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患：“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

医生：“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

病患：“我不知道，医生。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

这是第一个在中国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以色列病人，在他之前有许多以色列人前往中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这名对话医生则是Sheba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Jacob Lavee）。也正因为这次缘起，他近年来推动以色列立法机构通过了《器官移植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此类法律，禁止保险公司报销与非法获得的器官有关的费用。

同时，他也鼓励以色列国内进行捐赠改革，切断中国到以色列的器官贩卖渠道。

二零二二年，拉维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研究员罗伯森（Matthew P. Robertson）合作，在《美国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通过摘取器官执行死刑：中国（中共）违反死亡捐献者规则”（Execution by organ procurement: Breaching the dead donor rule in China）。

研究通过关键字筛选124,770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

这篇报导被多国媒体广泛报导，那么他们是如何找到这些隐藏的证据的呢？拉维和罗伯森六月二十七日在以色列网站Tablet Magazine上发表文章，还原他们挖掘证据的每一个步骤。

以色列Sheba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雅各·拉维（Jacob Lavee）（大纪元/图）

突然出现的器官移植热 谜团丛生

从二零零零年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开始了一个快速扩张期。数以千计的新医生接受培训，数百家医院开设了新的移植部门或建造了专用楼，新的移植技术专利被注册，国内免疫抑制剂的生产也开始了。

一位主要的外科医生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二零零零年是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分水岭。”另一位医生也说，二零零零年后做肝移植的医院数量“像雨后春笋般涌出”。

即使在二零零七年之后——当时中共对死刑制度的改革极大地减少了司法处决死刑犯的数量，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自二零零六年以来，关于“谁”弥补了移植数量和官方记录的死刑犯数量之间的缺口一直让分析家们困惑。迄今为止，最主要的假设是政治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近期可能还有维吾尔族穆斯林——被法外处决，其器官被用来换钱。

此外，还有一个几乎同样令人难以信服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的外科医生是否真的从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重要器官，之前的传闻和说法是否准确？

几十年来，人权研究人员一直在强调中国医生参与了对死刑犯摘取器官的案例。

揭发非典的中国军医蒋彦永在二零一五年告诉香港媒体，医生“会射杀囚犯，使他们没有完全死亡……然后迅速把他们拉到卡车上，把肝脏取出来”。

必须验证供体究竟是死还是活

拉维和罗伯森表示，他们想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很简单，就是验证在中国被摘除心脏进行移植的供体是死、还是活？

在此之前，还没有主流医学研究体系对这一主题进行印证，一些医学会、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或媒体不相信坊间的活摘指控。

他们表示，“这就是促使我们对这一主题在方法上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并通过同行评审”，最终将文章发表在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上的原因。

器官移植应基于死亡捐赠者规则，即器官移植中最基本的国际伦理规则。该规则规定，在捐赠者被正式宣布死亡之前，不得开始获取器官，而且器官获取不得导致捐赠者死亡。

这要求捐赠者在器官移植前有已经脑死亡的合法声明，从医学上讲，这意味着捐赠者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的能力，那么可以肯定捐赠者生前已经接受过插管试验。

因为无自主呼吸指必须依靠呼吸机维持通气。在确诊脑死亡之前，一定是用呼吸机通过人工气道（气管插管）维持呼吸。

如果插管病人在关闭呼吸机之后，仍没有开始自主呼吸，则会宣布脑死亡，这是确定脑死亡的基本环节。

反过来说，若捐赠者是在宣布为脑死亡后、医生才给插管，就可以证明，在摘取手术前，供体是活体，因为他／她不需要借助插管吸氧。

所以，只要中国的囚犯捐赠者是脑死亡，那么心脏摘除不会是他的死亡原因；但如果囚犯不存在脑死亡，或死亡原因在医学上不可信，那么摘除他们的心脏就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真实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在摘取心脏时，囚犯是活着的，外科医生就是刽子手。”他们说。

他们解释说，为何医生要给活的供体插管，因为在摘取心脏时，“只要人为地维持这类病人的通气，心脏就会继续短暂地跳动，从而使重要的器官保持活力和适合的状态”。

研究导向寻找不可能的脑死亡证据

所以，拉维和罗伯森的研究设计就进一步简单化，变成了“寻找虚假或不可能的脑死亡声明证据”。

他们对中国从一九五零年代到二零二零年底的12多万份医学出版物进行了检索，输入“脑死亡后立即气管内插管给氧”、“供体大脑死亡后，首先分秒必争地建立呼吸与静脉通道”等类似的几十个关键词组合查询。

结果找到，在一九八零年至二零一五年间，有71篇器官移植中文论文中对摘取器官步骤的描述，都出现了先诊断脑死亡，然后再进行气管插管的现象。

这71篇论文分布在35年的时间段里，分别来自15个省份、33个城市和56家医院（包括12家军队医院），涉及348名外科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或研究人员。

他们提供了一个标号为0191号论文的例子。“手术前1小时给捐赠者静脉注射肝素3mg/kg……心跳微弱，心肌呈紫色。通过气管插管辅助通气后，心肌变红，心跳变强……从胸骨第4肋间切口取出供体心脏……这种切口是野外手术的好选择，因为胸骨不能没有电的时候锯开”。

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捐献者没有出现脑死亡，还活着。

还有一例，外科医生无意中承认，受害者当时还能呼吸，没有插管。第0173号论文中写道：“在胸部被打开前，注射100毫克肝素，并给面罩加压，给氧气以协助呼吸”。

另一篇论文0463说：“确认供体脑死亡后，4例气管插管，3例面罩吸氧，迅速建立人工呼吸，快速正中胸腔剖腹……”

为什么这个细节如此关键？他们解释说，脑死亡要求捐献者已经不能自主呼吸。面罩就是氧气罩，使用氧气罩意味着医生知道，供体还能够呼吸。换句话说，当外科医生把供体的心脏挖出来时，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

国会议员：要求中共对活摘罪行负责

两位研究者在最后呼吁：“中国（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是在手术室的大灯下秘密完成的，因此几十年来一直难以被发现。

“全球对这些罪行的沉默是不合情理的，就跟类似于纳粹医生的罪行在我们眼前重演，而世界却保持沉默。

“现在是西方科学家、医生和其他人类重申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神圣性并重申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的那句口号：永不再犯。”

美国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六月二十八日引述这两位学者的论文，并推文说：“中共继续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良心犯和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克里斯‧康斯（Chris Coons）参议员和我提出的立法，要求中共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负责。”

通过对国会信息的公开检索，两位议员提出的S.602决议案自二零二一年三月引入，获得15位参议员支持。参院仍需就此决议案安排投票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