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记者查询文章时，已无法从大陆网络搜到原文，即使是“知乎”上的讨论也被删得一干二净。所幸，海外网民已将文章下载保存下来，得以窥见全貌。

文章披露劳东燕内心的迷茫。

迷茫在于“涉及社会性的问题，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言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些什么”，在于“除了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写作有什么意义”、“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指摘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得不到欢迎。

劳东燕表示，她甚至对学术写作，也陷于迷茫之中，法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像学界中人的自娱自乐，表面的繁盛掩盖不了内里的空虚与犬儒。

在迷茫中，她又不得不面对现实：“谁能保证，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

劳东燕所说的“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应该是指在中共病毒疫情之下，武汉、西安封城后，民众的遭遇。不少人因为披露疫情真相而被调查，甚至抓捕。

劳东燕在文章中说：“发表一份记录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种种的日记，得做好被约谈的准备。声援一下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行，甚至要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体的接力呼吁之下，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出来，最终却只能在年关来临之际，选择从此别离家乡。”

“冰天雪地里，怀胎八月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而突发心脏病的老人，以必须核酸检测为由，在无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机会。一位妈妈接到中学放假的女儿，在已通过十八轮核酸检测的情况下，仍被卡点拦着不让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头直到天明。”

“山东的某位镇委书记告诫上访人员，有一百种手段‘刑事’对方；河南的某位县长更是杀气腾腾地喊话，春节期间要对恶意返乡者先隔离再拘留。”

劳东燕列举的上述事例，正是中国人经常遭遇的真实事件。

2021年12月19日，湖南省湘西永顺县怀孕女教师李田田在微博上发出紧急呼救，指她被教育局和派出所派来的人员送往精神病医院。只因为她公开声援被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开除的女教师宋庚一。在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下，李田田从精神病院被放回。但最终，在接近新年之际，2022年1月23日，李田田在微信公众号发表《写给家乡：离开是为了有尊严地活着！》一文说，“我已经离开了湘西，离开了那座我生活了27年的小县城。”

2022年1月1日，西安一名孕妇因肚子疼前往西安高新医院就医，因核酸问题无法入院，她在医院门口苦等两小时后，导致大出血，8个月的婴儿胎死腹中。

1月22日晚间，河南许昌市董女士正在上高中的女儿由学校统一安排送回家，但被住家附近的防疫卡点给拦下。董女士主动提出愿意全家隔离，但卡点仍不放行，最后，母女俩在大雪中冻了一夜。

去年年底，山东省青岛平度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让一名上访户家属向当事人传话说：“我有一百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 “这一家人都不怕死的话，那你就豁（出去），他们能豁上我也能豁上，你就转达给他就行了。给脸不要脸的话，那就不需再给脸······”“下一步不再行政拘留，而是刑事拘留，‘都’要送进监狱去。”“举全市之力，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武力，我耗得起他。”“他家可还有两个小孙子，肚子里还有一个。”等。

劳东燕，于1996年获得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4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硕博连读）；曾是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处书记员、代理检察员，后加入清华大学法学院，201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教授。

劳东燕在文章中一边回忆这一年发生的事件，一边流露出深深的不安。

“在一个到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对自由的追求时常成为被讥讽的对象，而人们对于权力的渐趋集中，对于以安全为名的各式管控，对于以大数据追踪为基础的技术统治，日益表现出无所谓甚至是欢迎的态度。”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稳定为名，宣称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可悲的是，无论是医院的保安还是卡点的人员，每个人都在尽忠职守，犹如螺丝钉那样，认真贯彻来自上面的规定，同时却对具体个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难的肇因。”

她深思，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共制度。

“制度造成的恶，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纵观20世纪的浩劫，几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恶所造成，恶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酿成难以想像的悲剧。”

“不解决问题，而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成为治理中的惯常手段。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事件都单纯地当作舆情问题，导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多。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后变成天大的事。”

劳东燕还指明，以自由为名而得以迅猛发展的网络与数据技术，现在成了中共新的统治工具，给人民套上了枷锁，并经常被统治者用于监控与操纵，包括进行愚弄。“个人被大数据系统所误伤，也经常不知道找谁理论，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阵之中”。

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劳东燕，曾对北京地铁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对乘客实施分类安检提出质疑。她曾发文《对安保无节制投入，究竟在防谁？》质问：“接下去，是不是要在所有的马路上，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面安装人脸识别的机器，以便随时将行人拦截下来盘问与搜身，将那些被认为危及安全的人进行拘押呢？”

她还说，地铁实施人脸识别，涉及公众重要的人身权益，不经听证就要推行，缺乏起码的合理性；“一个交通管理部门，有什么权力来对乘客进行分类？依据的又是什么法律？”

转回劳东燕今年1月份的文章。

令她感到荒谬的是一些被套上枷锁的人，他们不仅不愤怒于自由的丧失，还情愿像温水中被煮的青蛙一样，善于为统治者着想。也因为这样，普通个人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污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他人的不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冷酷，甚至想方设法要从当事人的身上找出错处来。

在迷茫与残酷的现实中，劳东燕保持清醒：“直面现实，接受世界残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凡是听不得残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婴儿阶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对残酷真相的接纳。”

她说，对女儿的教育上，就是选择让女儿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不会刻意掩饰其中的丑陋与残酷，给她一个修饰过后的美丽新世界”。

她还说，“如果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正能量，未免透着一股掩耳盗铃式的虚弱。”而这样的虚弱，放到大我的国家与社会来看，一个只有正能量一种声音的社会，不可能是健康的。

“在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漫天飞舞的时代，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真诚。一味地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终不免沦为虚伪与投机。”劳东燕认为，“一个强健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自我，会更有能力化约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同时拒绝犬儒与投机。”

文章最后，劳东燕引用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的一段话：“如果你选择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如果你选择不仅与强者为伍，还会同情帮扶弱者；如果你时刻设身处地为那些没有像你这般地位的人着想，那么你的存在，将不仅是你家人的骄傲，更是无数因为你的帮助而改变命运的成千上万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