外举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有个黄顺兴，曾担任过台东县长和台中地区的立委，1985年利用到美国探亲的机会投奔中共，定居北京。中共为了对台统战，曾封他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某在中共的全国人代会上，经常按照台湾立法院的模式在人民大会堂里表演，随便发言，反对各项议案。他算是打破中共人代会控制模式的第一人。

1993年黄顺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反对三峡工程，最后只好辞掉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死在北京。黄某是中共支持者，又是台湾人，中共允许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橡皮图章”做点包装。然而，他的下场并不好。中共与会的官员人大代表或其他各界被指派的代表们，当然不敢像黄顺兴这样做；他们懂得自己在会场上只是花瓶，而且属于随时会被高层摔碎的花瓶。

实际上，每次人代会期间，最高领导人完全掌握与会代表的态度和倾向；如果发现苗头不对，某些事项有很大争议，就会推迟表决，直到保证能有多数支持才投票；或者是下次换届时，把那些讲怪话、发牢骚、讲真话的代表换掉，换成听话的乖乖牌。至于高层为何能掌握代表们的个人态度和倾向，靠的是人代会期间那套暗的秘密监控制度。

三、各省代表团小组讨论的记录，用会议简报直报高层

全国人代会期间，分组开小组会的任务是，在审议的名义下，“学习”高层在全体大会上宣读的各项报告。这时候允许小组会参加者发言，同时派工作人员记录发言内容。

这些小组都是按地区划分的，通常每个省市的代表都集中住在某个宾馆，同吃同住同开会，每个省市的代表再分几个小组进行讨论。特地安排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在一起开小组会，其功能是，同一小组的人彼此比较熟悉，可以互相监督。军队系统的与会者不与各地区的与会者混合编组，而是军方代表集中在一个组，也是为了互相监督。

分组会议的发言没有多少事先的安排，看起来比较自由，但全国人大办公厅会派人在每个小组会的会场记录代表的发言内容。这些发言记录不给与会者看，与会者不知道工作人员记录的自己的话，是不是有选择性，是不是完全真实，什么话被故意漏掉了，什么话被添油加醋了。

所有小组会议的发言记录当天晚上连夜汇总整理成两类会议简报。一类简报第二天发给与会者，内容是引导大家按照高层意图来表态、讲话；另一类简报对代表们保密，第二天一早直送高层办公桌上，那里面不搜集空话、套话，而主要反映分组会每个会场的会议动态和“出格”的话。高层看到的会议简报里，通常会包含一些比较敏感的内容。比如，谁讲了一句“出格”的话，高层就从中掌握到某人的态度，然后决定是不是派人找他谈话。这种只给高层看的简报，其他小组的与会者不在现场，事后也看不到这类简报，因此完全不知道某人讲过什么“出格”的话。

四、克格勃式监控：密报人大代表会议期间的言行

全国人大办公厅派到每个省市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承担了一项秘密任务，那就是对与会者暗中监控。即便与会者们私下交流，也可能同样被监控密报。

这些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与某个省市的代表团同吃同住同活动。同吃是指在同一个餐厅吃饭，可以坐到任何一桌；同住是住在同一个宾馆，全天候地与代表们在同一地方；同活动是指晚上看戏看电影也坐在一起。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这些工作人员实行暗中监视。

这些工作人员在人代会召开之前，已经记熟了自己所管这个代表团每个与会者的年龄、性别、姓名、职务。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要求这些监控者，不询问代表的姓名就能准确识别每个代表是谁。这样，监控者可以随时不动神色地观察，然后在心中默记与会者的私下交谈。每天晚上这些监控者有一个秘密任务，要每天写密报，专门记录谁在走廊里、饭桌上讲了什么牢骚话。

每天半夜，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派专车到各省市代表团所住宾馆，从驻团工作人员那里收取密报，密报的内容不通过电话上报，只用文字记录稿传递。密报经过全国人大办公厅的会议简报组通宵整理，编入专门给高层看的会议简报里。这样，整个会议进程当中，与会者的一言一行，只要有“出格”的，高层都了解。

每个省市代表团的团长都是省长、省委书记，这些参加全国人代会的“老鸟”们非常清楚监控者的存在，因此省级领导们对那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都表面上客气，暗地里防备，敬而远之，生怕自己或本省参会人员成为密报对象。只有一些新挑选出来的基层人大代表才会傻傻地找到那些监控者，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老鸟”们一发现那些“菜鸟”去向“上级”反映情况，就会设法不露痕迹地把“菜鸟”们引开，免得他们“撞到枪口”上。

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被指定担任全国人代会会议的控制任务，国家安全部还会派特务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去监控这些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的驻团人员。

中共的政治制度中，选举、开会，这一切只是政治仪式，其功能是为专制政权营造一种表面上的合法性；同时又让参与者在这些仪式的“表演”当中，感受到当局无孔不入的监控和压力。这样的代表，既不代表选民，也不敢问政，更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他们到北京开人代会期间，处于全过程被监控的状态。这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状况。

美国要举办民主峰会，没有邀请中共。而峰会聚焦的三大主题“对抗威权、打击腐败、促进对人权尊重”，更是触到了中共的痛处，独裁、腐败、没有人权一向是中共的标签。中共很生气。各大官媒、各种官员在不同场合对美国口诛笔伐，并说中国的全过程民主才是真正的、管用的、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更称，100年来党高举人民民主旗帜，领导人民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种鬼话恐怕连鬼都不信。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是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吗？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共百年历史，看看它是怎么领导人民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吧——“打土豪、分田地”，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抢劫、勒索；肃反，自己人杀自己人，杀了10万；镇反，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杀人，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抗日将领、“起义”官兵；土改，挑动农民斗地主，打杀地主200万～300万。农民分到土地没多久就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义收走，中共成了最大的地主；反右，鼓励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再引蛇出洞打成右派。四十多万右派在运动中死去，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饿死3000万，责任全部推给老天爷，“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传统被彻底破坏，社会、经济彻底崩溃，一百多位名人、大师自杀，200万～400万人死亡，1亿人挨整；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历次运动中都是被打倒的对象……

中共百年，约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在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吗？

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还是橡皮图章？

到了现在，中共又提出“全过程民主”——过程民主、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实质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全世界最好的民主了，你能想到的它都包括了。但实际上又是怎么样的呢？

白皮书说“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有效行驶国家权力”。可是，谁都知道人大代表并不代表人民，人大就是个橡皮图章。

首先，人大代表中，各级党政干部、党员占了绝大多数。2009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大代表中官员之多举世罕见。就连官方都不得不承认，人代会快成党代会了，这才逐年降低官员、党员的比例。2018年，新华社报导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在2980名人大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1011名，占近34%，而中共党员多达2097名，占70%以上。人大代表本应监督政府，但各地党政主要领导基本上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裁判员和运动员合二为一，自己怎么监督自己？特别是现在，上上下下官员都在表忠心，你就不怕落个“妄议大政方针”、没有“看齐意识”、没有“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罪名？反而，在被中共抨击为“民主劣迹斑斑”的美国，最起码官员不能当议员，这是基本的常识，因为二者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

其次，单看人大的日程安排就可以看出人大的橡皮章功能。以2016年全国人大为例——3月5日开幕，16日闭幕，短短11天时间要听取、审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20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16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2016年预算草案、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慈善法草案。这么多文件，估计11天连看都看不完。

其中，“十三五”规划纲要一共二十篇八十章，事关今后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产业体系、基础设施、民生、社会治理、国防到工业、农业、商业、网络、生态、教育、法治，等等，包罗万象，估计很多内容绝大多数代表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却要在一两个工作日内看完、审查完、通过，可能吗？

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预算草案，只是简单概括、罗列了2015年的收支情况和2016年预算情况，相信大多数代表是看不懂的，即便是财会专业人士、地方官员都很难一窥究竟。至于具体情况，哪一项是不合理的、哪一项要节流、哪一项违规，为什么要这么做，等等，更是无从谈起。涉及几十万亿的金额，就这样草草通过了。这不是橡皮图章又是什么？

经常可以在央视新闻、媒体上看到，人大代表表示坚决拥护、完全赞成、一致同意、高票通过。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人大代表申纪兰是其中的极端例子，她当了一连13届、66年人大代表，被人戏称为“举手器”。大跃进，她举手了；文革中打倒刘少奇，她举手了；文革后为刘少奇平反，她又举手了……2009年，申纪兰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接受《河南商报》采访时说：“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和申纪兰相比，其他人只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多了些拐弯抹角、阿谀奉承、高调表扬、低调意见，真正敢于直指中共问题的凤毛麟角。

选举的闹剧

再来说说人大代表的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虽然由基层直接投票产生，但候选人基本上都是上级领导事先安排好的，选民只能从中选择。候选人除了二三百字的简历，大部分人估计连谁是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什么竞选宣传、与选民互动了。在老百姓的意识里，有问题找人大代表？没听说过，找谁呢？

2011年出现独立候选人后，全国人大法工委断定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谁想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就会被认为是捣乱，甚至会被认为是敌对分子、被判刑。2021年11月，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有14位独立候选人参选，“要做民众能找得到、忠实代表民众意愿的人大代表”。但这些人不是警察带去“喝茶”“旅游”，就是被堵在家里，连遛狗都不行，无法进行竞选宣传活动。甚至有警察警告已经针对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已经定性，“危险了”。

而省级、全国的人大代表则有下一级人代会选举产生，上级安排候选人的戏码再次上演。代表名单由所在单位根据上级的要求和人大分配的指标进行挑选、上报，上级圈定，然后在人大会上“一致通过”。整个过程，都在中共的操控之下。正如习近平所说：“党要领导一切。”

普选的秘密

至今，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从未进行过全国普选——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中共深谙普选的秘密。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然而，到了1951年，中共建政仅两年，刘少奇就指出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已经成为老口号，过去用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有“进步意义”，但在新政权下则不适合，“主要是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还不充分”。

中共党人非常清楚，普选是用来对付独裁的，真要普选，中共就要下台了。

2014年香港争取特首普选，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李飞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到香港宣读反对普选的指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再次提出普选的要求，最多时一百多万人上街游行，几乎倾城而出。但中共不予理睬，随后实行港版国安法，以分裂国家、阴谋颠覆、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抓捕、指控抗议者。2021年11月，几乎所有站在民主反对派一边的政治人物都出庭受审，他们因组织和参与2020年7月的初选而被指控 “阴谋颠覆”。捍卫香港自治、一国两制的口号被中共认定为“港独口号”。当年邓小平承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对于中共来说，香港真要普选，中共就不能再指定它在香港的代理人，党还怎么“领导一切”？所以，对于敢提出普选的人就要实行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在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表示，党的领导本质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民主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说来说去，强调的都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还要在党的领导之下，那到底是谁在做主？中国人什么时候当过家、什么时候做过共产党的主了？从来都是党让干啥就干啥。你要不干？别忘了，人民民主后面还有“专政”两字——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危险了”；六四学生反对腐败，是“反革命暴乱”；香港人要普选特首，捍卫香港自治、一国两制，是“港独”；法轮功修炼“真、善、忍”，福益身心、造福社会，是“亡党亡国”……

白皮书又说民主和专政不矛盾，“打击极少数是为了保护大多数，实行专政是为了实现民主”。可是，六四抗议活动遍及全国，从领导、官员、大学教授、新闻联播主持、民主党派人士到学生、工人、大妈都参与了，这是极少数吗？香港人口七百多万，除去老人、小孩、外籍，“反送中”最多时有一百多万人上街抗议，这是极少数吗？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前有1亿人在修炼，迄今弘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也是极少数吗？中共所做的恰恰相反，打击的是它不喜欢的大多数，保护的是它自己那一帮极少数。

白皮书还说中国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可是实际上中国人一样都没有，不信你跟公安局申请个集会、游行、示威试试？游行示威，就会像六四、香港“反送中”那样被专政。

什么话都让中共说了，什么事也都让中共做了。

反腐也算民主？

白皮书说“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腐败是人民民主的大敌”。这也算中国的民主之一？

按理说，在几百万人大代表的监督下，贪官污吏应该无处遁形。可是，看看这几年反腐打掉的一只只大老虎、小狐狸、小苍蝇，级别之高、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贪污金额之大，个个富可敌国；情节之荒唐、滑稽，令人啼笑皆非。头一天还在会上大讲反腐倡廉，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抵制腐败，第二天就被双规了。道理很简单，一党专制，没有真正的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是中国社会主义一大特色。中共的腐败举世无双。

反腐中，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能反，元老不能反，最腐败的江、曾等家族也不敢碰，因为涉及执政根基和中共的“伟光正”形象。可是，在中共已经烂到根的体制中，有谁是干净的？只是多少而已。

结语

还有很多很多事例可以揭露《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的谎言。诸如，由中共提供经费、受中共统战部领导、被称为花瓶的政协；在民主党派中发展秘密中共党员，把试图建立真正独立政党的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投入监狱；打入宗教内部，至死没有透露中共党员身份的宗教协会会长；投入巨额经费，越维越不稳的社会……

有人说，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并将之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其实，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民一向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如果没有中共一次次的运动、折腾、破坏，中国人的生活会更美好；如果没有中共系统性地破坏传统，不至于现在连老人倒地了都不敢扶，怕被讹了；如果没有中共大跃进、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资源不会被大肆攫取、环境不会被污染得如此严重，断了子孙的后路；如果中共把更多的钱用在民生上，而不是维稳，不至于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要“共同富裕”了；如果中共少唱些民主的高调，多做些还权于民的实事，彭帅不至于指证张高丽性侵而微博被删，罗昌平不至于质疑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就因言获罪，中国人不至于被生活在“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而不自知。

一、中共喜欢“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