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史称“珍宝岛之战”。

这是中共与苏共从意识形态冲突到国家利益冲突不断累积的结果。1953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后，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搞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进而在两国关系上发生严重对立。

1960年7月，苏共照会中共：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中苏两国边界纠纷在1964年10月以前共发生1000多起。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猛增到4189起。

珍宝岛之战，由于中共预先有准备，苏共损失更多一些。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此战以中共胜、苏共败而告结束。战后，中共控制了珍宝岛。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共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共威胁，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共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苏共第一次核打击被阻止

当时，美苏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核大国。苏共担心对中共实施核打击，会引发美国干预。

1969年8月20日，苏共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苏联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通报美国的目的是，如果苏联对中共动手，希望美国不要干预。

第二天，基辛格向美国总统尼克松汇报了多勃雷宁通报的情况。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当时，虽然美苏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美苏冷战仍在进行中。尼克松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美国最大威胁来自苏联。利用中国牵制苏联，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必然使远东笼罩在核战争阴云中。到那时，核污染会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尤其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后续的连锁反应，可能危及美国安全。

经过磋商后，美国形成两点共识：第一，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第二，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方。当时，中美没有建交，且积怨很深。怎么通知呢？最后，美方决定：让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

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发表一则报导《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其中写道：“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则爆炸性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在国际上强烈反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非常生气。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立即作出“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并提出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运动，全国很快进入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被转移到交通闭塞的偏远山区，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共领导人考虑到，苏联的全球战略对手仍是美国，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一年前50万苏军进入捷克，国际反响强烈，至今没有平息。如果东边与中共陷入战争，东西两线难兼顾。

在其核打击意图被公开曝光后，苏共决定对中共采取缓和措施。1969年9月上旬，苏联总理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吊唁越共领导人胡志明之机，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希望在回国途中，在北京跟中共总理会谈。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三个半小时，中苏剑拔弩张的关系略有缓和。

苏共第二次核打击被阻止

柯西金回国后，苏共又改变态度，趋于强硬。

1969年9月16日，英国伦敦的《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苏共对中共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再次笼罩中华大地。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美国总统尼克松紧急召开国防会议，与会者有副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以及助理基辛格。尼克松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为此，美国决定：第一，恢复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以便中美有直接沟通渠道。第二，利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等与中共的亲密关系，请他们替美国向中共传话。第三，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发出将对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实施核打击的指令。

1969年10月15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向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进入临战状态，所有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证实；二是美国已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稍晚才能送来。”

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居然会站到中国一边，要求立即拨通苏联驻美国大使的电话。几分钟后，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报告说：“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

柯西金接着向勃列日涅夫谈了中共方面的情况。他说：“虽然中国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中方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中方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相当惊人。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所说的四年前中共的核试验，是指中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6年10月27日，中共用中程导弹携带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甘肃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升空，飞行 9分14秒后，核弹头在894公里外的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中共接连进行了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

正是在美国强烈反对下，同时考虑到中共已做了一些战争准备，苏共再次放弃了对中共实施核打击的想法。

结语

1969年，中共两次面临苏共核打击，除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69年，正是中共文革极左路线狂热时。当时，对外既反美又反苏，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对内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得人心惶惶，危机四伏。苏共强硬派认为，可趁机利用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把中共打趴下。

珍宝岛之战后，中共大讲特讲苏联入侵的危险，反苏调门一升再升，中苏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中共与苏共由分歧到分裂，最后发展到边界战争，甚至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这使美国一些政要看到，或可联合中共抗衡苏联。这是美国两次强力阻止苏联对中国发生核打击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