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从1957年“大跃进”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在这个阶段中共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争夺国际共产运动的领袖地位，结果导致中国出现三年大饥荒和十年动乱，使中共的统治濒临崩溃，这个阶段可称为中共统治下的内乱1.0时代；

第三阶段从1977年到2017年，这是中共进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阶段。在这时期，中共以政治专制但经济自由竞争的方式打造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利用西方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使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打算进一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

第四阶段从2017年至今，在美国川普政府时期，美国觉醒开始反击中共的全球霸主企图，中共在美中贸易战、科技战、意识形态输出以及新冠防疫领域全面受挫，从而加剧中共内部的路线分歧以及权力斗争，中共走入治下的“内乱2.0”时代。

在这四个阶段里，中共的统治理论和政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南辕北辙，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的发展演化过程基本上遵循了相同的套路，那就是建立一个中共全面控制的经济体系（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然后争夺世界霸权，在争夺世界霸权失败后，内斗加剧导致全国内乱。唯一不同的是，“内乱1.0”使中共的统治濒临崩溃，而“内乱2.0”将会导致中共政权解体。

“大跃进”引发中共“内乱1.0”

1957年11月13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并于1958年全面展开“大跃进”运动。这场政治运动的表面目标是为了“多、快、好、省”的兴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粮食和钢产量上不惜一切代价的“超英赶美”；而实质上，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毛泽东为了力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风头、夺取国际共产运动的头把交椅。二战后，苏联虽然在军事上成为与美国匹敌的大国，但是在经济方面却一直赶不上美国，而按照中共的逻辑，如果中国能在粮食、钢铁产量上超英赶美，就可以首先宣布自己进入了“共产主义”，那么国际共运的领袖自然非毛泽东莫属。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时代，虽然因为政治运动而导致粮食歉收，但是粮仓里本身是有存粮的，按理说只需开仓放粮就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而最终饿死4500万人则完全是因为政治因素，是为“放卫星”交的人头税。举例来说，某个生产队的粮食实际亩产可能平均只有800斤，但是“放卫星”报了亩产一万斤，那按照15%的交公粮比例，每亩应该给国家上缴1500斤的公粮，这样该生产队不但要把平均每亩800斤粮食全部交上去，每亩土地还要再搜刮此前的存粮700斤交出去，生产队农民的存粮就这样被清零了；其次，既然中共官媒报导中国粮食亩产都上万斤了，在国际上已经把自己吹成一个农业强国了，为了不让这个强国泡泡被吹破，那就绝对不能让国际上知道中国出现了饥荒。在各地因为存粮被清零而出现饿死人的局面时，中共不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是进行武装封村和封锁消息，不让任何饥民跑到别的地方去，饥民只能饿死在家里，而且任何农村饿死人的消息也绝对不能流传出去。就这样，中国农村每天都在大规模的饿死人，但是外界却一无所知。

“大跃进”是毛泽东为追求国际领袖地位而在经济领域发起的、试图用土方土法创造世界奇迹的一场蛮干运动，它拉开了中共统治下近20年内乱的序幕。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为避免承担失败责任，随后不惜一切代价的打响了自己领袖地位的保卫战，将中国进一步拖入了更残酷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罪魁祸首毛泽东去世，这场中共治下的“内乱1.0”时代维持了近20年，总共导致约5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中共高层以及家属。在文革结束之际，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教育系统全面停摆，社会道德和伦理体系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摧残，中共自己的统治也陷入了空前危机。

文革结束之后，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乱路线，将统治的重点转向恢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开启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历“内乱1.0”之后，中共领导层吸取教训，为避免再次陷入内乱，逐渐形成了一些内部潜规则或者内部方针，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时，不能杀死失势的一方以及不能波及家人；二是要维护经济体系和社会的稳定，并让中共统治阶层自己先富起来。显然这两条方针就是维护中共高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基本条件，前者是让内部权力斗争不能超越一定的范围，后者是要求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发展经济。

“内乱1.0”之后的“中国模式”

可以说，中共的这两大内部方针在随后的四十年里维系了中共的统治，延长了中共政权的寿命。尤其是中共将发展经济作为维持统治的命脉和建立统治合法性的新依据，只要经济不出问题，政治上权力交接平稳，中共相信，它们总是可以控制中国社会的基本局面的。

1989年6月中共以血腥手段镇压“六四”学潮之后，遭到了国际制裁，而同期东欧出现了共产政权接连垮台的浪潮，当时中共内部面临两条路线的选择，顽固派举起“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并有闭关锁国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倾向，而改革派则要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最终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中共维持了1978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并于1992年开始进一步打造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时，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正在酝酿，由于中共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没有后退，再加上有庞大的中国市场为诱饵，在90年代的后期终于使西方国家逐渐放松和解除了对中共的制裁。

1999年11月15日，在六四大屠杀的十年之后，中共与美国达成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经济上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共坚持经济建设为核心国策而渡过西方经济制裁难关的成功案例。

躲过国际社会对六四大屠杀的追责，也让中共更加自信的认为，只要让中国社会稳定，经济运作正常，就可以通过庞大的中国市场来诱惑西方政府和企业放弃对中国人权和民主自由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共的独裁统治和对国内民众的镇压行为。政治上极权专制，但是政局稳定，社会上百业兴旺，经济上可以自由竞争，这是中共开始打造的所谓“中国模式”。而1999年中共发动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既是“中国模式”弊端的一次集中大暴露，也同时再次检验着西方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中国模式”。

1999年7月，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运动，这场运动基本上复制了文革的迫害整人模式，可以看作是“文革1.5”进阶版本。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的目的就是要模仿毛泽东发动文革，通过一场政治运动，逼迫人人表态来树立个人统治权威，而迫害法轮功的权力运作模式也与文革如出一辙，效仿毛泽东建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手法，江泽民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超级权力机构“610办公室”，用于专门迫害法轮功。610办公室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调动公检法司在法律之外对法轮功学员执行监控、绑架、抄家、任意拘禁、非法判刑以及酷刑迫害，相当于独立于司法体系另外组建了一个只听从江泽民命令的权力系统，在江泽民的授意下，610组织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

根据中共内部流传出的数据，在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动用的经济资源占当年全国GDP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打了一场战争的消耗。在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同时，也正是中国经济在外资注入的刺激下开始腾飞的时候，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轮功耗资巨大，另一方面，庞大外资的注入也给中国经济输血，使中国经济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并在随后的十多年期间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中共对人类正信、道德、良知、伦理和法制的全面摧毁，暴露出“中国模式”最邪恶的一面，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开启后，西方国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与中共做生意方面，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了漠视的态度，这放纵了中共的极权野心。

“中国模式”本质上是对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侵蚀和颠覆，没有伦理、道德规范和法制制约的经济发展，不会与西方国家形成正常的竞争关系，这种经济模式对西方经济体系来说，就像是病毒对待它的寄主一样，只能是一种彻底的摧毁关系。如果西方长期纵容这种“中国模式”，将会对西方国家基于商业伦理和法制契约构建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直到全球化十多年后，西方国家才看到了没有伦理和游戏规则制约的“中国模式”对民主国家所造成的致命伤害，美国直到特朗普时代才决定要正式与这种“中国模式”脱钩。

迫害法轮功这场“文革1.5”的政治运动，由于发生在全球化以及外资为中国输血的时代，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没有向外界明显的表现出来，同时，中国的整体社会状况没有陷入像文革那样的动乱之中，中共政权也就在这种看似繁荣稳定的表象下得以继续茍延残喘。但是，中共灭亡的伏笔却已经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埋下了，这将在随后的中共“内乱2.0”时代会全面爆发出来。

从“文革1.5”到“内乱2.0”

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一开始就在中共内部存在巨大分歧，1998年中共人大前委员长乔石曾经出了一份最权威的调查报告，认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1999年在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大上访之后，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重申了法轮功学员有炼功自由的既往政策；此外，很多中共官员也不愿意对一个没有任何暴力倾向和权力欲望的修炼团体，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打压。由于迫害法轮功不得人心，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完全是靠奖金激励和封官许诺的利益诱惑来驱动下级官员执行，而能主动执行这一政策的人基本都是中共体制内那些道德最败坏的人，最想借助政治运动往上爬的人，迫害法轮功的推行让这些人逐渐汇集在江泽民身边，形成一个新的派系——江派（也被称为血债帮）。迫害法轮功在中共内部制造了新的路线之争，引发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埋下了中共内斗升级乃至覆亡的祸根。

江泽民之后胡温时代的十年，从2002年至2012年，中共政局相对算是比较平稳。胡温的执政在中共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点是，它不是来自上一代的指定，而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邓小平在世时，接连安排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代中共领导人的人选。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改革开放+六四镇压”，这也成为“中国模式”的开端。邓小平要求他选定的继承人延续自己的政治遗产，一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二是不能给六四事件翻案。江泽民时代可以说基本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并将这种“中国模式”升级为“闷声发大财+迫害法轮功”。在江泽民时代之后，江泽民留下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遗产能否被继承下去，成为中共政权的核心问题。

由于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继承人，江泽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于是安排了大量江派人马进入政治局常委，同时控制了军队和政法公安系统的权力，将枪杆子和刀把子牢牢的握在自己手中，以制约胡温政权，保护自己镇压法轮功的政治遗产不被改变。在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胡温的执政空间非常有限，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政治遗产都没有被改动。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都来自邓小平的指定，这也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胡锦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应该由江泽民指定，还是应该由胡锦涛指定？事实上，毛邓死后，中共强人政治时代已经结束，无论是江泽民是胡锦涛，都已经没有独立指定继承人的那种权威，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上位是江派、胡温团派以及太子党势力各方达成新的权力平衡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江泽民所要的结果，这种短暂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

在胡温时代之后，江派实际上属意的继承人是薄熙来，原因正是薄熙来在迫害法轮功方面表现得最为积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手术的始作俑者正是薄熙来，如果让薄熙来代表江派利益执掌中共最高政权，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这项政治遗产一定会被继承下去，以图逃脱深重的血债被清算，这是江泽民的如意算盘。于是在习近平上位之际，江派就密谋让薄熙来入常掌管政法系统，两年后再联手掌握军权的江派军头，发起政变推翻习近平。2012年2月份，王立军事件爆发，将江派的这项政变密谋曝光，于是中共内部展开新一轮的激烈权力搏杀。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的名义对准江派势力大打出手，随着前江派常委周永康的落马，文革后形成的“刑不上常委”的默契也被打破，在六四镇压二十多年后，中共政局再次陷入动荡之中，从中央机构、军队、政法系统等重要权力部门的争夺，到外交、宣传、教育、经济、金融、就业、以及科技发展等重大政策推行中的路线之争，双方的生死搏杀遍及各个领域，这场权力搏杀持续十年之久，直到目前依然在进行。

进入2022年后，习近平的两个任期即将结束，由于与江派的生死决斗依然没有分出胜负，而习近平自己的派系也没有成型，权力后继无人。习近平如果遵循中共内部此前约定俗成的规则，在两个任期结束后，于20大上将权力交出去，那么，习近平将面临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甚至连生命安全能不能保障都成了问题，这就注定了习近平无法交权，只能拼尽一切气力去争取第三届的连任，这也打破了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只能连任两届的内部潜规则，意味着中共内部将会出现更无序、更混乱的局面。

2022年3月底，习近平下达了上海封城，对奥米克戎病毒实施“动态清零”的防疫命令。“清零”是被习近平视为政治生命的一项世纪赌注，关乎着习近平能否在20大上顺利连任。习近平执政十年，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能拿得出手的骄人政绩并不多，而武汉抗疫模式是习近平唯一能拿出来炫耀的所谓“政绩”。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爆发时，武汉执行了严厉的封城措施，与西方国家封城不同的是，中共对一切都实施暗箱操作，隐瞒真实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在武汉疫情爆发的三个月期间，中共对外只公布了全国感染2万例，死亡四千多例的数据。这些数据当然是假的，但是却可以被中共当作所谓的抗疫成就，成为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大国抗疫的伟大功绩，这也是习近平在上海继续实施封城清零的依据和所谓“成功经验”。

从武汉到上海，无论这项清零政策如何不得人心，发生多大范围的次生灾难和人道惨剧，甚至正在引发中国社会走入更严重的动荡和内乱之中，习近平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一条道路走下去，这是中共体制决定的。一个中共最高领袖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承认错误，一旦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想像一下，如果习近平放弃清零政策，转而实施西方国家都已经实施的与病毒共存的政策，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可以与病毒共存，中国也并不会因此而天下大乱，社会反而会更有序更正常，这样对比下来，以前的武汉封城、西安封城，就不再是功绩了，而可能会成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重大决策错误，这将成为习近平政治对手打击他的最好把柄。

此外，目前在中国被封锁的城市也不仅仅是上海，全国还有数十座城市，正在被全封或局部封锁。据日本野村银行4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有45座城市的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城市每年贡献约7.2万亿美元的GDP，这些城市的经济前两季度严重受挫，将影响到今年5.5％的全国GDP增长目标。前面说过，文革之后中共把经济发展目标看作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果习近平此刻放弃清零，那么，重大决策错误加上经济失败，就可能让他寻求20大连任的努力化为泡影，这将是习近平无法承受之重。但是持续的封城，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无法承受之重，在清零这项涉及领袖地位的政治任务面前，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在执行清零政策中，为了达成将病毒“清零”的政治任务，中共基层干部们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牺牲民众的利益，一切既有的法律体系将被以执行最高指示的名义而破坏。法律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区别了公权力和私权利，对公权力来说，法律允许的才能去做，对于私权利来说，法无明文禁止的就可以去做，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方面来看，一场由专制政权引发的全社会动乱的标志，就是公权力的无限扩大和私权利的无限收缩，而这正是上海乃至全国被封锁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海封城清零模式的延续，以及这种极端模式在全国的推行，正在引爆全社会的动荡，一场“文革2.0”或者是“内乱2.0”正在中国上演。

中共丧失五大生存条件 灭亡将至

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共有五大条件帮助维护了中共政权的稳定，分别是内斗不扩大化；经济快速发展；外资注入；西方认同“中国模式”；美国的战略不以中国为第一目标。

中共依靠着这五大条件的便利，从1978年的一个落后穷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2010年时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渐显露出全球称霸的野心，而2017年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转折点。

2017年，在川普于1月20日就职总统发表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后，中共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1月23日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话，中国愿意接棒担任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张军说，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那是因为前方的领跑者退缩了，从而给中国留出了这一位置。张军的意思是特朗普政府执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一种孤立主义，而中国将坚持全球主义，并愿意在美国退出后承担领导者角色。张军之所以敢这么嚣张是因为在大约一周前的1月17日，习近平已经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强调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2017年是习近平即将开始第二个任期的关键年份，到了这一年，习近平已经拿下了很多江派大员，如前常委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虽然与江派的权力斗争还在进行着，但是习近平基本坐稳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位置，此时的习近平已经开始谋求全球领袖的地位，并寻求构建一个适合全球领袖的理论体系。2017年10月，中共召开了19大，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共党章。然而，无论中共御用文人们如何美化和粉饰，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马甲而已，是为中共谋求全球霸权构建的一套美丽说辞。

2017年，中共抛开了韬光养晦的伪装，开始露出了其凶恶的獠牙。而2017年美国川普政府上台后也开始认清中共打造的“中国模式”在全球化时代的危害，开始执行美国优先的政策，要求中共停止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侵犯美国的利益，停止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中共建立法治体系，遵守法治和普世价值观，实质也就是要求终止“中国模式”。在与中共协商无果后，川普政府于2018年开始对中共发起贸易战和科技战，并将中共列为美国的头号威胁，将美国战略的中心从中东开始专向亚太和中共，这意味维持中共政权的两大外部有利条件正在消失。而剩下的三个条件在中共“内乱2.0”开始后也即将丧失。

2022年4月份，日本领事馆公布了致上海市政府的一封信，提出了上海有1万1000家日资企业受到封控措施的严重影响，生产、供货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封控不知何时结束，企业难制定交货及生产计划，随之不得不将生产地向其他地区及国外转移。2022年5月5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报告说，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欧洲公司们表示，中共的“清零政策”严重打击了他们的供应链，他们被迫削减员工、降低收入预测，有23％的公司正在考虑将当前或计划中的投资移出中国大陆，这是1月份调查的两倍多，也是十年来的最高比例。2022年5月9日，中国美国商会表示，当局的防疫措施打击了美企在华投资的信心，58％在华美企调降全年营收预期，51％的美企将减少或延后在华投资。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必须要保持物流和人流的畅通，而以上海封城为标志的清零封锁政策，正在截断中国的物流和人流，导致外商撤资潮以及全球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浪潮。如果外资大规模的撤出，依靠外资输血的中国经济将失去增长的动力；此外，中国在世界工厂中的地位更多的表现在供应链方面，而不是品牌和专利，如果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转到越南和印度等地（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之中），那么中国不仅丧失世界工厂的地位，也会因为内需不足，失业率升高而陷入经济危机，这样一来，维系中共政权的“外资输入”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两大条件也即将会丧失，也意味着“中国模式”将走向崩溃。

而与此同时，中共内部围绕清零政策的权力斗争也正在越演越烈，既然习近平已经将清零作为其伟大、光荣、正确的标志，那么反习势力自然也会利用清零政策大作反面文章，有意增加清零的社会代价，让习近平失败，双方激烈的搏杀让中国社会在“内乱2.0”时代将更加动荡。2022年5月中旬，海外媒体纷纷报导说，在中共5月初的一次会议上，针对习近平发生了软性政变，对习近平的方针是“提前交权、到站下车、平稳过渡、不追责任”。这项传闻且不论真假，但是至少反映出此时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确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最后关头。

四十多年前，文革结束后，中共政权虽然岌岌可危，但是尚有多种机会可以东山再起。中共元老们尚在，可以迅速稳定中共的政局，并制定出内斗不扩大化以及发展经济的方针，在国际关系中，美国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美中关系当时正处在友谊万岁的美好时代，未来发展空间是一片光明。而在今天进入“内乱2.0”后，中共已经完全没有东山再起的任何空间，如前所述，以往支持其政权的五大便利条件或者不复存在，或者正在被摧毁，中共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